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横向对比民族之间的命运，中国人近百年的历史说是被无情的嘲弄恐怕也不为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环境的催逼。在屈指可数的选择中，叛逃境外是极少数人才敢有的想象。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烈火考验中，形成过两次大规模的外逃风潮。往南的“大逃港”，因为那句“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往这边吹”而让我们有所了解。往北的逃亡苏联，规模不大，但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可能就知之甚少。
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叛逃是可以说特别严重的罪名，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选。叛逃者的人生，往往对于我们解读历史，或者说有更深刻的启发。
傅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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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就是所谓的叛国的爱国者。
1949年出生的傅索安是个在政治方面天赋异禀的姑娘。她是1966年毛在天安门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听从领袖号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一个“横空出世”的造反指挥部。在其后的革命大串联中，傅索安作为积极分子，在新疆、内蒙古多地考察，其中就到过临近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奇玛村，还在那里认了一门干亲。
傅索安为了给自己的造反组织刻个公章，找到了邻居，天津著名的金石文玩家张厚石。在文革中噤若寒蝉、小心翼翼的张厚石断然没有私刻公章这种胆量，死活不干。结果恼羞成怒的傅索安带领自己的小将们把张厚石揍了一顿，直接打进了医院。
但是无巧不成书，张厚石因为曾经在北平管理过国民党的档案，江青为了搞某些党内对手的黑材料，拐弯抹角的就找到了张厚石。碰巧张厚石就被打得不省人事。多疑的江青觉得这是有人故意作对，下令严查。
傅索安等人只能抹脚开溜，越远越好。所能想到的地方就是她认过干亲的奇玛村。当时正值毛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她打着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旗号，顺利的跑到奇玛村落了户，阴差阳错的成为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但是不甘寂寞的革命小将们在奇玛村很快就又闯了大祸，挑动和参与了争夺水源的械斗，结果贫下中农们当然不干了，直接举报。傅索安逃回天津后还是被捕，被押解回奇玛村。
不到一年的光景，傅索安从一个红得发紫的红卫兵头目，变成背井离乡的逃亡者、插队落户的知青、背负刑责的罪犯、挑动群众内斗的阶级敌人……人生落差之大，让这个年仅18岁的姑娘不堪重负。1968年5月8日晚，不甘束手就擒的傅索安从临时监押所越狱,游过额尔古纳河，投奔祖国的死敌——苏修。
经过身份鉴别之后，这个曾经把实践领袖的革命理论当做终身事业的革命者，成了克格勃旗下的一名间谍。傅索安参加过一系列间谍活动，最著名的，是1970年4月在日本刺杀叛逃的勃列日涅夫的卫士尤里•巴甫洛夫的任务。当然，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叛逃者，寄人篱下，免不了要执行与中国相关的诸多任务，这对于曾经自诩为革命者的傅索安真是莫大的讽刺。
1974年4月，长期酗酒的傅索安患肝癌，在克格勃医院病房里割腕自杀。据说她死前用自己血，在墙上留下一个大大的“悔”字。
这个悔，很难说是悔之前的爱国，还是之后的叛国。这样的匪夷所思的不该出现在少年时代的悲剧，其实恰恰反映出革命的成色。在这样的革命中，另一位奔命苏联的叛逃者的故事，更为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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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光汉是北大1955级的学生。这个名字你一定生疏，但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同学：沈元。史学天才，文革殉难者。雷光汉和沈元是好朋友，思想上有相似之处，甚至前期的命运也一样。
雷光汉1957年在著名的引蛇出洞期间写了一张大字报，讲的是俄国历史上侵占了我国东北、西北大片土地的历史。这个在当时以苏俄为师、甚至为父的政治氛围下，无异于公开质疑。所以不出所料，他很快就被套上“反共、反苏和反人民”的右派帽子，被短暂的劳改后，1961年被发配到新疆伊犁距边境仅7公里霍城第一中学教书。
其间他在《伊犁日报》的《天山夜话》专栏上发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历史与人物的文章，文革开始后《天山夜话》和北京的《燕山夜话》被挂上了钩，雷光汉再度被劳改。一度被押去挖煤、修水渠。谈婚论嫁的女友也被迫和自己分手。
周公掀起“一打三反”的杀人狂潮之后，遇罗克、沈元等人相继人头落地。雷光汉收到大学同学的密信，大为惶恐，思虑再三只能往北出逃——逃往那个他曾经写大字报批判的，无比憎恶的苏俄。
1970年4月，身无片纸的雷光汉游过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逃至对岸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很快就被苏联边防军逮捕，最后依靠一个曾经在北大留学的学生克留可夫，（后来曾任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雷光汉证明了自己北大学生的身份，得以留在了苏联。
雷光汉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本质上是一个很单纯，甚至说很天真的知识分子。他叛逃苏联，居然是想指望苏联人送他去新加坡、台湾之类的华人聚居的地方。苏联人不是活雷锋，收留你当然为了利用你。
和傅索安不同的是，雷光汉在国内虽然屡遭冤屈，叛逃的动因也是“活下来亲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贼的下场，看到祖国的新生”，但他压根就不打算和苏联人合作。不仅当间谍不干，连入苏联国籍，甚至去出版社当编辑这种高大上的工作也不干，在被流放期间，还联合其他人密谋再次逃亡伊朗，立下誓言，“永不叛国”——一个被祖国逼得叛逃的人，说出这样爱国誓言，祖国你怎么看？
实事求是的说，连雷光汉自己也在记述中多次承认，即便自己有反苏倾向，苏联人依然对他不差。他甚至认为克格勃的监狱是最有文化、最有人情味的监狱，比起国内的那些监狱、牛棚不知道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克格勃这样的专政工具，其人员的素质，也远远高过国内的那些革命者。正因为在这样一个他一直反对的，却偏偏给了他一条活路的国家，他才在完全不合作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坐牢，还最终以一个无国籍者的身份，在偏远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立足下来，找到工作，安家立命。一步一步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爱国侨领”，衣锦还乡。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在于，即便苏联给了绝境中的雷光汉如此的恩惠，他居然后来在给祖国的建议中写道：“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他的爱国情怀后来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有人骂中国人，就拿着铁棍敲过去。”甚至有人骂他自己都痛恨的毛，他也要打人家。
有的苏联人无法理解他，说你如此热爱伟大领袖和国家，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雷光汉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毛不能叫外国人骂。
这是所谓的爱国的叛国者。
读这样的小人物的令人心酸的历史，总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共鸣——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边人、甚至是自己的影子。
诸如傅索安这样的所谓“革命青年”，其实根本不理解革命为何物，他们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下形成的价值观，本质上是由现实的利益驱动的。革命可以带来好处的时候就革命，没有好处，那就反革命。角色的转换迅速而自然，并不存在任何感情和道义上的障碍。说他们是时代的的悲剧，不如说是国家的献祭。大量的这样的原本鲜活的生命，在革命的烈火中也就是起一个干柴的作用。燃烧之后就是灰烬，甚至连灰烬都没有。
而雷光汉先生看似苦尽甘来的故事，实际上同样让人沉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因为说真话而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故事，在那样的年代中数不胜数。但像雷光汉先生这样，命运有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烙印已经很不幸，而引火烧身的思想上，居然也留有加害者的烙印。比如一方面他认识到毛发起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倒退了几个世纪，不知要多少代中国人的含辛茹苦，才能把他造下的孽弥平下来”，一方面又认为只需要加以改良，中国比苏联还要好；一方面认识到了解历史事实的可贵，要重新审视美国这类的国家，一方面又是阴谋论的支持者：“美国却到处支持落后的宗教文化在别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来阻碍社会进步。”
在雷光汉先生的身上，既看到了一个老牌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见识，又看到了在闭关锁国的知识圈养下，缺乏国际视野的精英们，在价值观上的严重退化。他们想用“爱国”这个药引来拯救国家，却根本不知道药方是什么。最终又回到老路上来。爱国这样的天然情怀，在雷光汉先生的演绎中，我更多的是读出了一种强迫症似的悲哀。
其实无论是傅索安还是雷光汉，他们的故事，都是沉重的故事。这样的伤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羞耻。我们回望这样的历史，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站在一个真正的人类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未来的命运。因为历史从无新鲜，只有重复。命运已经嘲弄中国人太久了，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018/2/21
本文史料引自：
东方明，《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雷光汉，《苏联逃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