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后把《答复函》给我爸爸看。他读了一遍后说到：《答复函》上注明了是“经查实”，你查一下武汉市中级法院什么时候制作的二审判决书？我说：1991年4月。他想了一下对我说：今天晚了，过几天我给你一个有力的证据—我的护照。
过了几天，是武汉市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樊小娟接待。具有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的樊庭长在回答我针对《答复函》的质询时居然那么理直气壮的提出了如下观点：1、 院里给你这样的答复肯定会有它相关的依据。这是我们法院给你的答复，不是哪一个庭给你的答复；2、 你们一方有一个当事人打了申诉，你们就应该知道3、 我们有我们的规定，邮寄送达有发文本。发文本保存的时间是十年。4、 过了十年，我们邮寄送达的凭证都销毁了； 5、 你用现在的规定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我打断了她的话问她：如果一个人当事人拿到判决书，是否意味着所有当事人都拿到判决书？送达判决书用发文本的形式符合哪一部法律规定？或者根据贵院的什么院规？那么贵院的院规什么？
樊庭长回答说：我所说的不是空话，是涉及到情理的问题。
我问：你的意思是根据情、理，而不是法？我姑姑的送达回证为什么要给信访？
樊庭长回答说： 这是我们信访部门在做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我们院里有这样的依据。这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拿得出来的这个《答复》是我们的最终答复；《答复》院领导也参与。
如果武汉市中级法院的结论是顶级结论，也就不需要湖北省高级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了！我对她说：一个小小的武汉市中级法院能够作出任何机构都不能推翻的结论吗？当然，在晓红姐姐没有拿到《答复函》以前，我是不会过早的“抛证据”的！反正总得等到晓红姐姐拿到《答复函》。等待的期间里，我就勤到武汉市政法委接待室去。那一段时期，政法委的接待人员总在换，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调来工作的。说话客客气气，但拒绝告诉我他们到底是来自于哪里，以后会到哪里去，大概每三个月换一次。我经常去，也就和他们混得脸熟。换新人的时候，我就稍微详细一点讲述本案的情况。一般说来他们都会在记录本上记载一下我来的时间及我所说的内容。去的次数一多，他们的流程我就清楚了，不管谁来他们都会记录。如同人大信访一样，所以我就增加次数，从量变到质变。很多时候我不需要要谈什么，在门口喊一声：“我来了，麻烦帮我登个记。”他们一答应，就走，省去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有时我看见一些去反映情况的人，多次遇见同一个接待的领导，每次说的也几乎完全一样。我向他们提出建议：领导知道的事就不要讲了。我打个比方说：有个人家门口有个坑，这个人每次进出家门都要在这个坑里崴一下脚，那是一种享受。有一天这个坑被别人填平了，这个人走到坑这个位置又想崴一下脚，当发现崴不了脚的时候就怪路不平了，你们把对同一件事的反复叙述当成了一种享受，但这种享受对接待者是一种摧残，除非你想找他们的晦气。我的说法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但政法委的接待人员觉得我比较容易沟通。所以有时在接待我的时候，就把接待室的门关上，求我多坐一下和他们聊聊天。上至中央政法委，下至基层法院，甚至其他人员的进展情况，什么都聊，就是不能聊我案子的进展。我真的有长了见识，也学到了很多很多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法。
接近两个月，终于等到法院通知晓红姐姐去拿《答复函》了。我赔她一起去。这次是张捷峰主任给晓红姐姐送达《答复函》。晓红姐姐拿起来一看，除了把我父亲的名字换成她父亲的名字以及日期改了一下，其他与给我的《答复函》完全一样。
想想我还真是有耐心，等了快两个月才拿出了我父亲的证据。我对张捷峰主任说：我父亲在你们作出判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美国居住，美国和中国是没有签订司法互助协议的，请问你们是怎么向他“邮寄”送达《判决书》的？你们是怎么“经查实”的？张捷峰主任大惊失色，脱口而出：“你怎么不早说？”晓红姐姐接着他的话说：“早说就让你们说不见了，现在你们是我们手中的老鼠，我们要捏得你叽叽叫！张主任当然哑口无言。
陈友松法官过了一会过了对我说：你既然提到你父亲当时不在中国，我想你们肯定有证据。所以我们相信你的说法。我说：护照上有进出海关的日期记录，这个有可能假吗？陈法官笑笑也走了。我也心里好笑：对于法官来说，他们预测或者“逻辑推理”的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过程到我们这里就变得完全不可预测。这种不可预测性也让法官心惊胆战。
我把我的回复和晓红姐姐的函复复制件交给武汉市政法委接待人员，当然也有空和他们闲聊。我随口说了一下武汉市政法委分管法院这一块的是副书记崔正军，我也向他写过信，而崔正军书记原来是从法院调过来的。接待人员笑了笑，摇了摇头，我知道我弄错了。我再问具体是谁管法院这一摊子的时候，他们就把话题扯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