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故事(14): 我家邻居是“军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万花筒里看美加,走马观花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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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是上海特有建筑形式,构成了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与千千万万市民的生活戚戚相关。那时候的弄堂,不像现在的公寓房,各家各户房门紧闭,自由空间倒是有了,可自己被自己锁在里面,失去的是“人情味”,还有邻里亲情。

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如果不是独门独户的富贵人家,灶间和浴室都是公用的,邻里相处关系好的话,最能体会什么叫“相互体谅”和“相互谦让”,大家共处同一个屋檐下,犹如一家人,用“远亲不如近邻”来表达邻里之间的关系最确切不过了。

每天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各家在一起烧夜饭(做晚餐)。“今天你家买了什么小菜?”,“你家烧什么好吃的?”,“谁家里来了客人?”,“哪里有新鲜竹笋卖?”…… 林林总总,所有的信息都汇集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楼下的公用厨房。

在我们楼里,若是哪家做了点好吃的,逢年过节有一点新鲜年货,一定会想着给左邻右舍送一碗尝尝。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母亲从来不让把空碗送回去,她一定会想方设法装点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回送给邻居。当然,各家各户也都自觉秉承了这一不成文的传统美德。

邢家的厨房在三楼,在每天做饭方面,他们与我们楼下几家的沟通没有那么密切。不过,如果每逢下班又正值大家烧夜饭的时间,无论大人孩子都会停留一下,与大家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做了些好吃的也不会忘记楼下的老邻居。

三楼邢家姆妈是长宁区一所小学校的教导主任,学校里大事小事一把抓,非常能干。她在家也是主心骨,膝下三儿三女,巧的是大姐、大哥、小妹、小弟、小小妹、小小弟依次排列,一男一女间隔不误。大姐和我哥一般大,小小弟也比我大几岁。很多年以前,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个“小萝卜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可就是这个“小萝卜头”也会惹事生非,有那么一次让我父母感受到了极大的耻辱。

那年,我大约三四岁左右,还没上幼儿园。有一天,呆在家里发闷,保姆兰英又忙着做家事,只好去隔壁24号找朱家小弟玩。他比我大两岁,两人玩腻了,感觉无聊,他提议,“我们到你家楼上找邢家小小妹玩怎样?”

到了邢家才发现门是虚掩着,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年幼不懂规矩,没有私闯民宅禁忌的约束,一看家里没人,大喜!以为好机会来了,乘虚而入,象两只贪吃的老鼠进了粮仓,东翻翻,西找找,看到好吃的吃,看到好玩的玩。他们家有几间房,东西真多,对我们小孩来说什么都是宝贝。当我们把大部份抽屉、柜子里的东西都抖落在地上尽情享受时,邢家大哥回来了,他看到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大吃一惊!

两个小孩这才知道撞了大祸,吓得灰溜溜地赶快逃跑,回到家也不敢告诉大人。

第二天,邢家给我们两家的父母送来了“告窃者家长书”,罗列了我们一条条罪状,并要求照价赔偿。为此,我被母亲狠狠地大骂了一顿,说我“把家里的脸都丢尽了!”

这可是我此生犯下的极其严重的错误,每每想到这些幼稚的错误还会脸红。在此,不得不再说一下“对不起!”

小时候,我们楼里有两个“缺席”人物是很忌讳在公开场合提及的,除了宝宝姐姐的爸爸,还有一个就是邢家伯伯。

暗地里听说,邢家伯伯解放后没几年就从楼里被带走了,起先说他属于“中统局”。文革中,街道派出所找邻居们个别谈话,又说他是“军统特务”,还要大家密切监督邢家人的一举一动。那时我父亲也在审查中,罪名是“美蒋大特务,大间谍”为主要基调的“历史反革命”,难怪我们这个25号楼受到里弄革委会的“特殊照顾”,在他们眼里,我们楼里的特务活动“无处不在”。

因为邢家特殊的成份,邢家大姐原先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男朋友,他曾经是邢家姆妈的学生和干儿子,长得仪表堂堂,与邢家大姐携手同进同出,恩爱有加,让邻里们羡慕不已,都说他俩“郎才女貌”。男友读上外英语系,而邢家大姐是复旦中文系的高才生,要才有才,要貌有貌。

可惜,文革期间成份论盛行,男友毕业前系领导找他谈话,说是“如果不与成份有问题的女友分开,就没有可能外派到大使馆工作”。

当大家听说她软弱的男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忍痛割爱”的悲剧,顿感“人性经不起拷问”,为此唏嘘不已!

文革中,邢家姆妈为身陷囹圄的“军统”丈夫受了不少苦,批斗,抄家,剃阴阳头,房子被缩减……不止一次我看见她低着头,弯着瘦弱的身子和我父亲,还有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列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在里弄里打扫卫生……

那时候,这样一个柔弱的中年妇女哪里还有精力去管好每一个孩子?没想到,邢家小弟交友不慎,与社会上那些游手好闲之流混在一起,被公安局以“偷窃、侮辱妇女”流氓罪逮捕。一家子有两个被手铐铐进去,可想而知邢家姆妈的压力以及他们一家在里弄里的处境。

小弟被公安局放出来之后,立即送去靠近上海的大丰农场劳教多年,等邻居们再见到他时,已经完全“脱胎换骨”变成一副“小流氓”样子了。行动诡异,早出晚归,走楼梯轻声轻脚,神不知鬼不觉,猛然撞见有可能还会吓一跳!

小弟被邢家姆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二十来岁的青年,三观已经形成,只有自己真正想改过自新才行。有一次,不知是他忘记带钥匙,还是有家不让回,他徒手从一楼沿着墙外的水管爬上三楼屋子里,身手敏捷真叫绝!让我有幸亲眼目睹他那套“飞檐走壁”功夫表演。

不过,他对我们都还挺客气的,从来没有耍过“小流氓”作风,偶尔撞见在一起烧晚饭的邻居们,也会像过去那样匆匆笑一笑,打个招呼。恕我不怀好意的估计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十几年邻居做下来,于情于理都下不了手吧?

在这几个孩子中,邢家姆妈最喜欢的是大姐和小小弟,每当与邻里们谈起他们俩,喜形于色实难掩饰。一个家庭中对孩子的不平等对待,免不了造成兄弟姐妹间的不和睦,在各自成长过程中带来些障碍。也在他们日后为坼迁分房利益上撕破手足情分,从而对簿公堂落下了伏笔。

文革结束后,有一天,长期被关押的邢家伯伯突然回到了上海!

我们这才知道,他是刑满释放后留在偏僻荒凉的青海劳改农场多年。不过,我们依然不清楚他过去到底属于“中统”还是“军统”?这种事情,即使是再和睦的邻里们,也是不好随便问的。

因为我前嫂子的父亲原来是青海劳改农场的干部,对这些劳改农场大概有一些了解。劳改农场通常两类人,一类管人的,叫干部、工人;还有一类被人管的,那就是犯人,劳教分子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当时劳教有一个政策,统称为“四留四不留”,这就是“(1)家中无依靠者没法回去;(2)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等大城市不准回去;(3)沿海地区和放回去后有可能危害社会的不放回去;(4)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

按照政策,邢家伯伯家在上海,即使刑满释放也必须呆在劳改农场。要不是因为文革结束,国家落实特赦政策,他恐怕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回来。当然,也需要家里的直系亲属同意接收才行。

记得当时邢家姆妈很激动,跑来与宝宝妈妈商量,到底要不要“签字同意让‘老头子’回来?”

知根知底的老邻居们哪里会劝她“不要让自己让分别多年的丈夫回家?”哪怕文革中她口口声声在大家面前说过“我是很想离婚的,但单位领导不批准!”

我想,答案其实早就在她心里头了,和老邻居唠唠只是为了缓解一下盼望已久的激动心情,顺便也和大家通个气,“我家的‘老头子’要回来了!”

邢家伯伯回来后,家中多了一口人,三楼后房那时被我家占用,他只好在晒台上搭一个很小的屋子与邢家姆妈住在一起。

晚上,从三楼晒台小屋透出的昏暗灯光,看他俩经过那么多年的磨难,依旧伉俪情深,不由联想到自己一家人在文革中与受审查的父亲划清界限,感触尤深……

邢家伯伯沉默寡言,一般不说话,走楼梯三步并作两步“蹭蹭蹭……”飞快,见人头一低擦身就过去了。

常常我望着他悄然远去的背影,会对这个过去所谓的“军统特务”心生怜意,不知他有多少世事和苦难埋藏在心里?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保持着过去在狭窄的牢房里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在三楼晒台余留下的那块不足六平方米小空地上,每天夜里绕圈小跑步。

据悉,青海劳改农场地属高寒缺氧地区,重体力劳动,加上饥饿,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不少国民党遗留人员和后来误判的右派,都没有能活到被释放、被“改正”那一天。正因为邢家伯伯坚持锻炼,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除了一头白发以外,并无老态龙钟状,看上去身体还很结实!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每天晚上听到晒台上传来“蹬蹬蹬……”小跑步的声音,我就知道,邢家伯伯又开始日复一日的锻炼了。

不知怎的,由此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小说《红岩》,里面有一个装疯卖傻的地下党员华子良,他是双枪老太婆的丈夫,在军统看守的渣滓洞,在守卫们的眼皮底下,为日后突围积蓄能量,也是这样天天绕着墙根跑。

时代不同了,练跑步的共产党换成了国民党,多具讽刺意义?

邢家姆妈后来患有挺严重的心脏病,上下楼梯都能听她气喘吁吁。很多次,不得不站在楼梯拐弯处休息一下,才能继续上三楼。

有一天,站在楼梯口,她手里提着沉重的东西,正想歇口气。看见我一蹦三跳往楼下跑,居然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死得快,不会有痛苦的,这倒是件好事!”

我那个时候十几岁,正值所谓的“豆蔻年华”,对死亡没有太多的概念,可火葬场还是去过的。每次还没有进到灵堂里面,远远就能听到死者亲人们悲悲戚戚的嚎哭声。因此,对于死亡,我总是怀着深深的恐惧。从来没有看见谁会这样高高兴兴地谈论死亡?那天邢家姆妈的陈述,在我心里留下非常奇异的印象。

后来,她真的像医生所预测的那样毫无痛苦的去世了!

那天,她正坐在旅游车上,参加长宁区教育局组织的退休教师春游活动中突然走的。

为了母亲的赔偿费,儿女们唇枪舌剑闹到教育局,惊动了很大一批人,当然包括我们这些邻里们。

那时候中国法律概念薄弱,要是在北美,单位每搞一次活动,都要求职工签署“免责条款”,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都事先写的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能的机会要求巨额赔偿。不知现在长宁区教育局是否吸取了教训?

忘了谁告诉我的,邢家姆妈最后大大风光了一下,追悼会办得极为隆重,她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仿佛睡着一般,四周布满了花环和前来悼念的人们 ……

想想邢家姆妈过去所遭受的磨难,恐怕也值了!

更多的上海弄堂故事,请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2961/118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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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万花筒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未竟理想者' 的评论 : 很同情你家的遭遇!希望过去的那些苦日子已经过去,心里的伤痕得以平复,冤假错案得到改正!

不过,我个人觉得不必迷信那些“大人物”,就像你以前给周写信,有结果吗?

千万多保重!
未竟理想者 发表评论于
回复 '美加万花筒' 的评论 : 很巧,家父邢事国,东北讲武堂出身,陆军大学十四期毕业,参加过四个抗日战役,1939年荣升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少将军参谋长。(详细内容见我的文章)被污蔑成“1940年参加军统”,其实整个1940年他在抗日前线,他的主官中没有戴笠,何为“军统”? 刘少奇副主席都能被污蔑,并被置于死地,其他人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何况家父系国共敌对时期,又是新中国服从于苏联的外交政策的形势下被牺牲的中苏边疆专家。曾任军令部二厅边疆处少将副处长,新疆,蒙古专任研究员。1945年7月1日到1947年7月12日用外交部驻苏联新西伯利亚副领事的身份,“潜去苏联,积极进行反苏反共活动”,,,,,,
未竟理想者 发表评论于
回复 '美加万花筒' 的评论 :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点点滴滴,终归历史。
华府采菊人 发表评论于
上海的普通老百姓那时过的日子一点儿也不高大上啊,工资略高于全国, 住房绝对比全国差, 而且差得不是一点点, 唯独好过全国的是副食品供应,因为是张脸面, 所以享受到了“全国保上海", 北京是另一张面孔。
jw2009 发表评论于
当初上海有多达6万俄罗斯人。。在上海的有钱人只要稍用头脑对这些俄罗斯人怎么来到上海进行跟纵一下就会明白他们自己的今后了。。发生在俄罗斯人身上的故事的源头就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许多人往远东方向逃命,希望逃往当初的中国。。其中不少人不幸在俄罗斯境内就被追杀掉,好一点的逃至中国但终因财了不济只能落户新疆满洲,当保姆。。能来到上海的是其中非常上等的一批。。
鲁迅1936年就死了。。他怎么知道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会去扫街的? 。。
jw2009 发表评论于
当初在上海有不少家庭是有能力出走的,但是他们选择了观望,甩不掉眼前的团团罐罐,以致酿成大祸。。
记得有个同学告诉他家的那幢3楼洋房是他父亲解放前夕用30根金条买来的。。当初一听见觉得卖给他父亲的人是何等聪明。。!
美加万花筒 发表评论于
回复 'weibao' 的评论 : 另外,我所看到的上海故事,无外乎十里洋场,淑女绅士,风花雪月。以致大家有一个印象,似乎过去的上海就是这样的高大上。我想换一个群体,让读者了解一下那个特定时间段中普通人的生活。

谢谢分享!
美加万花筒 发表评论于
回复 'weibao' 的评论 : 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往事并不如烟,我只有把这些如实写出来,对自己这一生和共同经历过的历史才有个交代。其实,前面几篇内容十几年前就完成了,一直存在电脑里。这次,在我先生的鼓励下,重新编辑发表。我希望读者从这些故事中不光了解过往里弄里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还能洞悉人性。
weibao 发表评论于
看了你的弄堂系列,感慨不已。我家我邻居在文革同样受尽了挫折和污辱。谢谢你写下来。我也有过记录那些人和事的想法,可是有些事情具体都记不清了,我父母也不愿意回顾那段日子。。。。
美加万花筒 发表评论于
回复 'acer2017' 的评论 : 其中这些人在当时也就是找了政府机关中的一个job。可是,选错了时代。
幸福剧团 发表评论于
祝中国新春佳节快乐!
谢谢喜欢和鼓励!
acer2017 发表评论于
選擇真的比努力重要,要是當年去了台灣,絕對可以安享晚年
探索真理 发表评论于
毛左向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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