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任期制是当代中国难得的政治进步，是邓小平改革在政治方面为数不多的成果，它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二是为定期纠错创造了条件，中国近几十年能够实现政治稳定，其功莫大焉。
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由于邓小平掌权形式的特殊性（本来就相当于垂帘，完全卸职后还出来“南巡讲话”），当代中国真正的任期制之践行，应当从“江交胡接”算起，其结果是出现了有名无实的胡锦涛时代。胡时代十年，胡始终被笼罩在江的阴影下，所谓“交班”名不副实，江更像是由前台走向了幕后垂帘。不仅如此，胡时代江有权力却无责任，胡权力小而责任大，这种权责的错位、错配，导致了胡时代党不管党、政不管国、政令不出中南海，权力失去约束，贪腐横行、不公猖獗等种种乱象，其最严重后果是，利益集团快速膨胀，贪婪无度，连经济都陷入“击鼓传花”的险境。凡此种种，都说明任期制的政治设计与中国权威主义的政治架构不相匹配，不但被架空，而且未见其功，反蒙其弊。反之，一种近似于领导人终身制的个人长期执政安排，则可以避免上述种种乱象和后果，且与现行的一党制、核心制等制度安排相匹配。可以说，此三者是权威主义政治的标配，“四小龙”时期的台湾、新加坡，都是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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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习近平废除任期制的合理性所在。更重要的是，习时代的中国面临多种严重挑战，他所进行的工作，更要面对强大的压力和阻力，例如反腐、打压利益集团。只有长期执政，执政者才能不惧反弹，下决心对付利益集团；而且也只有长期一致性的针对性打压，才能压制利益集团的反扑。同时，也只有明确长期执政，习才能真正建立和拥有自己的团队，并使之投入艰难的任务目标之中，如针对利益集团。如果习的任期被明确只剩5年，丝毫不用怀疑，官员队伍中没有多少人会跟着他啃硬骨头、闯地雷阵，都会顾及自己的后路，这是人性使然——如此也就谈不上有效应对当下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了。
即使习能够完全指定自己的继任者，也难以改变上述结果。不论对错，继任者迫于压力而改变前任政策，这是很常见的，比如毛曾说刘顶不住，又比如华国锋确实改变了毛的路线和政策。
所以，任期制的出台，只是中共自我定位尚未清晰时的一次摇摆性尝试；打破任期制，则是权威政体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当下情势的客观需要。但是，权威政体本来就具有权力制衡较小、自我纠错较难的特征，打破任期制将更加突出和放大这一点。虽然网络时代的信息畅通，有利于执政高层打破信息不对称、听到不同声音，但整体而言，仍难以根本纽转个人长期执政下对领导人个人素质的绝对依赖，执政行为也因此易陷入要么大胜、要么大败的悬殊境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期制的存废，使中国政治陷入两难。习近平的选择，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评价为好的——只有在一个社会面临重大挑战，非“大胜”不足以应付挑战时，废除任期制才是稳赚不赔的选择。个人认为，当下中国就面临着这种挑战，所以，现在废除任期制确实是最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
当下中国，内有经济下行与利益集团的巨大挑战与风险，外有美国恐惧于矢去领导权的集中、重点打压，面临由地区大国上升到世界性大国的重要关口，可以说既是难得之机，也有莫测之险。在这种严重时刻，很多事情都必须集权，需要政策在压力下的长期坚持、保持一致。除非中国愿意主动选择走“下坡路”，否则寄希望于强人、能人，奋力一搏以求“上坡”，就是必然选择。
权威政体的优势，就在于能够顶住压力逆流而上、逆势而进，其弱点则如上所说，权力制衡较小、自我纠错较难。既要求能在压力下坚持正确，又要求能够及时纠正错误，这本来就是矛盾的，难以得兼，所以，只能看具体情况下哪种要求更迫切、更重要。
反之，相对于权威政治，民主制度的优点是，不会主动犯颠覆性的错误，不会自己玩死自己；但它的缺陷是，可能被动犯根本性的错误，错失良机。所以，民主制更适应于那些已有优势的先发国家，权威政体则更适应于那些必须追赶的后发国家。也正因如此，全球市场开拓完成后，成功实现赶超的，基本只有带权威色彩的国家。换一种说法，民主制的特点是难大胜，亦难大错，且易于持续，所以，它宜于追赶已完成的守成阶段，不宜于追赶完成前需要爆发的阶段。
当然，民主制下也可能发生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之类所谓黑天鹅事件，但这种黑天鹅之黑，比之权威制下却不算什么。实际上，中国和中国模式的最大风险，就在于习之后出现黑天鹅，或者习本身变成黑天鹅。
习既然选择不甘于“容易走的下坡路”而是“求最好”，其做法就可能是难以持续的，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保持在“最好”状态；只能说，习的选择是针对于当下一时、一事的最优。所以，习之后要有退出性的安排，而这一点，对权威政体而言颇为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其实只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因素之一，绝非“决定性”因素，只是由于它是较能受到人类自己控制、即短期就能够改变的因素，所以受到特别重视，并成为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