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我前后经历了三次高考，所以我这里的“高考”应该是一个复数名词。如果在英语里，简单地将“高考”变成复数就行了；但如果用法语表达就复杂了，不仅“高考”要变成复数，就连“我的”这个所有格也要变成复数。真感谢我们的祖先，没有将语言造得这么复杂，使我们能说啥就写啥，真正做到“吾笔写吾口”。
一
1981年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所读学校是一所乡级中学（这一年刚将人民公社改成乡），我们的师资比县级中学要差，更不用说城市中学了。我们这一班（一届也才一班）是这所中学的末代班，之后就只有初中，变成一所地道的初级中学。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上高二时，能调走的师资全调走了。教高中的称得上科班的物理老师走了，历史、地理老师也走了。所以，班主任给我们说，我们必须全班学文科，因为没有理科老师了。至于文科老师，当然也没有，但文科被认为是可以自学的。当然，也不致于完全自学，而是有老师同我们一起“自学”（因为这些服从分配的老师也是边学边教）。
因为以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历史、地理，所以就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们得把初中、高中的所有历史、地理全学完。在经过了不到一年的强化学习之后，就得上战场。首先是5月份的预考（从1980年开始，就设有预考），先将考生进行筛选，只有预考通过者，才有资格参加高考。我们班预考后，还留有7名同学（其中2名历届生）。再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复习，就是7月份的高考。由于考场设在县城，我们在前往迎考时，教导主任一再给我们鼓劲：“不要怕，不要紧张，不要看别人是穿皮鞋，你们穿凉鞋就自惭形秽，关键是考出自己的水平”。来到县城，为了省钱，我们几位男同学就寄住在县印刷厂的家属宿舍，这是我们班主任老师师母的宿舍，真感谢她替我们着想，腾出了她自己的宿舍。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可想而知，好不到哪去。五门半科目（英语50%计入总分），560分的总分，我考了340分，离当年的中专线还差10分。其他同学分数更低。我们班剃了一个光头。
二
由于对相差10分的落选心存不甘，我选择了复读。回原来的乡中学已不可能了，因为那里再没有了高中班。于是托人介绍，我进到县第十四中学。我们全部从全县各个中学来的文科复读生，被按照两年制高中到三年制高中的过渡来处理，编为第12班，美其名曰改制班。在这个班，每个同学的学习都很拼命。有的同学，在宿舍熄灯后，还用手电照着躲在被子里看书，而我也最多只是躺在床上，脑海里重温一遍白天所学的东西。正是因为同学们有这种学习劲头，老师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我在乎的历史、地理老师，比我们原乡中学好不了多少。历史老师是一位姓黄的女老师，不知其学历如何，但水平只是一般。地理老师是从乡下请来的一位50年代从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肄业的科班生。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正式毕业，所以他也就没有正式得到教师职位，一直在乡下种田。这位老师叫王谷宝，由于多年的业务生疏，虽然教学态度很好，但教学水平也不咋的（听说后来他的教学水平提高很快，这样我们就成了他的试验品）。在这里，我开始学英语了，毕竟比重已提高到70%，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弃这门课而不学了。英语老师是一位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的红卫兵大学生，语法教得还可以，就是口语稍有逊色。每逢朗读课文，他就叫一位英语专业的同学带读，或者叫我们跟磁带读。这也是我学哑巴、聋子英语的开始。
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要去参加高考了。这次我们学校已在县城，离考场就那么一华里路程，走10分钟就可以到，免去了借宿的周折。同学们除了学习很努力外，对考试的准备也相当重视。有人在考前几个月就开始喝“维磷补脑汁”，有的人考前去打葡萄糖点滴。我唯一的准备就是借了叔叔的一块手表，以备掌握考试时间。这次，我们班仍然考得不理想。除了英语专业上线比较多外，我们文科就2人上了本科线。590分的总分，我只考了389分。虽然大部分科目都有进步，但地理比上一年降了7分，因此，总分离中专线还差5分。我又落榜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的学习还是有点浮，不够扎实。
三
这次的落榜，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我既无黄巢的鸿鹄之志，落榜后能托菊言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无柳永的家世和才干，能洒脱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我必须面对现实，因为整个家庭为我的付出是巨大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即便我当时考上了，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凤凰男”。当然，这并非说我当时复读一年花费有多大，而是说我们家的收入实在有限，靠母亲和兄长耕种责任田来维持生计。兄长已到了娶亲成家的年龄，却限于家庭经济条件，连一个上门说亲的都没有。本来我算一个顶好的劳动力，能为家里做贡献，却反而让家里贡献于我。我哭了，哭得很伤心。一则，为我的付出未能得到想要的回报；二则，真真切切地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还差5分，离上线越来越近了，却功亏一篑。将来干什么，去入伍当兵或者去当民办教师？我心里举棋不定。看着我伤心的哭，母亲啥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干她的活，但我知道，她的心在哭，恨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帮儿子实现其理想。于是，旁边的亲戚、左邻右舍就奉劝母亲，还是让他再复读一年吧。就这样，母亲咬紧牙根，做出了让我第二次复读的决定。其实家里供我上学的钱，都是母亲卖猪、卖鸡蛋积攒下来的。每次母亲小心地打开她的小箱子，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手帕里，取出钱来，交到我手上时，我的心都在颤抖，我暗暗地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母亲。
这一年的复读，我再不用去托人找关系了。由于学制转接的原因，县二中下一学年没有应届毕业生。于是直接从落榜的考生中，挑选了一些有“潜质”的，安排到县二中，来填补他们下一年升学率的空缺。拿着二中的复读《通知》，怀揣着留有母亲体温的钱，挑着被子、课本和生活必需品，我开始了第二次复读，开启了第三次高考的征程。
这次复读，学校再没有将我们编入正式的按序号排的班级，也没有叫一些狐狸花哨的名号，而是直接称呼为复3班（复1、复2为理科班）。班上的同学也不在乎这些，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豁出去了。县二中真是名副其实的重点中学，这里的老师真可谓兵强马壮，特别是史地老师，我真是爱死了。教历史的李老师，是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的科班生，每每讲课，都给出我们要点一二三四五，我们课后去理解加背诵就可以应付考试了，既省却了我们自己去概括的时间，又避免了这种概括的不准确性。在他的引导下，我也学会了自己去梳理所学的知识，总结出一些考试的重点，或者说去押一押考题。如高考的西方殖民者侵略非洲的填图，就被我押中了。我们预考的两道问答题，也惊奇地出现在高考试卷上，只是提问的方式更灵活而已。地理老师姓熊，讲课不紧不慢，有条不紊，非常幽默，极大地激发了我学地理的兴趣。他在第一堂课上，就点名要我回答问题。我想这特殊关照，肯定是按照学生名册来的，估计是看到了我上一届高考58分的地理成绩。语文老师姓蒋，带有明显的新化口音，是国立湖南大学政法系的毕业生。由于新中国政法系统的革命，他的知识肯定没用用武之地，只能改行教语文。他油印了大量的补充课文让我们学，这些课文都是新编入中学教材，我们未曾学但高考又需考的范围。陈老师教我们数学，同时兼我们的班主任。数学本来就是我的强项，我又没当班干部，所以同陈老师接触不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解题非常熟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政治老师姓姚，是一位女老师，也是湖南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的。她口齿清晰，上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教完我们这一年后，她就上调到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去了。英语老师还是我十四中的周老师，看来我的哑巴英语还得继续。
有这么好的老师，我没有再不学好的理由了。我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加强了英语、史地和语文的学习。英语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目了，我得加倍重视，特别注重背单词和学语法。语文是一门很难在短时间内提高的科目，我就针对自己阅读量不够的弱点，背了一本成语字典，至少也能做到出口成章。我还坚持每天写日记，一方面对自己的学习进行总结、梳理，记下自己的一些感想，另一方面也可以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至于地理课，除了记忆外，还我学会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另外，我的一个要好的叫陈绍平的同学，他是地理科代表，他的学习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因而我的地理学习进步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八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五月份的预考。这次预考我考得比较好，为全班的第五名。经过预考后，我们全班同学都留了下来。这就意味着，预考对于我们仅仅是一次练兵，起不到任何筛选的作用。这一年的高考，因为全国很多地方发洪水而推迟十天。考场就设在本校。这是我第一次在本校参加高考，就如同比赛打主场。第一场考试是语文，作文是根据一幅挖井的漫画，写一篇小说明文和议论文。语文不是我的强项，作文写得还可以，属于正常发挥。下午考的是历史还是地理，我记不太清了。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看了卷子后，我感觉今年的高考有希望了。除了一道要用到平面几何知识的解析几何17分题，我不会外，其他似乎都没错误。但交完卷后，与同学对答案，才知大事不妙了：一道求极值的14分题，要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这种题我们平常练得太多了，真是小菜一碟。可那天真是鬼使神差，我把它用成三角形的面积公式。从第一步开始错到最后，我的计算结果刚好差了一半。我去咨询数学老师，象我这种情况，那道题估计能得多少分。他没有安慰我，而是直接告诉我，恐怕只能得一点步骤分。但我是从第一步就开始错的呀！看来，起码他的心理学知识不很够，没有想到对接下来考试的影响和冲击。毕竟是第三次参加高考了，看来心理压力太大了。下午的政治考试，我本来也做得得心应手，但就在最后的五分钟，我猛然发现一道15分的论述题原理用错了。题目的要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可我却把他理解成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这相差太大了。看来整题改是来不及了，于是打了一把大叉，将原来的原理枪毙，替换成新的原理。过渡就没时间写了，论述就只能牵强地援用原来的论述，因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看来是受上午数学考试失利的影响太大了。交完卷后，坐我后面的同学问我，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还打一把大叉，我真无言以对。此时，也真不知什么是心痛，因为心已不知道痛了。看来，为最后一天的考试而做任何复习都是多余的，唯有放松才是最重要的。刚好，上一届考上大学的同学放暑假来看我们了。于是，我就好好地陪他们玩，把这些不愉快暂时忘却。第三天上午的考试，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了，连考的是地理还是历史都记忆模糊了。我只记得下午考的是英语，没有什么大的失误，但本来我可以考得更好一点。
我的第三次高考就这么结束了。为了它，这一年我真拼尽了全力，付出了很多，但最后考成这样，只能说是时运不佳。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次高考，我也许是学习的高潮没有调整好，预考就到了高潮，到得太早，真正到高考反而兴奋不起来了。
高考虽然结束了，但那一年，所有参加了高考的同学必须进行体检和填报志愿。对于体检，我很容易，也很顺利地过了，不象有的同学，有色弱，心脏杂音，肝大一指等毛病。这就意味着体检不会影响我对专业的选择。对于填报志愿，首先是估分。我们参照各科的标准答案，凭借自己对答题的记忆，逐门对自己的成绩进行估分。客观题还好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主观题就不好把握。比如这个要点给3分，但有这个意思又不完全，这又该得多少分。总之，我估分估得比较保守。我认为我有430分上下，估计本科线为450分。所以，我应该是上中专或大专线，为此，主要要考虑好这个阶段学校的志愿填报。但其实当时所供选择的学校并不多，于是我把所有在我县招生的学校都填了，特别是招生数量多的，就填在前面。但第一批录取的学校也不能空着。其实我最想去西南政法学院，鉴于同班有一平常同我成绩不相上下但这次比我考得好的同学填报了这一学校，我不情愿地放弃了。因为，该校当年在全省就招80多人，分到每个县不到1人，我认为不可能在我们班同时招两人。于是，我将第一的志愿倒着填写：湖南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和兰州大学。明眼人一看这志愿，就知道是底气不足。可历史老师看了我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志愿，心里还挺高兴，以为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了。第二批填的是农学院和财经学院。大专填的主要是师专，中专就有农校、供销学校、商业学校之类。
志愿填完后，就是大约三周的时间等待高考分数和录取线的公布。这三周，农村孩子远没有城镇的幸福。我得回去从事繁重的“双抢”体力劳动。一方面觉得，没考好，有愧于家人，得好好劳动改造。况且，他们长年累月都行，我干一个暑假，没有理由不行。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是一介白面书生，平时缺少锻炼，一下就放到40°C的高温下考验，实在难熬，肩膀压掉了皮，背和胳膊上晒出了水泡。但比起紧张的复习迎考，对于脑袋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放松。“双枪”完成后，人终于可以很难得的从脑力到体力彻底放松一下了。一天当我睡到日上三尺，懒洋洋地起床后，偶尔听到广播中播出的新闻的最后一句“430分的录取线”，我突然精神起来。虽不知道这是哪个地区、哪一段的分数线，但我想这个分数我应该还是有。于是，吃罢早餐，我决定徒步5公里走到县城去看一个究竟。我那已经不小的淘气的弟弟也一定要跟着我一同前往。大约中午，来到了母校门口，那里已经张贴了一红榜，还有稍许人在围看。看来这榜张贴已有时间了，要不就不止这点人在看。我走上前去，既没看，当然也忽略了最下面的日期，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一抬头，我的名字就映入了我的眼帘，分数为483。这个分数超出了我的估分。再仔细看，是位于475分的本科线名单下面。这也就不再惊奇了，因为我原估计本科线为450分。然后，我再来来回回地对这张改变我命运的红榜看了很多回合，也获悉了我们全班上线同学的分数情况，有发挥比我好，也有发挥比我还差的。这时脸上才露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容。这个笑容是对我的三次高考的一个道别，是四年高中的一个回报，是十一年半寒窗的一个句号，更是对辛勤的母亲的付出的一个慰藉。同行的弟弟问我是否考上。虽然他已经在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但估计他还未看懂是怎么回事。当我如实地告诉他时，他高兴得跳起来，口里连呼“真的呀！真的呀！我们家出了大学生了”。我连忙拿着弟弟走开，生怕被人听到和认出来，因为毕竟还未拿到录取通知书，还不算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在一路回家的路上，我总难抑制住我的笑容，唐代诗人孟郊登科后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就是我当时心情的最好写照。回到家，是弟弟第一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全家的。他说这个消息时，那种喜悦之情，好像他才是这个消息的主角，而我只是帮忙证实而已。我这种超乎寻常的反映，也许是由于我回家的路上已经笑够了，但更多的是对我高考发挥欠佳的不满。
再约摸过了两周的8月25日早晨，我正一如平常地起床刷牙，邮递员送来了信封落款印有红红的“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接过信封，我郑重地向邮递员道了谢，家里每一个人也一再地谢了邮递员。这一声声的感谢，显然比我们平常说的来得更真诚，更有分量。紧接着我打开信封，唯一给我的惊奇是，我被政治系而非我原以为的历史系录取。消息传开，乡亲们都认为我考上了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这里，考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成功一跳，走出了祖辈世代生活的安化。从明洪武年间的1387年，先祖不辞劳苦，从江西吉安的避居地，荷担返湘，世代繁衍，到今天600年过去了，我终于可以走出大山了。于是，默诵着毛泽东当年离开韶山时写给他父亲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自不返”的诗句，我正式从这里开启了我人生的新征程。也正是从这里，我取道湘江，逆朔郴江，迈向珠江口，走出了国门，来到了大洋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