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1967年7月，毛泽东去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视察，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随他同行，并担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指定吴法宪任组长。这个小组给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下达写作任务，要他们写出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批判文章。总参谋部政治部也领受了任务，并组织几个同志撰写了一篇歌颂毛主席，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开会讨论、修改了三次，定稿后，派人送交给正在外地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杨成武审阅。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标题开始也没有 “大树特树”。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认为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主席看一看，而且毛主席就在身边，何不先听听他的意见呢？于是他就在这篇文章标题的空白处，写了几句话：“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毛泽东接到文稿后，因整天忙于听省、市领导的情况汇报，没有时间细看文章的内容，就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酌处”。叫他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退还给了杨成武。吴旭君在退稿时还悄悄地给杨成武说了句，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但杨成武对吴旭君的提醒并没在意，而是按毛主席的批示，将文章送回北京，交给陈伯达和姚文元，由他们去“酌处”。在陈伯达看来，大抵因为此文“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泽东不便表态，是毛泽东“谦逊”的表示，便决定全文予以发表，并将题目改为《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但他认为用总参谋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分量不够，应该用总参谋部党委书记杨成武的名义才够分量。陈伯达在征得杨成武的同意后，于11月3日，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此文。
文章见报后，过了两天，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到康生、杨成武谈工作时，首次提到这篇文章。毛泽东说：“成武，用你的名字发表的大树特树的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多次批评 “大树特树”
1967年底，在韶山铁路即将建成的时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12月13日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总理写了《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毛泽东74岁寿辰时举行通车典礼，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题写站名，请林彪、周恩来分别为毛主席塑像题词、题字。《报告》中关于大会名称问题，反映了群众的两种意见。一种提议定为“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第二种意见为“庆祝毛主席74岁寿辰大会”。
毛泽东看到湖南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深思和忧虑。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上，再次提出批评，做了六点批示：（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权威性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种方案。
毛泽东将他的批示写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诸同志”，提出“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21日，中央领导同志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表示完全同意，加了批语，转发全党。中央的批语是：“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12月17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执行。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7月13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请示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联想到《人民日报》“大树特树”的文章，他感觉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加以制止，从源头上消除“大树特树”的影响，这股风气还会在社会上蔓延。
1967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碰头会，康生和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组碰头会的人做了传达。会上，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但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连标题就有错误也没有发现。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应该做自我批评。”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文章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连头都不敢抬。散会时，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杨成武表示歉意，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12月21日下午6时，在怀仁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天天读”会上，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文章的有关指示：“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问题。”“要学习嘛，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杨成武越发感到以自己名义发表的那篇“大树特树”文章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开会，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批示和批评 “大树特树”的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12月22日晚10时半，赶到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集在京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问题的几次批示和讲话精神，并做了自我批评。从此以后，中央各大报刊再也没人使用这种提法了，全国高级干部开始学习毛泽东提倡的30本书了。但有趣的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后，文章的始作俑者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等人反而倒打一耙，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1970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礼堂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及其同伙一唱一和，在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问题上同毛泽东和党中央唱反调。毛泽东在常委会上意味深长地批评他们说：“有人说我一句顶一万句，谁说的？能相信吗？实际上我的话不算数。比如，不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我的话半句也不顶用。如果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两次，该顶两万句，那就没有这回事了嘛!说明还是不顶事。陈伯达才一句顶一万句呢!”“大树特树，究竟树谁呢？名曰树我，实际上树何人？我那几本书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他们还把我放在街头，零上几十度，热得要死，零下几十度，冻得要死。他们在家里睡觉，叫我在街上站着，好不残忍!”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20多天里，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南巡。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话，对“大树特树”再次提出了严肃批评。
他对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人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等于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这次毛泽东的南巡谈话，目的性很强，就是要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敲山震虎，让他们自我暴露。林彪千方百计打探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当他知道毛泽东对他不满的谈话后，加速实施《571工程纪要》计划，结果9月13日折戟沉沙，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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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中央 又在 树立习某人的权威了，还是政治局常委口里说出来的，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云云。
不长记性！
呔！
不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