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 再回母校

飞机在旧金山落地的瞬间，感受到颠簸。身体随着惯性向前冲动，座椅的安全带被拉紧。 我的心里涌出了一股难以表述的复杂情感。 走出研究生院的校门后， 来过旧金山不下五次。但从来没有想过回母校看看。

到硅谷出差开会有时下榻在 McEnery 会议中心附近的旅馆，有时住在要去的公司附近旅馆， 或转机，看老师、同学和朋友。 都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对每一个人，记录自己的经历是常事。

至今记得刚来美国时在旧金山入境，当签证官问了几句就在自己的中国护照上盖章通过时，心里的喜悦和忐忑。 高兴的是自己来了美国，马上要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不安的是举目无亲。上大学直到临近毕业才决定出国读研，准备得不够充分。学校虽然知名， 但算不上顶级。

我第一次去伯克利就被校园惊呆了。 美国大学原来很多没有明显的校园界限， 不像中国的大部分校园。 不过我上学时中国的大学校园， 至少北京的也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我们学校离颐和园、圆明园和香山、卧佛寺都不远， 经常有人去学校找我， 随便进出。

Berkeley 的校园不但没有明显的院墙，其学生中心和最主要行政办公楼在著名的萨瑟 (Sather） 校门外面，一左一右， 中间夹着一座小广场。 我第一天到美国学校就拜访了这两个地方。





最深切的第一感受就是美国非常自由， 遇到人都挺奈斯。 没人盘问你的来龙去脉， 当然坏处就是也没人主动关心你都需要什么，想办什么事， 除非你自己主动问或解释。 询问一般都会得到热心的帮助， 或者“对不起，我不知道”。

后来的岁月中我才知道， 萨瑟门外的小广场堪称“是非之地”， 一有什么事情，不论是好是坏， 也不论是否与学校有关， 都有学生聚集到这里。有欢歌笑语， 也有集会示威。 外人或路人也经常加入这类 protest。 参加的常常情绪激动；而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并不是只有在中国才好奇害死猫。

Berkeley 校园的著名地标是著名的萨瑟雕花铜门和萨瑟塔。 萨瑟是位银行家，19世纪到加州的挪威人， 1886年逝于旧金山湾区。 他的太太捐赠了门和塔。 萨瑟门是1910年完工的， 当时是学校的边界南门。 后来学校扩展， 我在那儿上学的时候， 就是如今在校园里面的情况了。

萨瑟塔是一座四方形四棱尖顶的钟楼。 四面有钟，整时敲响。 大家也叫它钟楼，与威尼斯的圣马可钟楼相似。 只不过威尼斯的那座钟楼是红砖建筑， 而伯克利的是灰色水泥建筑。 圣马可钟楼是世界第一独立高的钟楼，323英尺。伯克利钟楼是世界第二， 307英尺。

 



上世纪90年代，学校里有不少中国学生； 北京的校友也不少。 有人来机场接我，我帮校友带了他家里给他的东西。 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双 Nike 运动鞋和运动服等一大包。为此我必须缩减自己的东西。 学生奖学金各系不同。 理工科比文科的多几百。 大家的生活都特别节省。开始的几天我暂时住在校友家的客厅里。伯克利的房子那时就很贵了。 研究生院提供单身学生宿舍， 大家都是合租， 最便宜的一个房间也要2-3百元。

我因为15岁半上大学， 在大学里的班里是年纪最小的。 在当时的伯克利大约也是最年轻的大陆去的研究生。 那时的中国人还很穷。 虽然已经有个体万元户和早年下海的人挣到了不少的钱， 但我爸妈靠工资是没有多少钱的。

我考托福和GRE的报名费都是用的自己历年的压岁钱和上大学时打零工的积攒。 钱换成美金就缩水8-9倍。 托福准备的时间很短， 差几分没考到600。 GRE也没时间准备很多，所以选择了不考综合， 而是考了自己觉得较有把握的专题（subject）， 幸亏考得很不错，加上有学校学部委员教授的推荐信， 得以被录取。 

机票只能是我爸妈出了， 记得 4000 多. 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上大学时出国很热很普遍， 尤其是我们学校。 但最大的潮已经退却， 赚钱有了更多的门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同学， 上大学就开始准备。 我属于少不更事之流。

再回当年读研究生的校园， 一切仍是那么熟悉，满眼是年轻的学生， 亚洲学生很多。 管制比以前严了。 学校如今处处进门都需要门禁刷卡了。 如果不是老校友，还认识里面的教授，恐拍很多地方都进不去的。 这篇太长了， 以后再陆续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