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家属动员、报纸宣传外，政府责无旁贷要起带头作用，国务院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向国外“重要科学家”发出邀请信，号召他们回国。各个政府部门也相互协调，查找其他留学生在海外的地址，写信邀请他们回国。科学院生化所希望在加拿大留学的吴亮如和鲁超能回国在生化所工作，但没有他们的通信地址和英文名字，通过卫生部才找到。生化所副所长王应睐写信给他们，结果争取到了吴亮如回国，鲁超留在加拿大任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药理高级研究员。
建国初期，政府在海外最具权力的代表机构是驻瑞士大使馆。在欧洲留学的老海归早期有困难就去瑞士大使馆求助。回国经费如果困难可通过驻瑞士大使馆向教育部申请补贴。在英国学习音乐的吴乐懿就收到了教育部汇来的100英镑。在法国学医的罗琬华收到二十万法郎。甘澄泽在瑞士工作了十年，因拖家带口，一家子五口人的回国旅费也是使馆帮助解决的。除了旅费，黄铭楷回国前欠学校学费1312瑞士法郎，使馆也帮他付清。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郭可信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当助教，1950年赴瑞典大使馆表示愿意回国，把自己的中华民国护照上交给了大使馆，换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大使馆看他回国心切，护照的有效期只给了一年。没想到，到了1953年还没有郭可信回国动静，国内教育部发函给驻瑞典大使馆，请求“酌情争取俞在明、郭可信早日回国工作，并请进一步了解许大业的学科专长、详细的履历，以及已否决定何时回国，以便决定可否可由国内适当机关延聘。”郭可信于1956年回国。俞在明和许大业未归。
据驻瑞典大使馆1951年反映，“俞在明学冶金，若能回国，确係有用人才，但思想落后，崇拜西欧物质文明，长此下去将不可救药。”1952年有进展，“俞在明与一瑞典女子安德森同居5年，两人准备回国前办结婚手续，安德森并于结婚后申请入中国国籍，一同到中国。”
眼看俞在明就要回国了，可是出现意外，据俞在明的弟弟俞在善反映，俞在明出国前脚受过伤，需要特别治疗，俞在明有些担心国内医疗条件不够好。另外，三反时，有一个四川人从国内逃到欧洲，说道国内思想改造和镇压坏分子之可怕，动摇了俞在明回国的决心。
在美国，印度驻美使馆也协助中国留学生回国，加州大学的季麟征就是在印度使馆领到教育部360美元的船票补贴。李禄先1946年从浙江到台湾教书，结婚生子，1955年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化学。1958年想回大陆，到印度大使馆申请教育部经费，却遭拒绝。理由是他家人都在台湾，应该回台湾。1959年回到大陆后汇报回国经过，外交部对印度使馆的做法很不满意。
各大学也纷纷向海外学子发出工作聘书，解除留学生们回国工作的后顾之忧。南京大学校长潘菽教授给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硕士的黄士松亲笔签署聘书；南开大学听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数学博士严志达想回国，立即写信聘他为数学教授，又听说他经济困难，旅费还没有着落，便借给他250万元（旧币），同时工资即日开始支付。获得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博士的李薰收到钱三强的邀请信，希望回国筹建科学园冶金所；之后，国家气象局访问访英，局长涂长望亲自恳请他回国；一年后郭沫若又亲笔邀请他回国。李薰与国内妻子席玺玉和女儿已分离14年了，国家又如此盛情，还有别的选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