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年轻人，可能对文化大革命还有那么点儿感性或理性的认识，但对于“四清运动”估计就很少认知了。其实文化大革命是紧接着“四清”来的，就我不正确的看法，“四清”可认作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吧。“四清”运动就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或“四清运动”。其内容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通称为“四清”。“四清运动”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财务制度，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领导下开展的，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蒙冤或遭到错误处理。特别是1965年初制定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致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到1965年年底，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四清”开始那年，我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当然不是“四清”的对象，不过经历过那个年代，必然会看到运动中形形色色的人或事，虽然大多巳经记忆不清了，但有些事还萦绕在心间，多年以来，一直挥之不去。记得那时晚上经常要开会学习“四清”的文件，最有印象的就是“前十条”和“后十条”了。我因为怕听那把文件读得错别字百出的冗长“报告”，就借口到病房处理病人，一去就不复返了；这法儿开始倒还蛮灵，后来被运动积极份子戳穿了我的把戏，就把我“揪”回去，并说我逃避运动，这顶帽子太大了，于是我也不敢再搞“小动作”，每次开会都是正襟危坐在那儿打瞌睡。那时学习的内容中还有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创造的“桃园经验”，那可是当年“四清运动”中被重墨浓彩的宣传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批斗时，不知他们曾否想到过他们当年那么认真搞“四清运动”时被整的那些“四不清干部”的感受。（说良心话，当年那些被整的四不清干部，若是放到现在，与当代的干部相比，那可都堪称人民的好干部 。）
开展“四清”运动的每个县派一个“社教工作团”，总团下面是分团，每个公社进驻一个“分团”，“分团”到了公社后分到每个大队或几个大队合并派一个工作队，市镇上把几个单位合在一起派一个工作队。我们医院与药店、清管所属于一个工作队，工作队一共才三四个人，但是工作效率特高，不多几时，这几个单位凡是年纪大些的查出来基本都有些“问题”，有“地富反坏右”：有“伪保长，伪乡长，三青团骨干，反动军官”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连我们医院食堂里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炊事员老头，最后竟然被查出来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还有一件怪事，在远离市镇的一个大队，那个大队特别穷，算是整个公社最穷的大队了，全大队2000多人口，来自全国除西藏新疆外的各个省份，经过“四清”工作队的认真排查，最后查出来这些外来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他们家乡的“还乡团”，当“四清”工作队撤离以后，文革中“群专组”跑遍全国各地，化了不知多少的出差费，最后连一个“还乡团”也没落实，相反查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逃荒出来的贫苦农民；不过当初被怀疑是“还乡团”时这些人可没少吃苦头。
“四清运动”中要人人过关，我们每人都得洗手洗澡，即是自己交待有什么问题；还要写“运动心得体会”，可怜那些不识字的人可苦了，只好找识字的人代写，我因为年轻吧，所以义不容辞，勇挑“革命重担”，帮这些人写，为此还结了好人缘。清经济倒也真清出来不少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们镇上惟一一家“老虎灶” ，属商业系统管，掌管“老虎灶”那把舀水大勺的是一个中年胖子，在自己洗澡洗手时交待说他自己打水不付钱，四清工作队于是给他算帐，以每天贪污三壶水计算，每壶水五分钱，一天就是一毛五，乘以365天等于5495元，当年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这胖子急得跳了河，被人捞起后，四清工作队还说他不老实，说他就是贪污了才吃得这么胖，硬是要他退赔，还要召开批斗会。会还没开，消息走漏了，结果惹恼了一个人，这个人可是镇上出了名的雌老虎，她一个人带了把切菜刀闯到工作队队部，要与工作队拚命，工作队看她那拚命三郎的架势，不得不取消了对她丈夫的批判，随便找了几个四类分子匆匆开了个批斗会算是交代；不过最后还是决定从他每月30元工资中扣下一半，这扣工资直扣到四清工作队撤离，以后也就不了了之。比起这位老虎灶上的胖子来，我们医院那个收款处的女人就幸运得多了，经过四清工作队认真核查，她确实存在贪污行为，那是采用一种叫“飞过海”的方法把病人的医药费收到她囊中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以前给病人开的发票是三联的，第一联给病人，第二联给会计做帐，第三联是存根，她的贪污手法其实也并不高明，采用的就是“大头小尾”的方法，即在第一联下放一张复写纸，复写纸下衬一张硬纸板，然后开上病员该付的费用，把第一联扯给病人，然后再用两张复写纸分别放在第二联及第三联上，再写上一个很小的金额，结果就把大小金额中的差价贪污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发现她贪污的数额巨大，医院打了报告到卫生局准备开除她，恰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仗着出身好参加了革命造反派，把院长当做走资派批斗，她的贪污事就此烟消云散，开始还说是留待运动后期处理，不过这个运动后期遥遥无期，等到文革结束，她老人家也早戴了大红花光荣退休了。
“四清”中强调阶级斗争，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此经常要吃“忆苦思甜饭”，那饭是用猪吃的南瓜拌了米糠烧成的糊，那时候巳经不是60年那饥饿的岁月了，这东西可真是难以下咽，但为了表示跟党走的决心，所以硬是把这东西咽下去，有的积极分子吃了还吃，以表明他不忘阶级苦。
一般人可能以为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是文化大革命时开始的，其实不然，早在“四清”那个年代就开始了。那时我们晚上天天要学“老三篇”，还要背出来，这可难住了那些不识字的大妈们，往往背了上句忘了下句，背得牛头不对马嘴，好在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所以即使背错了也不会被扣上破坏学毛选的罪行。学毛选中出现了许多学毛选积极分子，最著名的莫过于顾阿桃老妈妈了。今天的人们不知道顾阿桃，就像四五十年后人们将不再记得眼下最当红的歌星影星。想当年，一字不识的她也曾牛气冲天，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向欢呼着的人民大众挥手致意，并且因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当上了九大代表。她是林彪夫人叶群于1965年在江苏省太仓县沙溪镇洪泾村参加“四清”工作蹲点时树的典型，因为发现她语言通俗，琅琅上口，诸如“旧社会把我们当棵草，新社会把我们当成宝”；“我是药材店的揩台布，甜酸苦辣都尝过”；“现在我伲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些语言很生动，又有煽动力，加上她记性好，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因此被戴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一个新型农民”的桂冠，到处有单位请她去讲用。因为不识字，就请人画了示意图进行宣讲。还把一份这样的讲用稿送给毛主席，这份讲用稿当年我曾在人民日报上见过，当时确也大受感动以致热泪盈眶。顾阿桃出了名，全国各地向她学习的单位和人群纷至沓来。我们公社离她那个大队很近，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借了向学毛选标兵顾阿桃老妈妈学习的名头，我们曾不止一次的去洪泾大队，说实在的第一次去还是带着“朝圣的心情”，过后几次不过是借个名儿去沙溪镇上玩一趟而巳，因为这样出去不算休假，不用拿假期抵的。因了去参观学习的人多了，太仓县委还专门派人接待，一般人去还见不到顾阿桃本人，有的人去了两三次才见到一次。也由于人去得多，可能把她家田里的庄稼踏坏了，引致了她老公的不满，所以这个农村老头一看见去的人多了，就张口骂：“一张老*，有啥看头”。林彪事件后，顾阿桃也从辉煌的云端跌回到地面，靠卖冰棍为生，晚景甚是凄凉。后来曾有人对把这样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捧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一场闹剧提出批评，还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讽刺：“顾阿桃指点陈寅恪做学问，甫志高教导许云峰讲气节”。我估计是文革结束后才有人这样说，若是在文革期间顾阿桃红得发紫时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写，不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枪毙才怪。
社教工作队的队员虽然是从各单位根正苗红政治清白的人群中挑选出来的，但也难免良莠不齐。我们镇上工作队的队长与一名女队员工作中大概是日久生情吧（可惜他俩一个是使君早有妇，一个是罗敷自有夫），不免就做下了风流韵事，而不幸的是又被挨他整过的一个“四不清”的当地干部抓了个“现行”，在私了不成的情况下，闹得连县里总团都知道了，于是这两位四清工作队长和队员自己就成了四不清干部被遣返原单位，至于他俩此后的情况，传说纷纭，难辨真假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上级有指示，四清工作队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但不久又来了指示，工作队解散，各回各的原单位参加运动；再后来又有新的指示，若当地干部群众要求四清工作队回来进行批斗的，就必须服从接受批判，于是以前整别人的人这回也被当地的造反派“请君入瓮”，经受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屈指算来，“四清运动”过去巳经五十多年了，现今的人们也很难想象当年我们伟大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曾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就连我们这一代人回想起当年，也很奇怪当初怎么会那样满怀激情投入运动，岂非咄咄怪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种闹剧，今后是永远不可能再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