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是周恩来生日，今年又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这些年来，周恩来已经被拉下了神坛。一个人一旦从神坛上下来，基本上都很惨，都会走向反面，很多人对他极度厌恶，认为他助纣为虐，作了很多坏事。虽然如此，但我个人，仍然对周恩来非常敬佩，敬佩他的交际能力和个人魅力，所以，值其120诞辰日，我想从我的“本行”--西方资料--来写点文字。
我过去写过一些关于周恩来的博文，这次想从一个新角度来谈，博文的题目开始比较难定，周恩来与西方女人，这个太地摊文学了，太容易误导。最后想到目前的题目，西方女士看周恩来。
第一个是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她是海明威的妻子，跟随海明威于1941年到了战时的中国。玛莎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她本人也是位作家，写了不少书，本博即是根据其中一本,Travel with Myself and Another(byMartha Gellhorn， Eland 1978）中的相关内容编译。
中国的贫穷，生活条件的低劣，给玛萨留下极为负面的印象，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书中（p59--）记载，某天在重庆，一位荷兰女子（据说是王炳南夫人王安娜--应该是德国人）上来问她想不想见周恩来，她不知道周是何许人也，王安娜留下了联系方式。玛萨回去问了海明威，海明威说，周恩来是伊文思（荷兰摄影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朋友，于是两人就去见周恩来，王安娜带着他们，象搞地下工作一样，尽力不被跟踪，最后到了一间刷着白漆的屋子里见到了周恩来，玛萨没有描述海明威的反应（书中，海明威用UC来代表，意思是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也就是书名中的“Another”），她与周恩来一见如故，旁边的翻译似乎都是多余的，海明威夫妇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问不出什么问题，玛萨只能想到法国作家马尔洛（Andre Malraux）的《La Condition Humaine》（她知道书中主人公原型就是周恩来吗？）。周恩来的话，她一个字都没记住，她就是坐在那听得如醉如痴，不是因为周恩来说的话，而是他这个人本身。玛萨写道：周恩来坐在他空空的小房间里，衣着也乏善可陈，但他确实是个人物。我们认为周恩来是胜者（winner），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如果他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中国未来是共产党的。然后，可能是女性+作家的浪漫情怀占了上风，玛萨写道：至于我自己，我是如此地被这个有魅力的人所迷住了，假如他说，拉着我的手，我会把你带到世外桃源（Xanadu）的欢乐宫去。我只要确定这个世外桃源不在中国（可能玛萨被那时中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吓着了），然后拿起牙刷就跟他走。
玛萨接着说，几个月后，他们回到华盛顿，不耐烦地回答着那些整天待在办公室的情报官员关于中国的问题（这证实，海明威的中国之行确受情报部门之委托），我们说，战后共产党将统治中国，为什么？因为蒋介石那帮人坏透了，中国的民主一丁点都不存在，谈民主都是伪君子的废话。老百姓盼望的是变化，任何变化，哪怕是火星来的双头人。可是，中国的第一好人偏巧是个共产党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内还有类似的好人。我们免不了被斥为Cassandras（希腊神话里女预言神，但是话无人相信），还被冠以共产党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另一个美国的时代名词）。后来，当年重庆石灰小屋里的周恩来，以新中国外交部长身份露面，让我吃了一惊。所有的记录片和旅行书记显示周的中国跟蒋的中国比，发生了无法估量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改进。
玛莎盖尔霍恩卒于1998年，晚年的她身体渐弱，又得了癌症，最后她不堪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自杀。
另一位女士是Margaret Trudeau，玛格丽特特鲁多，她不是别人，正是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夫人，这部分内容，参考了她的Changing My Mind(by Margaret Trudeau,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2010)和另一本Beyond Reason（by Margaret Trudeau，Paddington Press,Ltd 1979），前者的描述比较简单，本博主要是来自后者。1973年秋（十月中旬），特鲁多夫妇访问了中国，虽然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问了中国，但是加拿大是西方第一个正式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玛格丽特说（Beyond Reason，p148）这是他们出国访问中最成功和最不寻常的一次。当时玛格丽特怀孕7个半月了，但是她还是不顾周围人的担心劝告，爬上了长城。她特别期待着见到毛主席，但是通知来的时候，她正在参观一所幼儿园，所以皮埃尔特鲁多自己去了。虽然失去这次机会令她非常失望，但是与周恩来总理的极为精彩的会见弥补了这个失望。玛格丽特描述周恩来是英俊（handsome），削瘦（thin），风度翩翩（elegant），突出的颧骨和热情的眼睛。他们和周恩来有过几次交谈，到了他们要离开北京的那天，他们问中方陪同人员，什么地方可以吃到北京烤鸭，然后也就没太在意。当天上午，两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文件，结束了以后，特鲁多夫妇准备向周恩来告辞，周恩来以老派的礼仪握着玛格丽特的手说：我听说你们想吃北京烤鸭，我很愿意请你和你的一行人吃一次北京烤鸭午餐。宴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门口的中方首席招待按照中国的习惯，把女士们挑出来，让到另外一个大圆桌去，周恩来总理阻止了他，翻译告诉玛格丽特，周恩来说：特鲁多夫人不喜欢这样的礼仪安排，今天是她的午宴，请她坐在我旁边。玛格丽特写道：接下来发生的，无疑是我五年中参加过的官方宴会中最奇特（most curious）和最精彩（fascinating）的讨论，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尽管周恩来平时特意只说中文，以免他的话被曲解，但是这次，他打破了惯例，为了我而说起英文来，我想是因为我是皮埃尔特鲁多的怀孕的妻子。（关于周恩来的英语，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说他的英语很一般，也有的说很好，但是说的比较抽象，这里玛格丽特的描述，是最明确的。周恩来到了最后几年，还能说非常好的英语玛格丽特在《Changing My Mind》一书中用了excellent一词来形容周恩来的英语。）
谈到玛格丽特将要出生的孩子，周恩来说：“我对婚外生子的不合法性很反感。我觉得，未婚妇女把生下来的孩子送人，或者堕胎，都是很可怕的事。”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对此考虑了很久，我告诉你为什么。革命后不久，一个女人上了火车，下车时把孩子留在车上，身边放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把孩子送给周恩来，让他把我的可爱的儿子抚养成人。对于未婚先孕的我来说，社会舆论压力太大。”玛格丽特立即问道：“你把孩子留在身边了吗？他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我妻子和我已经有了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不能领养他，但是我们为他安排了一个好家庭。”“你一直在关心他的成长吗？”周恩来带着明显的骄傲微笑着说：“是的，他长成了一个好孩子。”玛格丽特没料到周恩来的下一个问题：“我想你可能以为中国妇女都得到解放了？”玛格丽特谨慎地回答：“她们似乎跟男人干一样的工作，她们经济上似乎是被解放了，她们成了一支主要的劳工力。”周恩来说：“啊，你错了。她们还没有被解放，你是被解放的。”玛格丽特吃了一惊：“我？我怀孕了，我不工作，我是一个母亲和家庭妇女。”周恩来说：“是的，但是中国妇女对自己的女性化（femininity）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你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在我办公室有一个你们所谓的Girl Friday（玛格丽特说，这显示周恩来英语有多好）（查谷歌，Girl Friday是指女助手，女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我几乎离不了她，我也很喜欢她。但是有一天她没来上班，我以为她病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了解到她换工作了，因为她怀孕了。她留下话说，一旦这种令人丢脸的状态结束，她就会回来工作。她不想让我看见她怀孕的样子。”玛格丽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大肚子，她抓了一张餐巾，盖住肚子，周恩来笑道：“哦，亲爱的夫人，别这样，别这样，你对自己是女人很自在，感到骄傲。看着你骄傲地挺着肚子，象个女王一样，这是最幸福的一幕，因为你为自己而骄傲。中国妇女对她们自己的女性化、她们自己的身体、和她们的性感（sexuality）的态度还是很封建，她们变成了男版的自己”。玛格丽特说她听了周总理这番话，吃惊之下，居然咽下了整个宴会上唯一让她倒胃的食物--鸭内脏，北京烤鸭的吃法，是包括了整个鸭子的。
第三位女士的名字是Peggy Durdin,来自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edited by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eggy Durdin是Tillman Durdin的妻子，而Tillman Durdin在1930～1940年代是纽约时报记者，到中国报道抗日战争，Peggy Durdin本人也是记者（或作家），1983年，1930，1940年代在中国当记者的美国人搞了一次研讨会，回忆当年他们报道中国的生涯，本书就是该次研讨会的记录。
研讨的一个话题，是周恩来。
（未完，只能先上以上部分了，后面还有居里夫人女儿，在抗日战争时期访问重庆，与周恩来会见，还有韩素音--她算半个西方女士。我准备写完后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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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5Wans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