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冯胜平(王沪宁复旦同学) 2014-08-29
1.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习近平先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市场经济。尽管这一模式伴随各种弊病——低人权、低道德、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它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模式使中国走出贫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与中国模式讨论并行的，是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应该是共产党+宪政民主。除非革命发生，政权崩溃，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消灭了贫穷，今后三十年的目标就应是消除不公。贫穷和不公，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动荡革命的两大根源。消灭了这两大根源，中国就有可能走出王朝循环。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带领人民实现这个梦。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习近平先生，如果说中国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道路则必须目标明确。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政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就摸空了，摸出了辛亥革命。私利蒙住了满清权贵的眼睛，搞出一个使天下人失望的皇族内阁。相信自己子弟接班靠得住，不会挖祖坟，26岁的摄政王载沣断送了清朝三百年的江山。
2.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
习近平先生，在任何社会中，权威都是个定量，游走于法与人之间。法的权威多了，人的权威就少。对于长期习惯人治的国人来说，法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遇事托关系，美国人出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人治还是法治，取决于信仰：敬畏宪法，宪法就是治国大纲；崇拜领袖，领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领袖天马行空，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民国以来中国已有十一部宪法，《82宪法》亦是共产党制定的第五部宪法。为什么会有十一部？为什么是第五部？值得深思。
从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观念改变，更需要制度建设。符合国情、符合人性的制度，迟早会为人民接受；不符合人性的——如人民公社——最终会被抛弃。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即是法理权威对个人权威的取代。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国正在现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1989年初，邓小平曾想过修改宪法，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胡乔木揣摩上意，也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以后终于没有拿下来，是因为六·四发生，历史转向。枪声一响，由偷变抢，从此理想主义谢幕，现实主义登场。一方面，《宪法》中“四个坚持”对国人提出过高的要求，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宪法》承诺的各项自由长期无法兑现，使天下人失望。难以执行又无法兑现，法理的混乱导致人心的混乱，最终造成党纪代替国法，治国实行双重标准：双规符合党纪，不符合国法；党员不信共产主义违反党纪，却并不违反国法。于是，我们不仅有一国两制，还有了一国两法。
人治社会中，政府告诉人民享有什么权利，凡是政府不允许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会下，人民告诉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人民不允许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在美国，“法无禁止即自由”。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创造了一个官不聊生，人民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但是，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宪法的权威。与其任九个组长，不如定九条法规。再英明的领袖，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规律。历史记住汉莫拉比，不是因为他是国王，是因为他的石碑。汉莫拉比活了四十年，但他的法典活了四千年，是人类法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同样，拿破仑创造了一个帝国，最后留下来的却是一部法典。“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习近平先生，希望看到一部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法典。
3.实行六十条是走向宪政之路
习近平先生，你接手的是一个全面腐败、政出多门、信仰崩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要说民主，能专制就不错了。要治理乱局，当务之急是集权：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强军收拾军心，最后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的治国格言，也是他建立军机处的初衷。雍正集权，是为了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你建立国安会，大权独揽，无疑为推行宪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新的独裁创造了条件。宪政还是独裁？在你一念之间。
有人说你是一个“浑人”——居高位而不知寒，临深渊而不知险。殊不知中国聪明人太多，需要的就是“浑人”。“老人政治”结束，“浑人政治”开始，是中国的希望。只有“浑人”才敢对贪官亮剑；只有“浑人”才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只有“浑人”才能冲破传统，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
辛亥革命以来，新权威主义一直是学者向权力下跪的阶梯。每逢新君登场，必伴有他们的鼓噪。杨度的劝进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戴季陶把蒋介石引入专制歧途；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加剧邓小平对他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六·四悲剧。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永远在寻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宝座，再看他坠入地狱，最后树倒猢狲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989年的中国，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权威，但真正的新权威主义，应该是树法律的权，立宪政的威。
习近平先生，对你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满意。前者想你回到毛泽东，后者希望你成为蒋经国。但是，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台湾民主经验在大陆也未必适用。蒋经国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继而皈依三民主义，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务手段治国，最后以强权结束了蒋家王朝。与蒋经国不同，你即没有太子的身份，也没有特务政治的劣迹，更没有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当了习近平，何必再做蒋经国！你完全可以通过宪政结束三千年的专制，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党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奸商内外勾结，把共产党变成了“地产党”，“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又来路不明，他们最怕“双规”，最恨“共产”。把共产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埋了，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如果说经商“经”成亿万富翁是光荣，从政“从”成亿万富翁则是耻辱。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人数最多、也最富有的党，中共已经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铲除腐败，把公平还给社会，权利还给人民，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
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决定》接近常识，两万字的文件，通篇不谈宪政，通篇皆是宪政，没有一处赞美共产主义，也没有一处批判资本主义——仍旧是不讲主义，不争论。《决定》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号准中国的病脉，提出了急待解决的六十个问题。自由派人士若有识，应看到《决定》强烈的法制色彩——贯彻落实六十条，条条需要立规，处处需要守法，如果这还不是宪政，我不知道什么是宪政。左派人士若不怀偏见，也应看到《决定》向民生的倾斜和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假以时日，立规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实现六十条之路，就是中国宪政之路。
4.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建立公平社会，离不开军队对你的支持。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切不可认为今天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已经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过时的政治理念，最终只会导致动乱。
据一位美国将军回忆，72年访问中国，与一位中国将军谈到尼克松和议会的斗法。中国将军问：“你知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的政治立场吗？”他不解其意。中国将军提醒他：“第八十二空降师驻在华盛顿DC。”这是一场典型的鸡鸭对话，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将军心目中，第八十二空降师就是8341部队，可以随时用来对付政敌，美国将军则认为这种想法匪夷所思。的确，如“水门事件”显示，美国政治一样有黑幕，政客也常常不择手段。但他们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不用军队搞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在西方已经走出了丛林，成为文明人之间的游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职责是保卫国家。它不是党卫军，不应用于党争，更不能用于对付民变。应该尽早立法，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丛林。只要还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
“紧握枪杆子保江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位红二代如是说。在“千秋万代”问题上，红二代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是他们的心结，是中国政治的盲点，也是自秦始皇以来几百代中国帝王的梦。这不是智商的问题——几百代帝王不可能都弱智，为什么都梦想“千秋万代”？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断言：“人治不绝，刁民不止”，讲的是人治与刁民的关系。在人治与“千秋万代”之间，似乎也有同样的关系。法治社会下，当国者没有想传位给儿子的；人治社会中，一旦位极人臣，没有不想传给儿子的。这是制度决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可以“千秋万代”，当然不错。真能做得到，华盛顿也会当皇帝。
问题在于“千秋万代”不可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凭常识就该懂得，任何政党、团体、组织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保养得再好，也不能活两百岁。然而，人是一种喜欢自我欺骗的动物，危机感强烈时，因生存需要，会保持常识；一旦幸福感强烈，就会背离常识，幻想成仙成道，千秋万代。
习近平先生，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的确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并一定能保政权。对当国者来说，最危险的，是摄政王载沣的自信：“不怕，有兵在。”
最后结束满清统治的，就是兵。
5.宪政是平衡贪婪和恐惧的最好制度
习近平先生，宪政讨论的一个误区是，党内腐败集团会反对宪政。在你强势反腐之前，这也许是事实：既然没有代价，贪腐可以肆无忌惮，何必立宪束缚自己？胡温十年，是中国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后，贪官的好日子过完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官场人人自危：昨天薄熙来，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后天又是谁？一夜之间，中国官员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宪政铺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必须还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因为只有这样，宪政才能成为共识。文革后彭真与其他老干部热衷制定《82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刘少奇反右时没想起宪法，四清时没想起宪法，文革中却拿起了宪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6.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
习近平先生，2012年12月你发表讲话，纪念《82宪法》30周年，引起了一场热烈的宪政讨论。讨论无疾而终，虽无人受到惩处，宪政却成了敏感词。一时间党报、党刊痛批宪政，把它说成是敌对势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的阴谋。其实，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既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不分青红皂白批宪政，无异于告诉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骗人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芦笛）
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一提宪政，官员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布什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宪政的笼子必须有五条栅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你可以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他们知道，真要这样做，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既无法对付民意，也不敢承担后果。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同之处是都有“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制宪的基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则应是党、政、军三权分立。各国宪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什么时候党的领袖不再清洗军队领袖（毛泽东整彭德怀、林彪），军队领袖不再逮捕党的领袖（汪东兴、叶剑英逮捕“四人帮”），政府领袖不再在党军领袖之间走钢丝、装孙子（周恩来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间搞“中央政治”），宪政就算上了轨道。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再譬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谈了多年，却始终不着边际。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连党和国都分不开，国家都是党的，军队就是国家化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受党领导。没有宪政，不界定党、政、军各方的权责，“军队国家化”只能是个伪命题。
7.《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习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强调捍卫宪法尊严，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无疑是治国正道，本该坚持。由于自由派的干扰和保守派的反对，你从正确的立场上后退，终止了宪政讨论。不错，是有人想全盘西化，也有人想借宪政来打倒共产党，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害怕宪政的理由。能打倒共产党的是腐败、是专制，不是宪政。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宪政。我要是穷人，我不会对宪政感兴趣。我会在井冈山下等毛泽东，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就要宪政，就要立规守法了，我还没抢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革命心态”。抱着这种心态，孙中山反对满清立宪，民运希望中共越烂越好。对国内自由派和海外革命派来说，党主立宪并不是一条好路。我常跟海外革命派人士开玩笑：共产党的权力餐桌上没有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就有我，如果没有，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者的心态。对这种心态，我不敢苟同，但完全理解。
宪政不是训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蒋介石实行训政，也许初衷并不错，却不知训政是会训出瘾来的，原定三年的训政，一训就是二十多年。这边蒋介石忙着训政，那边毛泽东依靠工农，联合各民主党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帜，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训”到台湾去了。
赶走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国实行宪政，他搞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国不再是多少的问题，而成了有无的问题。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在中国达到了顶峰，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初衷和真诚。
平心而论，毛泽东未尝不想结束专制。1946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询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周而复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是否能找到跳出这“恶性周期律”的办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读“窑洞对”，似乎已成历史笑话，但我仍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诚。从马克思到民主，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终身在寻找跳出“周期律”的路。终于没有寻到，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于《三国》、《水浒》之类的糟粕，《资治通鉴》这部书，毛泽东读了十七遍，始终没有悟出：《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结束之后，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考虑结束专制。他们又想到了民主——民国激进自由派为中国开的药方。然而这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之所以错，是因为开方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
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8.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国而言，宪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记得曾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大家，民主的对立物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专制。这是逻辑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但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而易见，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了《政府论》，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好坏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一旦发生异化，君主就变僭主，貴族就变寡头，共和则变为民主。专制是人治的表现：僭主是一個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他反对民主，因為他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罪名是蛊惑青年。柏拉图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三种好制度，三种坏制度，区别在于規則。有規則是君主，沒規則就是僭主；有規則是貴族，沒規則就是寡頭；有規則是共和，沒規則就是民主。
“5·4运动”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大概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台湾民主转型成功，除蒋经国个人因素外，离不开日据时代的法治建设。大陆若分区实行民主选举，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里没有民主，却有一百年的法治。
9.走出阴谋论思维
习近平先生，《较量无声》、“共济会”之类的影视宣传，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正如中国有亲美派和反美派，美国也有亲共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反共的华盛顿右派集团——前者以利益为主导，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后者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希望改变或遏制中国。这两派中，华尔街金融集团是主流，华盛顿右派集团只是历史的遗迹，其地位有些相似于中国的极左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美国最大的右派基金会，被视为全球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这个基金会每年只有四千万经费，而这四千万中，又只有5%（两百万）用于中国。
来美32年，曾接触过美国一些右派领袖，如赫尔姆斯、克莱恩，也为谋生在华尔街工作十年。笔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话——它在赫尔姆斯、克莱恩那里是真的，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却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间，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赫尔姆斯、克莱恩生于冷战，以政治谋生，不反共又能干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量投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华尔街的亿万富翁，还真希望中共稳定，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搞乱中国，海外民运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上万亿资金投在中国，美国没有理由希望中国动乱。
不久前参加一个对外友协与卡特中心举办的会议，听到一些国内学者的战略思考，概括如下：1.中国应走出韬光养晦，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和美国争霸；2.中国应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建立先发制人的核威慑战略；3.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中国普世价值，应取代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美国普世价值，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准则。
其中一、三两条出自阎学通，一位来自清华的学者。在他的新作《下一个十年》里，阎大谈中美争霸的前景，宣称中美是“假朋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阎君的言论，颇像一百年前梁启超给袁世凯的建言：欲图帝政，需待机“对外一战而霸”。（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谄媚之言，亡国之议！中美争霸是世界的灾难。理想的中美关系，应该是经济上竞争，军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协。争霸是丛林规则，核时代两个核大国争霸，是死亡游戏。这个死亡游戏有个英文名字MAD（疯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狱（双方确保摧毁）。
习近平先生，强国是中国的主旋律，但强国并不等于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被打断，无论胜负，输的都是中国。强国的正路是宪政，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否则，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光绪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也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甲午之战中国胜利，大清的江山又能维持多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结束语
习近平先生，宪政之难，不在别人，在于我们自己。宪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国人找到一种快乐。一方面，我们讲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另一方面，我们太聪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规也经不起我们琢磨。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实质上是人治还是法治的纠结。法治是一种新的活法。从心底里，国人不喜欢法，盼望好皇帝。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
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太多的管束尽管使人厌恶，没有管束更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辛亥共和，中国与帝制告别，却没有与人治绝交。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无论旗号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实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观念，不仅领袖没有，人民更没有。也许，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先后有十一部宪法，却始终没有宪政的原因。
市场给中国带来平等，它的灵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场，再过一千年，中国也走不出传统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是商人，他们在交易中学会平等，在市场上享受自由。改革开放迎来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观念随着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形成一种新的思潮，使宪政成为可能。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毛泽东之后，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它离宪政却很近。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习近平先生，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2014年8月27日于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