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校园中的学生斗学生（上）
作者黄泽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套（转引自网络）
随着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并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成都街头开始出现第一批红卫兵。他们都是中学生，血统纯正，大都具有革干（革命干部）和革军（革命军人）的家庭出身背景。首批红卫兵有典型的装束和作派，用现代的眼光看，这基本属于某种红色行为艺术。身穿从爹妈箱底找出来的旧军装，腰系军皮带，臂戴红卫兵袖套，骑着自行车，用脚的中后部蹬着自行车的脚踏板，在大街上结队而行，呼啸而过，前呼后应，气势凌人。
随着第一批红卫兵的出现，“血统论”开始在成都中学的校园里流行。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沈汉武画）
八月下旬，新的学期开始了，同学们都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不到十七岁，高中刚刚念了一年。我一直是学校里品学皆优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因为学习成绩优秀，遵守纪律，积极上进而受到老师的信任和同学的尊敬，一直是少先队和班上的干部。长期的这种地位滋养了我强烈的上进心和自尊心，不甘人后，好学上进，忠实听话，做事认真。但我的母亲是带帽地主分子，是街道上的管制分子，属于“管、关、杀”系列。她其实本是成都光华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知书识礼，性格温和，是典型的知识女性，后来因养育三个儿子而成为了家庭主妇。由于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划分阶级成分的若干条款的规定，黄家这顶沉重的帽子就给了她 [5]。我父亲1943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土木系，毕生从事四川省的公路建设，解放后是省交通厅的一名级别不低的工程师，还是四川省政协委员。他常年在外修造公路，解放初期四川边远地区的几条干线公路，包括成阿（成都到阿坝）公路、宜西（宜宾到西昌）公路、东巴（东俄洛到巴塘）公路的许多路段，都是他负责施工修建的。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一直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磕磕碰碰。那时候，标准的学生政治发展道路是九岁入队，十五岁入团，十八岁入党。我是十岁半入队，十七岁尚未入团，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家庭出身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魔咒。
我的母亲和父亲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自一九六二年我读初中以来，中学里已经开始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入团的要求因此多次遭到拒绝，直到文革开始前，在高一的第一学期末，我才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但文革开始后就变得杳无音讯了。
此时的我，由于早就领略了党的“阶级路线”对我这类少年学生的歧视，自然对血统论极为敏感。首先，我感觉到社会上和校园里气氛开始变得异常。“黑五类”，“红五类”的字眼一次次映入眼帘，钻进耳朵。在学校里，校文革，这个全由出身好的学生和老师组成的文革领导班子，经常召集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开会，面容严肃，态度神秘，行动诡异。班上几个出身好的骨干分子，包括过去曾经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也有意和我疏远了关系，其中还有因为学习成绩差，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同学，过去在我面前热情而友好，现在却在我面前突然变得冷淡而高傲。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是班上唯一的一个不是共青团员的班干部，其身份颇为尴尬，有点少年民主人士的感觉。班上的活动我都积极参与，现在却明显感觉到被边缘化了。前几天，选举临时班文革小组，我被有预谋地排斥在外，甚至一个“职员”出身的同学，尽管得票多也被刷了下来。我因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感到苦闷，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但我并无思辩能力去进一步思考这是什么原因？这种变化的背后预示着什么？对于这种突然被边缘化的情况，我无法抗拒，亦不明究里，只得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
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转引自中国收藏在线）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怀着麻木的心情跨进学校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物理实验室面对校门的墙上贴着的几张大红纸，红纸前围满了观看的同学。这是成都五中红卫兵大队的成立宣言。北京红八月的风终于吹到了地处西南的成都。我的眼睛久久地盯在那几项参加红卫兵的条件上，红纸黑字清楚写着：只有“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即红五类）的子女才有条件参加红卫兵。我晃了几眼上面充满了使我难受字眼的成立宣言后，急忙地走开了，可心却没有走开。我不解，不解的是：为什么捍卫毛主席和生于什么家庭有关？我委屈，委屈的是：家庭出身不好就连当红卫兵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我漫无目的地在学校操场上走着，机械地迈动着脚步。最后，我是这样来安慰自己的：组织上我加入不了，我思想上一定要加入，要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我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家庭出身不能妨碍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这种精神安慰法使得我似乎又恢复了一点往日的朝气，精神又有了一些寄托。
八月二十九日，串连到成都的北京红卫兵在成都的东方红大礼堂（文革更名前的锦江大礼堂）组织成都的红卫兵们召开了一个“红五类翻身大会”[6]。在这次血统纯正的天之骄子的大会上，他们控诉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排挤和压迫工农革干子女。为了翻身，他们把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作为判定我、友、敌的纲领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调立刻成了中学红卫兵心中的圭臬。按照此论，把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 革命接班人，麻五类—革命团结对象，黑五类—专政对象。北京工业大学的谭力夫更与刘京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练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 [7]。这里需要附加点说明，以帮助现在的年青人了解文革中的专用名称。红五类前面已经提及。所谓麻五类者，其说法版本当时就很多，比较公认的是指家庭成分为职员、店员、中农、医生、教师等职业的人。而黑五类，则是指成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
该对联和其主要鼓吹者谭力夫（转引自网络）
血统论在文革初期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结出的一个恶果。历年来，阶级斗争在新中国社会中标定了具有原罪的黑五类，在宣布这些人是阶级敌人并进行专政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女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歧视政策。相反，革命政权对革命家庭的孩子则给予相当的照顾，特别是城里革干和革军家庭的孩子，导致他们滋生优越感，俨然是天生的革命者。文革狂飙突起，最初的这些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在革命、造反、打倒、批判、捍卫的狂热中，把仇恨对准阶级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很自然地把仇恨对准了阶级敌人的子女。带有阶级出身歧视的“血统论”正好迎合了他们的狭隘的正统接班人思想和偏激的革命情绪，成为当时有代表性的一种思想意识。
当年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蛮横“通令”（转引自网络）
开完这个所谓的“翻身大会”后，红五类们纷纷返回各自的学校，情绪亢奋，摩拳擦掌，连夜策划，于第二天一早，在成都的中学校园里广泛掀起了学生斗学生，侮辱和打骂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恶潮。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三十日，成都五中彻底乱了。
这天一早，我来到了学校。一进校门，使我眼睛呆住的是一副醒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本来就沉重的心一下子就更加沉重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班上，教室的门上也贴着同样的对联。我看见班上一些同学的脸上都不对劲，内心的阴影就更浓了。我不声不响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刚刚在低头回味，同学们的议论声就使得我把头抬了起来。我看见几个同学正在议论这突然钻出来的对联。大家似乎都不认同这蛮横决绝的论断，有的同学甚至不满地抨击起来。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走了过去，共同的看法使我感到他们特别亲切，终于按捺不住共鸣的心情说：“用家庭出身决定革命和反革命，这不符合事实。”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们停止了议论，回到座位上坐好。忽然我惊奇地发现，团支书带来了两位校文革的成员，他们的脸都死死地板着，如临大敌。我心想，有事吗？果然有事，而且是震惊教室的事。
一位校文革副主任杀气冲冲地站到讲台上，用激奋的腔调宣布：“现在你们班上有人要杀红五类，要取红五类的脑袋，我们要把这个凶手揪出来”。他口沫四射，极尽平生之力大呼：“杀红五类的狗崽子给老子站出来！”班上的红五类学生，似乎事先已经通了消息，这时候就高声附和着：“站出来！揪出来！”声浪形成了一股心理压力，我紧张而莫名其妙，心跳不止。接着，一些红五类同学纷纷站起来发言控诉，一场预先计划好的阴谋在开始实施。
突然，就要爆炸的空气中传来段姓同学的声音：“我没有这样说过，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就在段刚刚辩解的时候，同来的另一位校文革成员开始揭发：“段的家庭是工商业兼地主”。文革是处处公开地以家庭出身论英雄的特殊时期，揭某某人家庭的底细是文革期间最常用的手段。当两人争辩时，在相持不下之际，如果一方突然抛出这个杀手锏，每每能收到奇效。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位瞬间无语，顿时矮了三分，而旁观者也会立刻站到出身好的那边，形成压倒优势。不等段同学张口否认，团支书就带头叫喊“狗崽子要翻天！”班上的同学大都给搞蒙了，大多数同学一腔不开，少数人也有故作一脸愤怒状的。当有红五类同学叫喊：“黑五类给老子站出来”的时候，我脸也红了，心也狂跳不止，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缩。一直到段姓同学毅然站出来时，我才清醒一些，松了一口很久没有呼出来的气。
后来我听说，这本是当年五月底发生的事情，段因为有人在背后说他与某某女同学关系亲密而找到团支书谈话（段本人是团员），最后段说到气愤处，就说：“谁要是再造谣，我就要他（她）的脑袋”。大概，造谣中伤的人是个红五类，因此，到了文革中的红八月，在红五类扬眉吐气翻身之际，这句话被重新提起，并构成了“要杀红五类”的阶级报复的大事。于是就爆发了今天的一幕。这种强横的推理和结论，幼稚且可笑，今天的中学生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当年的确就是这样发生了，发生在那特殊的红八月，给一个同学定下了“要杀红五类”的罪名。
紧接着，我班就在这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开始了班文革小组的改选。前几天临时班文革选举出现的那种选票分散的现象再不会出现了，票数相当集中，五个红五类当选，而且是今天跳得最起劲的当选了。段姓同学被剥夺了选举权，一人坐在教室角落的一个特殊位子上沉默着。这位个性倔强的人很不驯服，但似乎也有点弄不清楚这突然而来的打击。
接下来，由校文革支持，班文革导演的一场学生斗学生的闹剧在高68.级4班展开。在红五类的带领下，同学们围着站在墙壁角落处的段姓同学，嘲笑，讽刺，挖苦，恶言横语，冷嘲热讽，七嘴八舌地向此同学扑去。只是没有动手，还算是高中学生的一点自我克制。而段则寡不敌众，被逼于墙角，百口莫辨，穷于应付。我当时也裹挟于内，但自始自终未发一言。我看见了段当时那种惶惑、困扰、痛苦的神色。当一个人被群体孤立起来，千夫所指，进行批判时，其内心的感受，表现于脸上，就是这样的神色。从一个班级的这种现象，似可窥知人性。在革命的凌厉气势下，人皆欲自保，而自保的最好办法则是表现自己，或表白自己，划清界限。虽然我等当时仅仅只有十七岁左右，初涉人世，稚气未脱，但已经颇为世故。
这轰动全校的八月三十日，就这样惊心动魄地过去了。我没有料到，同样的命运就在第二天等待着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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