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4年一月中旬去日本东京游玩了几天，日本明治维新后，用西历，所以一过2014年元月一日，便是日本的甲午年。
我到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靖国社，我之所以选择把靖国神社当作游览日本的第一站，是因为我相信靖国神社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所在。
维基百科：“靖国神社的前身是建于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爲了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牺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在1879年（明治12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國」由明治天皇命名，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國也」，意為使國家安定。
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開始供奉在包括甲午戰爭（1894－1895年）、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戰爭中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日本全国其他神社都由内务省管理，唯独靖国神社由军方管理。
有14名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分別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
1952年，美军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后，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前后8次参拜靖国神社。
但1978年合祭甲级战犯后，直到1989年病故，昭和天皇再也没有前往参拜。1989年继位的现天皇明仁至今也从未参拜靖国神社。”
游就馆一进门有一句话：“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靖国神社主要是宣扬日本军队的武功，包括二战时的武功，美化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忏悔，谢罪的意识，相反他们认为是日本使亚洲从此摆脱了白人的殖民统治，既然白人可以在亚洲占领殖民地，为什么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不可以有殖民地？日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日本不尽快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一旦中国彻底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欧洲列强利用中国的资源，很快日本也将被欧洲列强踩在脚下。日本人认为他们搞得是建立王道乐土，是大东亚共荣，而二战以后亚洲国家纷纷独立，日本是有功的。
我从网上可以查到中国方面对甲午战争的描述：“1888年，北洋海军在威海正式成军，实力居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位。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广大爱国将士勇挫强敌，虽败犹荣，他们浴血杀敌、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我1991年就曾去过威海甲午战争纪念馆，但当时是冷眼旁观-从来不觉得北洋水师光荣。之所以冷眼旁观，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灾难层出不穷，中国民族多次失去民族振兴的良机，无数次的痛心疾首，早已经使我麻木。
我所知道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在装备，人员方面有相当的优势，至少在武器装备上是最旗鼓相当的。但中日甲午战争实际是抛开技术因素，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民族精神上的较量。
北洋水师失败首先有2个制度造成的因素：
1．由于政府的腐败，不经贿赂，作为国家的军队-北洋水师竟无法得到当时开滦煤矿的优质无烟煤，使得蒸汽机的效率不等得到充分发挥，更严重的是滚滚浓烟，使得日本舰队可以提前1个小时发现中国舰队，提前做好战斗准备。而由于日本舰队用的是无烟煤，中国军队发现日本舰队时，距离已经很近，只能仓促应战。
2．北洋海军成军以来，“未添一舰，未添一弹”，海军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了颐和园，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实际载弹只有半个基数，其中有些是水泥弹头的训练弹。因为没钱从西方列强手里买开花弹，即使半个基数的炮弹，如果击中的炮弹全部爆炸，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更致命是是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的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的落后，日本联合舰队的军官大多在国外受过训，有的还同英国德国的军队进行过交流，而中国的军官思想水平还停留在封建帝国冷兵器时代。海军作为当时是大清国最高技术兵种，竟然由丁汝昌这样的“只读过三年私塾，十岁即失学，只识弓马，不懂海战”的陆军出身的人来担任海军司令。“丁汝昌对北洋水师的掌控并不得法，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水兵平日里将其当货船用，贪污运费，水师官兵利用舰队走私也有所闻。丁汝昌還是威海北洋水師管帶（艦長）宿舍房東，廣東籍管帶鄧世昌執意不住丁提供之房舍，丁遂冷漠待鄧”。
还有清军将领的战场表现，特别入丁汝昌的自尽，我觉得不好理解，在刘公岛陷落前夕，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服用鸦片自尽，为什么要选择服鸦片呢?大概是鸦片的兴奋作用，可以使自杀者减轻痛苦。
作为海军提督，相当于海军上将吧，作为一名军人，为什么不能用手枪或军刀来自杀？有这样的将领，有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还有资料显示，丁汝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准备好了棺材，还躺到里面试了试大小，他很从容地为自己的身后之事做好了安排，对比日本军官，兵败时选择的极度痛苦的切腹自杀，这样的将军不败是无天理。
从国家层面上日本是举国同心，而大清国是腐朽没落，各级官僚各个心怀鬼胎。所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是一个整体的失利，而不是一个战术的失利。
甲午海战后，大清国除了割让台湾，还赔了2亿两白银，这两亿两白银应该可以再造10多个北洋水师。异族统治的大清国，“崽卖爷田不心痛”腐败无能竟然到如此地步-只要能维持政权，割地赔款在所不惜。
大村益次郎铜像-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是幕府末期维新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引进西方兵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游览靖国神社的过程中，在游就馆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日清战争和日中战争的史迹陈列，看着当时日清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要我十分感慨，我脑子里反复冒出一个念头：“其实中国更需要反思！”
每当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总是要求日本人不要忘记历史，要求日本人反省曾经犯下的侵略罪行，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中国电视节目上理直气壮的说辞：“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但作为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中国有没有牢记历史教训！？我觉得日本在日中战争（中国称为抗日战争）中的实力被国共双方都严重夸大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被日本欺负成这样，中国自身有没有问题？
甲午中日战争过去120年了，抗日战争也过去快70年了，在这个漫长的120年之间，中国有多少进步呢？要我们看看1894年以来中国与日本对比有了多少变化：
1．不论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日本的实力都被国共两党严重夸大了。不是日本多么强大，而是当时中国太落后。
现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个钓鱼岛，整个国家弥漫喊打喊杀的气氛，要知道120年前，大清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5倍，战前北洋水师也是根本不把日本海军放在眼里的。所以中国要保持危机感，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2．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帝国，所谓封建帝国是指中国到现在还是人治国家而非法治国家。其特点是：“人在党上，党在国上，国在民上”，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共产党已经统治中国65年了，腐败的政府的高官如不经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就不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得到任何惩罚的。中国还是以政策代替法律的国家。这一点与120年前相比甚至于更糟糕。设想一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却没有自己的军队，而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政党确拥有一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120年前，北洋水师可以为皇帝而战，如果今日战端再起，中国军队应该是为谁而战，是为习总？还是为中纪委？还是为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再遇外战，恐怕那时只能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但事到临头，恐怕是来不及的。
3．大国崛起首先得构建独立的现代化的学术体系。
英国是先进国家，美国则沿用了英国的文化制度也是近代以来的先机国家，而后发国家的崛起并成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建立凌驾于体制之上的现代化学术体系，而体制（政府）要用国家的力量保证这个学术体系最低限度在哲学及以下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近代以来德国和日本是最成功的两个后发国家，也是大国崛起必首先创建学术体系的最好例子。
蒋介石先生留给中国人6个字：科学，民主，伦理， 比五四运动的口号多了一个伦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主要由三个支柱来支撑：经济，政治和伦理，其中 科学是经济的法则，哲学是政治的法则，而神学是伦理的法则。没有一个独立健康的学术体系，特别是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没有理论指导的国家，其现代化将是水中捞月。中国目前学术，特别是从社会科学到哲学领域，思想理论极其荒谬，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4．宗教（信仰）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宗教是具有全民性和社会性的价值观，所以伊斯兰教，基督教，藏传佛教是宗教，而中国的儒释道实际上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具备全民性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宗教。日本人学习西方，没有学习西方的神学，而是保留了本土的神道教，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除自然神之外，人物神的历任天皇、幕府将军、功臣等也渐渐被作为膜拜对象，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多神等于无神，而无神，人民则会把一个活人弄成神。我认为神道教和基督教本质上不同的是神道教强调等级：低级服从高级，个体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神格化的天皇，普通人的人格退化为会说话的工具，但神道教的核心价值在于“忠君报国”，对国家有用的人，就会被放到一个受人尊重的地位，为国家战死者，甚至被提高到神的高度，可受祭于靖国神社。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到了技术和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做到思想的现代化，这使得日本在思想上越走越极端，信奉军国主义，积极发动侵略战争，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败于美国。
但即便如此日本的神道教比中国的儒释道要好得多，佛教和道教是出世的，儒家学说也不能被认为是宗教，应该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实用处世哲学， 中国人的信仰宗教也是以实用为目的，为了避邪保平安或者是求升官发财，娶妻生子。
中国应该鼓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减少对宗教事务的干涉，不能把宗教机构也纳入政府的领导之下，宗教是超越体制的，如现在的中国佛教，当和尚已成为一种职业，假和尚盛行，人们除了信钱，其它什么都不信。将来一旦到了政权溃败的时候，整个社会将丧失凝聚力，以丛林法则取代伦理道德，一遇强敌，必一触即溃。
5．政治制度的确立。
君主立宪制只适用于单一民族国家，大清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帝国，君主立宪绝无可能。因为大清国是多民族国家，统治民族满族是少数民族，如果君主立宪在大清得以实现，汉人将占绝对多数，其结果：“一人一口唾沫，就可把满人都淹死”。君主立宪只能在英国，荷兰和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的小国中得到实现。但中国当时除了制度上学君主立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学习法兰西共和（法国大革命），当然更无法接受， 看来大清灭亡是必然的。中国目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否做到“政党立宪”？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好像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的政体是共和国，但一个排斥普世价值的国家，所以不具备共和的实质-共和是指阶级间共和共和，辛亥革命的共和是指五族共和，对于有独立语言，文字，传统和信仰的不同民族，五族共和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当时的防止国家分裂的权宜之计。另外凡倡导阶级斗争的国家，也绝不可能是共和国。120年前，大清国的首要矛盾是少数的统治民族满族与多数的被统治民族-汉族的民族矛盾。现在中国的情况是除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同阶层的对立逐步加深，还有愈演愈烈的民族间冲突，目前主要表现在，新疆的汉维冲突，西藏的汉藏矛盾。如中国再逢外战，这些民族必争取民族独立。除了共和制，还有联邦制，可能联邦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6．文化决定文明-底层社会的黑恶化比政府的腐败更可怕，
信仰，法制基础，伦理道德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而文化决定文明。我认为不论黑社会还是白社会，有规矩的就是好社会，不论什么人，有原则的人就是好人。底层社会的黑恶化国家将万劫不复，政府的腐败也将无法遏止。
法律是对每个人的最低要求，道德才是对每个人的最高要求，当法律成为对每个人的最高要求和惟一要求时，这个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多么先进，经济多么发达，这个国家不可能是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国家。
我认为礼貌是民间的奖赏机制，有道德的人受到尊敬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国当尽快恢复礼教，或者进行现代化的公民教育。我注意到日本人离开靖国神社迈出山门时，转身向门内鞠躬，然后再转身离开，这一细节使我感受到日本人的礼貌和社会的井然有序。我觉得这是由于日本保持了传统，通过类似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礼教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使人民各守本分，各尽其责，就是说在日本天皇有天皇的伦理，将军有将军的伦理，士兵有士兵的伦理，工匠有工匠的伦理，农民有农民的伦理，甚至于商人和妓女各有各的伦理。特别是日本特有的武士阶层，社会给他们很高的地位，他们也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主人/领主/国家奉献生命。这与西方自由平等，珍惜生命的理念不同，西方类似地给这样的人提供机会，参军或去探险，要不然干脆收买，因为政治上人人平等，也就是在民主的框架下，哪些那些除了好勇斗狠什么都不会做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扰乱社会。日本的社会和谐，是有规矩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在当时大清国，社会腐败，没有规矩原则可言，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争勇斗狠的人没有有效的上升通道，要么当兵扰民，要么结伙造反，而当代中国经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毛为了打败自己政治对手-先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后是共产党的刘少奇，通过宣扬造反，破坏掉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打乱了社会阶层，破坏掉全部的规矩，只讲形势，不讲原则。 对于国家有用的精英，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名义加以消灭，甚至于对那些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的坟墓都加以破坏，即便前面提到的丁汝昌的坟也不放过，也毁于文革（1988年，一份由安徽省文化厅转交到无为县文化局的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引起了该 县有关部门的震惊。提案说：丁汝昌是我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将领之一，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日本友人曾向他问到有关丁汝昌的纪念馆、墓地及后裔情况……丁汝昌殉国后，遗体由清政府南送，葬于今安徽省无为县严桥区沈斌乡小鸡山，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族人年年祭祀，直至解放前夕。文革期间，该墓被某某某率人掘开，棺内随葬财物被盗之一空，棺木被改作家具，遗体也弃之道旁……）。
靖国神社里的军马的塑像
日本明治维新后(1868年)不到30年就打败了大清国(1894年)，不到40年打败了俄国 (1904年)这说明近代以来，30年时间可以使一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代表了明治时期维新思想的主流。他提出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命题，贯穿全书。他提倡培养国民的“文明的精神”。他认为，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做到的，如学校、工业、陆海军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见不到，耳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谓‘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p28）
他提倡谨守学者的职分。他认为维新以来，政府花费人力物力，推行多项改革措施，但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没有志气的愚民”。一国的文明事业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来举办，学者应当说服人民并做出表率，“或研究学术，或从事贸易，或讨论法律，或著书立说，或发行报纸等等，只要是不超过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胆去做。我们来严守法令，按理办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曲，还是不要屈服，据理抗争，这就像是给政府当头一棒，革除旧弊，恢复民权，诚为今天当务之急”。（p24）
19世纪后期，中国就像日本的一面镜子，日本人从镜子中看清了自己的面目，认认真真地洗心革面。福泽谕吉从这面镜子看到了汉学的没落，文明的兴衰，游历欧美之后，发愿“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颠覆，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遥相对”（《福泽谕吉自传》，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p272）。他从镜子中也看清了洋务运动的弊病和“中体西用”式变法的末路，无奈地感叹道：“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上书，p226）他的心愿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了，他对中国的预言在他逝世后十年果真应验。”[1]
福泽谕吉在巴黎（1862年）
有多位国内的朋友曾问我是否在英国感到被歧视，我说作为个体，不认识我的白人可能会对我有歧视，认识我的白人，特别是工作中接触的同事或者客户，他们没有机会歧视我。作为个体，我的思想水平，专业能力，工作伦理，工作效率好过大多数白人，所以我不认为白人有理由歧视我，所以是否被歧视主要取决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
我觉得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歧视，主要取决于被歧视的民族能否具备有效对自己国家进行长远规划的能力，国家治理的能力，对于自己社会的组织能力，以及能否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使自己的国家能够独立地可持续地发展，并最终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如果做不到这几点，被歧视是自然而然的事。
曾国藩说过的：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曾国藩死后20年，大清朝终于灰飞烟灭。
黑格尔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还是一付受害者心态，提起日本就是想到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在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的红利已经消费殆尽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技术，制度和思想上进行现代化改造。2014年1月份看到中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一个专家说：“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离现代化这么近”。我的看法是恰恰同那个专家相反，中国现在学习西方的制度还不如100年前，而学习思想也是远不如1949年以前。一个连交通法规都不能遵守的人民，连买东西排队这样的基本秩序都无法建立起来的国家，怎么能说离现代化越来越近了呢？
参考资料
[1] 南方周末：福泽谕吉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