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4年，大部分要回国的都回国了，眼看回国人数大大减少，一些“大腕”们还没动静，于是又组织已回国人员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除了揭发美帝的罪恶以外，写信写文章赞美祖国的伟大，直接动员号召还在国外的同事们回国。
《人民日报》1955年1月12日：
【新华社十一日讯】最近从美国回国到达北京的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毛汉礼、梁晓天、范新弼、宋振玉、朱廷儒、李恒德、许保玖、甘祯祥等联名写信给现在在美国的我国留学生，希望他们争取回到祖国服务…“在回国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就使我们感到祖国的面貌和我们离国时已经大不相同。我们看到不少地方正在突飞猛进的建设。我们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和平建设而努力。”
《人民日报》1956年3月22日刊登刘尔雄文章题为《回到祖国怀抱，决心献出全部力量》：
“回到祖国短短的两个月内，我亲眼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地前进，广大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人人对祖国前途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希望和信心，这一切都使我深深的感到作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多么光荣、幸福。政府和党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的，帮助我了解祖国近几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并且分配我参加建设工厂这一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今后我决心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提高自己，并且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
《光明日报》1957年6月7日刊登了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发表署名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
“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中国）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地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一个创伤的烙印......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离开美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青年们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郭永怀只有一个女儿，5岁跟随父母回国。13岁因文革失学，被打成狗崽子，17岁到内蒙插队，没有上大学。1981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恢复了美国国籍，随后移居美国，不幸患癌症，回国治疗不愈，骨灰撒入昆明湖。）
1957年12月28日焦瑞身（威斯康星大学生化博士）和妻子关颖谦（圣路易大学植物硕士）也在《光明日报》上说，“我们要回国来，也是为了下一代。在美国，孩子们生活在罪恶的环境里，各种犯罪行为都在向孩子们引诱。那时，我们的朴儿已经8个多月了，我们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照料家务。”
（文革时14岁的“朴儿”看见从牛棚回家的妈妈，叫她“特务”，让关颖谦伤透了心。以后，“朴儿”回到美国，获得安德森肿瘤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职务。）
为了消除海外留学生对国内“洗脑”的恐惧，《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刊登了1956年回国的麻州理工学院博士陆元九的采访文章--“思想改造大有好处”。1958年1月18日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邬沧萍“下放劳动的收获”一文。
1952年回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博士陆师义1955年写信给美国明州大学同学徐冠仁，以下为信中大要：
“冠仁兄，别来侯逾三载，在St.Paul的旧友均好否？念念。前遇士骏兄言及再新兄客死异乡，未知详情如何，尚盼告知。弟回国后即按照自己填写的志愿分发到科学院真菌室工作，生活虽甚紧张忙碌，精神上却是愉快的。
国内各方面的发展神速，铁路公路时刻在伸展，大小城市新型建筑如雨后春笋，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科学方面突飞猛进，科学队伍日益壮大，其速度之快是身在国外的人难以想象的。应当兴奋地告诉你，目前我们的工作条件决不次于国外，书籍、仪器、药品缺什么就买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在各学科赶上国际标准，这是光荣的任务，也可想须勤劳努力方可完成。人民需要科学，领导重视科学，因此更重视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受到一切优待，饮食特别照顾。为了高级知识分子星期日进城方便起见，有定时专车接送，这些细节是不胜数举的。最值得兴奋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大堆研究工作，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我们完成。年轻干部要我们培养，他们定期要完成学位。我觉得忙得有意义，又觉得自己的水平太低，需努力提高方能胜任。
最近虽有一些人回国，但为数不多，足见阻力仍大，因为我了解好些朋友是急于回国的，为什么不见回来呢？今年春节高教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节宴会，到会的有700多新近回国的留学生，我碰到了王曾壮、蒋丽金、何诚志、周光炯、蔡强康等，可惜没有见到更多的人由明州回国。对于争取回国的朋友们，有些不必要的顾虑必需去除，望兄广泛传达，使对国内情况有更明确的了解。
（1）怕回国后不能做研究，得不到合适的安排--这点完全不必担心。拿我做例子吧，完全没有困难。
（2）怕追政治历史问题--在国外有许多谣言，三年前我们不是了解留美回国的都要“劳改”吗？而且有人说在美时间愈长劳改的时间亦长，等到回国后方知道是多么可笑的谣言。我曾是三青团员，可是从来未因此而有过困难。
（3）怕言论思想不自由--这完全是造谣者对国内情况的曲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有用的工具，不论党员非党员，不论地位高低，犯了错误人人得向他提意见，这是批评绝非打击个人。
（4）怕没有路费--这也不是困难，我回国时的经济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用朋友们委托我带的钱做路费，一到广州向政府借款方得回到北京。起初担心一大堆债无法偿还，结果完全由科学院替我还了。
（5）怕生活不舒服--国内的生活水平较国民党时代已大大提高，比起你们在国外的生活我想目前除了私人小汽车外，衣食住都不会比你们差多少。我深信国外的那些物质享受我们很快就会赶上的。
我曾碰到过金善宝、吴兆苏、许如琛、夏禹甸等，都以为你该尽量打破一切困难，争取回国。希望把信中的情况与淮章、钱鼎、文华、世平、国华、老郁、老潘诸兄谈谈，我一有空即拟写信给他们。再新兄惜已辞世，否则定亦劝他回国。”
徐冠仁195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博士，1956年偕妻黄小玲与一个孩子回国。
信中提到的“士骏兄”是马世骏，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博士，1951年回国；王曾壮，明尼苏达大学农业经济硕士，1950年回国；蒋丽金，明尼苏达大学医药博士，1955年回国；何诚志，明尼苏达大学土木工程硕士，1951年回国；周光炯，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博士，1951年回国；蔡强康，明尼苏达大学工程力学博士，1955年回国；金善宝，明尼苏达大学农业，1932年回国；吴兆苏，明尼苏达大学农艺博士，1950年回国；许如琛，明尼苏达大学生物硕士，1950年回国；夏禹甸，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病理硕士，1950年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