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那年，我正上高中二年级，正好经历了那年代轰轰烈烈的各种群众运动，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当年的那些事若放在今天人们的思路简直是不可想象，然而我与我的同时代人却是很认真的投入了当年的各项运动，一点也不怀疑这些事是否合理；我把当年的那些事儿写下来，说给如今与我当年一样年岁的年轻人听，他们一定会说是天方夜谭。
千军万马轰赶麻雀
那应该是1958年的早春罢，早晨5点钟，全校师生就扛着红旗，竹竿，敲着锣鼓，带着面盆，铁皮畚箕以及一切能敲打发出声响的家伙到指定的地方集合，我们这个班被分配到兴福寺周围的半山腰上，然后一个男生，一个女同学为一组，每隔一段距离按排一组，安顿下来后，突然空中响起爆竹声，大家就开始敲打起来，用竹竿在树枝中乱戳挥舞，同时口中大声啊嘘啊嘘的吆喝，于是全市统一行动的轰赶麻雀掀开了序幕。在此之前，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校长在会上说，麻雀是四害之一，麻雀每年吃掉很多粮食，所以必须消灭，全市准备统一行动轰赶麻雀，麻雀的心脏很小，只要让它们不仃地飞，就会自己从空中摔下死掉。那天令我很高兴的是与我一组的女同学竟然是我们班所有男同学心仪的“白雪公主”（这是我们班上男同学私下给她起的绰号）。所以虽然轰赶麻雀很枯躁无味，但我却很欣慰有这么个好机会能与令我们班上所有男生神魂颠倒的这位美女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当天她还把她带的面包鸡蛋送给我吃，真令我受宠若惊（记得当天我只带了两个饭团，在她面前实在拿不出手）。除了不断传来的吆喝声外，在这块相对隐蔽的角落，就我们俩。在吆喝的间隙，我们就海阔天空的乱侃一气。她还告诉我，她知道我是初中保送上高中的，而且在班上各科成绩又名列前茅，说是对我很钦佩，希望今后能多多帮助她，这些话真让我象炎热的夏天里吃了冰淇淋还舒服。两个人谈谈说说，有时甚至把赶麻雀的正事儿也忘了，不过直到下午5点钟鸣金收兵为止，我们都没看到有一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
自从轰赶轰雀以后，她与我关系比较密切起来，功课上有什么难的事，她也常来找我，为此还得罪了班上不少男同学，把我恨得牙痒痒的。不过到高中三年级高考以前，不知怎么给她看到了我填的表格，很不幸在我的家庭成份里一栏里填的是“恶霸地主”，家庭成员一栏中祖父和父亲一栏里都填的是在狱中，她对我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与我如同陌路。那年的高考我当然是名落孙山，而她因为出身革命干部家庭被复旦大学生物系录取，此后就一直未再有联系了，正是“同为胡越犹怀想，况复天仙隔锦屏”，有时偶然从高中同学那儿得知一些有关她的一鳞半爪消息，知道她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工作，还是系里的书记；当然我们也再也没见过面，直到那年我们高中毕业三十年老同学聚会，才看到我以前的梦中情人，不过她的模样令我们大家吃了一惊，但见她满头白发，早巳没有了当年的丰采，同学们都兴高采烈的聊着大学毕业后各人的生活，只有她一人向隅，我想与她聊聊当年，可她总是淡淡的，只是听着大家讲。那天她还借口要赶上海的班车，连中饭都没吃。她走后，与她一直有联系的姓曹的女同学告诉我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原来她开始几年仕途很顺，她的男朋友也是干部子弟，还是个不小的官儿。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按说不应该有什么不幸会轮到她，可是也不晓得她搭错了哪根筋，居然与她单位里一个女友在聊天中聊到当年轰赶麻雀的事，因她是学生物的，就从麻雀吃害虫有益于农业生产的角度讥笑当年轰赶麻雀的群众运动；不想她这位女友竟然把她告了密，说她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单位被批斗，而她却仗着自己出身好，不买帐，不知怎么三弄两弄的弄成了现行反革命，糊里糊涂的被判了七年刑，男友为了划清界线与她分了手，文革结束好几年后才落实了政策，可她一直是单身。那天我为她这位我心目中曾经的白雪公主难受得一晚没睡着。
那次轰赶麻雀我虽然没看到一只死麻雀，但几天后的市报上却大幅报导了那天的辉煌战果，竟然消灭了一万多只麻雀！不过这一点也不稀奇，人民日报还报导了北京300万人总动员，仅3天就歼灭麻雀40多万只；上海人民奋战一天消灭麻雀35万只。当年我只觉得好玩，更加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通过此次活动居然与“白雪公主”建立了友谊，让我高兴还来不及，从没想到这样的行动到底有无作用；何况当年2000多名科学家放下科研任务，也积极参加围剿麻雀大战，他们中有些还是在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杰出人物，也一起参加用最原始的方法消灭麻雀这令今人视作笑话的活动。其中有位鸟类学专家郑作新研究了一辈子鸟类，但从没有研究过如何剿灭麻雀，居然也手敲锣鼓、扯直了喉咙鼓噪；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也带着竹秆很兴奋地参战。那时一些文艺工作者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伟大的灭雀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就出自大文豪郭沫若之手，其诗曰“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我自小就喜欢读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在初中的时候就读了他的“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后来还读了他的“红波曲”。他创作的剧本如“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蔡文姬”、“虎符”、“武则天”等等 我都读过，有的甚至不止读过一遍。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今还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我还知道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还是个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当年我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慢慢地也许是受了一些评价他的文章的影响吧，我也认同了一些人的看法：说他是“流氓+才子”一点也没有辱没他，我还得给他加上一顶桂冠：“马屁精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他的好色和薄情即使放在今天任何一位公众人物身上也会被人们的唾沫星子淹死，从他的原配夫人张琼华开始，凡是与他有过关联的女性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好色是自幼就开始的，我在他的“少年时代”这本自传体的小说中看到，在他少年时代就居然在无意中因为看到了他五嫂“雪白的屁股想入非非”，无怪后来他留连青楼妓院，得了性病，害了与他有纠葛的女人。
就在全民大张旗鼓的开展消灭麻雀运动后不久，中央也发现麻雀实在是功大于过吧，所以1960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屈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文件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臭虫了，而今麻雀更是作为野生动物被保护起来了。
全民大炼钢铁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我也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记得应该是十月间吧，我们学校里也仃课大炼钢铁，一座座小高炉在操场上拔地而起，那些小高炉用砖头砌起来，里面搪的耐火材料是每个学生用家中的坛坛罐罐敲碎了研成粉贴在炉胆内的，把炉膛烘干后，就把一些铁矿石，石灰，煤块放在里面，点了火，用手拉的木制大风箱，每边两个人，轮班拉风箱，那风箱拉起来十分吃力，不到半小时就得换班，而炉膛里的火又是不能熄灭的，所以一个小高炉得配十来个同学，晚上大家就睡在炉旁。可惜炼了好多天，一点铁水也没见着，街上却频频传来敲锣打鼓报喜的声音，原来是人家的高炉巳经出铁了。面对着出不了铁的高炉，学校领导很着急，后来出去取经才知有的单位所以能出铁是用生铁锅子、铁栏栅门及其他生铁制品放在高炉里，实际是烧烊了的铁锅子成了铁水流到用沙制成的沙盘里，于是“生铁”就炼成了。这办法十分灵，一学就会，于是我们也高高兴兴的敲起锣鼓向市里报喜了。那时候各个班级相互之间还要开展竞赛，看谁的高炉出的铁多，班上的同学连女同学也一起参加拉风箱，那可真是个疲劳的活，不到晚上十点钟，大家是又累又饿，于是就孜孜巴望着十二点那顿夜宵了，所谓 夜宵就是几碗稀粥和盐萝卜干，大家吃完后觉得精神来了，于是又精神抖擞的拉风箱去了。有天晚上我们班上一起拉风箱的姓顾的同学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居然想法翻过食堂里的墙头，把几碗红烧肉偷了出来，分给我们几个人吃，大家吃得很带劲，不住嘴地夸奖他本事大；不承想第二天食堂里追查谁偷了红烧肉，最后不知怎么就查出来是这位姓顾的同学偷的，于是学校里大动干戈，居然要开除他，而我们这些吃了他偷的肉的没出息的家伙却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承认我们也吃了肉。这位姓顾的同学就在还有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的前夜被学校开除了（后来我想要是大家一起承认吃了肉，那他绝不会被开除，法不责众么），不过他挺仗义的，没有把我们告密，多年以后，他做生意发了财，还不忘我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每次同学聚会，都是他主动作东，而我们当然也很乐意把他作为我们的同班校友，每次聚会总不忘通知他到场。
小高炉搞了一段时间后，别的单位又发明了“小小高炉”，今天说起来大家也许不会相信，那所谓的小小高炉不过一米见方，里面涂上一层泥巴做炉膛，放上煤与石灰，用小风箱扇风，不出铁，还是老办法，放些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破铁放在里面烧，于是一条条象老鼠尾巴那样的“生铁”就炼出来了。
这荒唐的大炼钢铁运动大概一直持续到将近学期结束，草草的进行了期终考试后就放假了，那大炼钢铁也就无形中结束了。若干年后，我把这段大炼钢铁的丰功伟绩告诉给年轻人听时，他们睁大了眼睛，一脸茫然，说“这怎么可能？”我只得苦笑着说，反正我似你们这个年纪曾充满了豪情壮志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早早炼出钢铁，为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贡献我的青春。
豪气冲天，全民吹牛夺高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样的豪言壮语在大跃进的1958年，可谓是妇孺皆知。开始时大跃进还只是为了鼓励大家提高生产热情，而后因为各种雄伟口号的推波助澜，竟然逐步演变成了各级政府、各个公社大队相互攀比吹牛的比赛。记得那年秋天，我们经常被通知第二天一早集中到校，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红旗，敲着锣鼓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向人民体育场进发。一到那儿，全场早巳是人山人海，一片红旗的海洋。在一阵炮竹声和喧天的锣鼓声后，摆擂比武开始了，每个公社的代表纷纷上台挥舞红旗，报出亩产粮食的数字，前一个表态的还没下得台来，迫不及待的其他公社的代表就手中挥舞着红旗抢上台去，拿过话筒报起数字来，那数字随着上台人数的增加，也就呈几何级数成倍成数十倍的翻翻，最后以一位打擂的报出亩产水稻三万斤而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竹声中结束。这样的打擂比武过不了几天就会举行一次，我们为了可以逃避上课也十分高兴观看那热火朝天的场面。到后来，除了水稻外，小麦油菜也成了打擂的项目，那报出的数字令人啧舌。不过比起报纸上报道的亩产水稻动辄几十万斤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曾见人民日报上登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田里尚未收割下来的稻穗上居然不跌下去，也不知怎么弄成的，但当时我是十分相信的，不是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亲自撰文为天文数字的高产以十分精辟的科学理论寻找依据，按照这位并非农业专家的火箭专家经过科学的论证，水稻高产完全可能。连科学家也这么说，我们这些高中生就更不用说了，大家为了粮食的高产而呐喊欢呼。上级领导来检查，各地就有专人领了参观，上级看了那些堆积如山的粮食十分高兴，殊不知这些粮食是集中了全村各家各户的粮食，甚至连种籽也拿出来了。当时也有人提出过质疑，但这些人或被批斗，或被降级处分，而吹牛吹得厉害的反倒升官，最后造成各级干部合伙欺骗，相互吹牛邀功。不久又兴起了在农村大办食堂，各家的铁锅铁铲放到了小高炉里去炼铁；在敞开肚皮吃饭没有多少时间后，全国性的饥荒就来临了。到60年更是很多人患上了浮肿病，记得那时我在医院见习时，门诊上见到不少这类病人，这些病人很好诊断，只要用手在病人额头上一按，若皮肤凹了下去弹不起来就准是，于是开给病人一斤营养粉（此粉实际就是用糠和麸皮合起来做成的），我的一位大肚子同学平日口粮不够吃，在我上门诊时就央求我给他开上一袋，为此他非常感激我，上农场劳动时没少帮过我忙。
这种虚报产量吹牛的事不久被纠正，但巳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四清时有个笑话，四清工作队叫一位吃尽旧社会苦的农村老大妈诉诉旧社会的苦，这位老大妈诉了一会后，突然冒出一句“60年的苦个末是真正苦”，弄得四清工作队十分尴尬，几乎下不了台，赶紧叫她打住。
那个如火如荼的大跃进的年代早巳成了过去，现代的人们很难会相信当年怎么会有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发生，然而它确实发生过，我与我的同时代人也一起经历过，也狂热的参加过。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漠视科学，只凭一股热情蛮干的事在今天的社会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了，当我回忆起当年，回忆起我那略带苦涩的青春岁月，就禁不住感慨万千；虽然如此，但我也无悔我的青春，毕竟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