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制人事档案和居委会仿佛都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先说说户口制吧，我原来以为户口制大概世界各国都大同小异的吧——便于人口管理嘛，八七年去日本后发现那里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上京”也就是去首都东京，没有任何限制，随便哪个乡下旮旮旯旯的哪个日本人，想要去东京谋生计也好去大阪京都或任何其他大城市去试试运气找点事情做做也好，都悉听尊便，政府并不控制的。你有本事在那里呆下去，爱呆多久呆多久，没本事，混不下去了，就自动卷铺盖打道回府还回到乡下小地方去。我当时觉得挺意外，以为只有日本实行如此放任自流的人口流动政策，后来才知道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其实都是这样的制度，自由选择居住地算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与国内的户口制形成一种对比。现在国内的户口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比从前宽松了许多，但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想拥有那里的常住户口，享受那里常住居民的医疗就学等待遇，依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若在从前就更不用说了。
从前国内的户口制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里又有市区户口和郊县户口，不同户口在就业就学医疗等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待遇和机会都有所差异。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城市市区户口其含金量是不比美国绿卡差到哪里去的。农民都是农村户口（或叫农业户口），某人民公社某大队某生产小队的农民，被户口锁在那个生产小队里，难得去镇上赶集耍耍玩玩可以，要去其它什么地方找份活计干干都不是可以自说自话自行其是的。农民要想到大队办的砖窑厂之类的地方去当个零时工都得有点门路，比如能与大队书记或大队长之类的拉上点关系才有机会的。市区户口与郊县户口也不同，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市区户口的人相比郊县户口的人明显具有优越感，常将后者称之为“乡下人”，而后者则称前者为“上海瘪三”。从前如复旦大学所在地的五角场那一片属于宝山县，复旦的教师员工及家属都是宝山县户口，都属于“乡下人”之列。上海除了宝山青浦南汇松江嘉定等十个郊县，当初只要一过黄浦江，哪怕外滩对面如今繁华无比的世纪大道那一带那时都属于乡下人的地区。上海曾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就是市区户口绝不能换成郊县户口的意思。倘若哪个能掐会算具有先见之明的家伙，二三十年前在浦东买上几间房，现在在浦西不知能换回多少床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区户口换成郊县户口容易，反之郊县户口换成市区户口则十分困难，而如果想要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或者外地户口转入如上海北京那样的一线城市户口，在从前那个时代基本属于天方夜谭。我中学毕业后曾去下属上海宝山县的罗南公社插队落户半年，户口从五角场派出所迁出落户入罗南公社繁荣大队朱家角生产小队，变成了农村户口，当时心情相当灰暗沉重，感觉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左右无出路。还好大半年后回上海读书时户口迁回学校，又恢复了原来的上海宝山县户口，那时真体会到一种类似重见天日的轻松喜悦心情。后来，八七年去日本时，我又去五角场消除户口，那次倒没有之前那次的失落感的。
人事档案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那东西很神秘，不与本人照面。知道档案里都是关于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技能工作经历政治面貌（党团员与否）婚姻状况家庭关系等等，但那里面还有一项“组织”鉴定，据说是关于政治觉悟道德操守及品行方面的评语，那东西比较让人神经质，因为你不知道“组织”会给你往里面写些啥玩意儿进去，而那东西又如影随形，无论你走到哪里，读书或工作，那东西都会或学校或工作单位人事处地一直跟着你，从前倘若档案里有负面鉴定或评语是会影响到个人在单位里的日后前途的，比如升职加工资甚至分房等等，所以那玩意儿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小学老师是最早也是最善于拿档案吓唬人的，小屁孩儿犯点事儿，老师就说是性质极其严重的错误，说是如果不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痛改前非，记入档案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足以让小屁孩感觉天昏地暗世界末日般的恐怖。我读小学时，学校里有个小屁孩对“人体艺术”萌生无法抑制的浓厚兴趣，爬女浴室偷看被当场逮住，老师说他思想品德败坏，除记过处分之外号称要记入档案，把那个小屁孩吓得灰头土脸，从此之后成了横路敬二，见人矮三分。前些年我在国内教书时，有一次系主任与学生发生冲突，勒令学生写书面检讨，当时也威吓学生说，倘若检讨不深刻，则要连检讨书一并存入档案，那会是一个人生污点云云。可见神秘兮兮的档案在中国是可以被当作一种具有威吓作用的武器使用的。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在外企工作，外企或猎头公司对于个人档案里有儿时曾偷看过女浴室的记录感兴趣与否则不得而知了。
最奇葩的是国内的居委会，就是居民委员会，在上海从前也叫里委会，就是里弄委员会。居委会成员都是大妈老太婆，无所事事平时最大兴趣就是张家长李家短，这些人都是异乎寻常的热心肠，政治觉悟高过上海大厦，而且主动积极执行各项国家政策毫不含糊，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做起思想工作来头头是道，处理棘手事情也很有办法。从前我们那一片的里委会大妈曾有过这样的事迹，当时政府提出为了保护环境，禁止居民在住处养鸡，里委会大妈挨家去养鸡的人家宣传，软硬兼施逼迫那些人家杀鸡。有一户人家死活不听劝告，还对里委会大妈说，我不杀，有本事你们杀。后来过了几天那户人家发现鸡不会啄米了，怎么啄米都进不了嘴里，仔细一看原来鸡的下嘴唇被剪刀剪掉了，只剩下上半张嘴了。还有一件事情也很搞笑。我们家一个老邻居搬到新的宿舍，那邻居家的女主人比较胖，那里里委会的大妈怀疑她肚子里有情况，三天两头轮番跑到她家去叫她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自告奋勇要陪她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那女主人有两个女儿，那时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告诉那些大妈她没有怀孕，但那些大妈坚决不上当受骗，认定那女主人是想再生个儿子，脸上的雀斑也被认做是妊娠斑，搞得那个邻居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但当然里委会大妈也做不少好事，比如前些年我在国内时，每到晚上七八点钟就听到外面里委会大妈边摇着铃铛儿边吆喝，叫各家各户关好门窗，锁好放置在外面的车辆，注意安全，严防小偷云云。
从前的户口制档案加上居委会，使人感觉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一种“组织”的“关怀”之中，好像不小心碰到蜘蛛网，那些蜘蛛丝线缠在脸上手上脖子上，你看不见那些丝线，用手去抹，甩，擦，但仿佛总是甩脱不掉，感觉总还是粘在那里似的。
如今时事变迁，国内的户口制也好，档案内容和管理方法也好，似乎也都与时俱进有了很大改变，居委会大概也在与时俱进，从不断看到的有关北京朝阳群众检举名人吸毒的业绩推断，居委会大妈的本领似乎越来越高，眼睛也越来越雪亮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