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渔魂王
在这篇文章里，专门说说上个世纪的两个文学界泰斗鲁迅和梁实秋的那些事，以及他俩的文章特点。
许多朋友都知道，鲁迅与梁实秋彼此是大冤家。他俩唇枪舌剑的导火索是因瑞士裔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卢梭而起。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法国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专制，暴政，主张自由平等，是鲁迅先生心中的偶像。然而，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有缺点，人无完人吗！比如，卢梭认为：“女人像一个女人，是好的，像一个男人，就不好。所以女人如养成她做女人的特性，那是正当的事情，但若要夺男子的威权，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将落后于男子。”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讲，卢梭的这种观点显然存有争议。然而，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不久的梁实秋先生于1926年 12月15日在北京《晨报副镌》发表了一篇《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把卢梭论教育说得一无是处，唯有卢梭论女子教育非常恰当。可在当时不得了了，对鲁迅来说，你怎么能把卢梭论教育说的一无是处呢？这篇文章简直就像一群黄蜂，直奔鲁迅而去的，并狂咬着他的神经。平时好斗的鲁迅哪能受得了这个。他抓住梁实秋这篇文章的弱点，大笔一挥，一篇名为《卢梭和胃口》的小文便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朝着梁老先生飞去，从此，一场有史以来罕见的，旷日八年的文学大战开始了。其先，两人的争斗只是就事论事或指桑骂槐，多多少少还是给对方留一点面子。以后，越演越烈，不但公开点名批判，连骂人的话也纷纷登场。比如在鲁迅写的题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直接把梁老先生比做资本家的乏走狗。
一个半甲子过去了，这两位大文豪当时的观点通过实践的检验，谁是谁非已经一目了然。显然，梁老先生的那篇评论卢梭的名叫《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是有问题的，而鲁迅的题为《卢梭和胃口》的文章对梁实秋的批评不无道理。毕竟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朝着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吗。这样看来，两人一交手，鲁迅先胜一筹。
虽然我从小就听老师讲，爸爸妈妈说，中国出了个名叫鲁迅的大文豪，他的文章好得无与伦比，他的骨头最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然而，我真正认识鲁迅的文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是我在小学三年级读了他的一篇被选入语文课本里的名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章。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乡园子在鲁讯的笔下简直活了，那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像电影《画中人》中的仙女，竟然飘然欲仙地脱画而出。在这篇文章里，鲁讯用的都是极简单的字，只是在写法上略施小技，一会是春夏日到花园里看小虫小草，一会又跳到冬日和闰土的父亲在雪地里抓鸟雀，这边一折，那边一扭，一篇绝妙的，充满童心的小文便跳跃纸上，真让人拍手叫绝。但是，就在那年的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我对鲁迅又有了新的认识。记得那是一个秋风扫落叶，令人感到凄凉的日子，我们大院旁边的大学里这边敲锣打鼓，口号声声，那边人山人海声嘶力竭，简直闹翻了天。当时，我和院里的几位小朋友在大学里到处乱窜看热闹。当我们走进中文系图书馆里的时候（门已经大开），发现里面所有的书架被推倒了，各种各样的书歪七扭八地撒落在地上。奇怪的是在一间连通的小房间的墙角处竟然有一个小书架完好无损精神抖擞地竖着，书架里都是书，一本本整整齐齐排着，横眉冷对地显着精神。我好奇地走过去，才发现这些书都是鲁迅的文集。我眼睛一亮，不容分说就拿了两本揣进了怀里。那天我回到了家以后就急急忙忙看这两本鲁迅的书，至今还恍恍惚惚地记得一本名为《二心集》，另一本是《呐喊》。令人失望的是《二心集》里的文字我读了半天读不懂，只有《呐喊》里的小文让人读起来轻松。其中，《故乡》，《兔和猫》和《鸭的喜剧》有着温柔的影子，而《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这两篇文章虽然能读得懂，却感觉到这样的文章既不好玩也不好笑，枯燥无味极了。失望的我一扬手便把这两本书扔到了一边，让它们与灰尘为伴去了。当时我就在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狂人日记》都是鲁迅写的，为什么一篇是那么的温心平和，趣味横生，而另一篇却火药味十足？
后来，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阅历增加，尤其是近十年来养成了读书习惯之后，我惊然发现自己对鲁迅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鲁迅并不是像毛泽东时代宣传的那样伟大。鲁迅的确给后人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但是，他的作品中的一半是翻译文字，另一半的大多数（五分之四）都是与别人争论而写成的小文，或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一现象或突发事件发表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或为了暗中支持左翼作家而写的文章。似乎鲁迅的这种写作与现在许多愤青们的吐槽在方式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的确耐着性子试读过鲁迅在上个世纪发表的《二心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华盖集》等，都是读了几篇文章后感到实在无聊而放弃，很可能是不愿意让自己感染上鲁迅笔下那种怒气或怨气吧。鲁迅写的某些文章，比如《铲共大观》一文，可能怕太过于暴露自己的观点，要想读懂只能根据当时的形势去猜，难怪鲁迅为了躲避当局的监管有多达六十多个笔名哩。所以，我个人认为，鲁迅的这些有“吐槽”之嫌的文章珍贵在可供历史研究参考，也珍贵在后人发怒或吐槽时借用，况且梁老先生也认为鲁迅写的这些文章比较精彩，在讽刺文学中占了一定先机。文章写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质问：“你怎么能忽视鲁迅先生写的杂文？”这倒提醒了我，论写杂文鲁迅的确出师有路，且写得不错，虽然数量少了一点。不过，我还是要问：“从纯文学角度上讲，鲁迅的这些有吐槽之嫌的文章或那不多的杂文其真正的文学价值又有多大呢？”
纵观世界文学，至少我认为，真正好的小说或文学作品都是对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用缩影的方式做出的真实记录，或表达了作者的亲身感受，与什么阶级性的确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文学有阶级性的伪命题恰恰就是鲁迅与梁实秋为主要角色的新月派争论的焦点。那么新月派又是哪些人组成的呢？新月派主要起源于新月社。新月社是五四运动后，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的一个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由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源等英美留学生组成。真没想到，这么多中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都被鲁迅一锅端的划到对立面去了。
在当时，鲁迅与共产党参与或支持的左翼作家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文学有阶级性；而梁实秋他们新月派却认为这种文学阶级性简直是无中生有。从现在回头看当时，事情便再明了不过。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千百万善良的人民因内斗而人头落地，国家被内乱搞得不能富强。在文革期间，人民饿肚子的同时还不得不喊出那些万岁或打倒的口号。以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阶级斗争，废除无中生有的“地富反坏右”，把人真正当人看待。这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辉煌业绩。事实是无情的。鲁迅当时的文学阶级性是错误的，是受到左倾的影响，是被“文学阶级性”的乌于虚有所蒙蔽。而这一次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却站在了真理一边。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总感觉到鲁迅在写类似于“吐槽”文章的时候，人已经变得一触即发，暴跳如雷。他写出的东西既尖刻又充满火药味，恰似闪着寒光层出不穷的飞刀，又恍如密密麻麻射不完的飞箭，不置人于死地不快。透过鲁迅写的这些愤愤不平的文字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有愤青嫌疑的文人并不是现时代的产物。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
不过，鲁迅毕竟是鲁迅，毕竟是一位见多识广，通今博古，文学功底深厚的大文学家。就凭他写出的《祝福》，《雪》，《风筝》，《阿长与山海经》，《在酒楼上》，《藤野先生》，《孔乙己》，《阿Q正传》以及把民间收集的古代神话和传说改编的《故事新编》等短篇小说或散文，便可以轻轻松松地把鲁迅放在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作家的行列中。
在上述的这些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出，不生气的鲁迅其实是一位心底善良，充满爱心的作者。他的文字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弹性幽默，描述虽不多却让人感到生动活泼，结构条理分明，一招一式突显着写作功底和技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温柔的天使和一个发怒的魔鬼，鲁迅也是这样。当他心里的魔鬼被桎梏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是触动读者的心的，既有生活的悟化与感叹，又充满了人世间的温柔与艳美。
我认为曾经以鲁迅为敌的梁老先生对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接下来再说说梁实秋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梁老先生即是研究莎士比亞的权威，又是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更是散文大师。读过他的散文的人们一定会被他的那种老顽童般的玩世不恭和与生俱来生在骨子里的幽默逗得咯咯直笑。由于梁老先生不但留美，通读西方文学，对古文学古诗也研究得淋漓透澈，所以，在他写散文时，一会儿引用西方的警句，拿捏起来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一会儿又借古喻今，文中那一句句古诗古词仿佛信手拈来，与文体融洽的如鱼得水。前几年中国世面上流行的“代沟”一词想必是从梁老先生题为《代沟》的小文而来的。虽然目前人人都能写散文，但从同样的题目下手，还是人家梁老先生观察生活仔细，写出的东西既精辟又栩栩如生。比如，梁老先生在《代沟》里写道：“沟这边的人看沟那边的人不顺眼，沟那边的人看沟这边的人不像话，也许吹胡子瞪眼，也许拍桌子卷袖子，也许口出恶声，也许真个的闹出命案，看双方的气质和修养而定。”又比如《年龄》里的几句：“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三十以上，八十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密，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中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臂肘触了我一下，偷偷的在桌下伸出一只巴掌，戟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五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四个字回答他干卿底事？”
包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内，梁老先生一生中写了几千万字的文章。其中，涉面极广，寓意极深，充满冷幽默，令人啼笑皆非回味无穷的散文就有几百篇。然而，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梁老先生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身先士卒，通过他的文笔开辟了白话文散文的新路。
令人遗憾的是梁实秋与鲁迅一样，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凭他俩的文学实力写出几部长篇小说应该不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言之隐又在哪里哪？
在毛泽东时代，鲁迅是被请到神坛之上的。什么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都被鲁迅一人包揽。现在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暂不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上世纪出现的钱钟书，老舍，巴金，矛盾，沈从文，曹偶，郁达夫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比起鲁迅也差不了哪里。所以，鲁迅那种被宣传的超出常人的伟大与正确其实只是一个神话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