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人需要动员才回国，许多留学生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出国。解放的消息一传到美国，他们就迫不及待，放弃学业回国，抱着同样的理想要报效祖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念植物学博士的侯学煜接到妻子林厚萱考取公费留学的信后，立即发加急电报，“不要来了，我即将回国”。冯世瑄在明尼苏达大学读物理，和女朋友林同崇本打算回国结婚，一听说朝鲜半岛要打仗了，放弃了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的博士学位；女友坚持要读完博士，结果二人分道扬镳，林同崇留在了美国，冯世瑄遗憾终身。
李明德是个孝子，在纽约大学读工商管理。父亲从商，收入丰厚，生活舒适，供李明德出国读书。以后生意萧条，靠积蓄度日，解放后基本上失业。收到父亲的来信说，身体欠佳，政府又三番五次要他动员自己的儿子回国，“不胜烦恼”。李明德放弃了硕士学位，于1950年回到了父亲的怀抱。马蕴珠的母亲谭礼和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怀有疑虑，1949年让女儿去台湾。马蕴珠很听从母亲的话，去了台湾教书。1952年马蕴珠又从台湾赴美留学。谭礼和后来看到新中国不像她想象的那样，便写信叫女儿回国。马蕴珠1956年回国后表示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奉母命回国建设新中国”。
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祖慰1950年回国后说，“未回国前只觉得回国是对的，而且要早，但当时仍不免还对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可惜。等回到国内后，才深自庆幸已经早日归来。这两个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的差别是很大的。假如谁再叫我走回头路，再过一天未回国前的生活，我是宁死不肯的。当时许多顾虑，如学位等等，现在回想向来真太庸鄙可笑了。”他的硕士论文“从中美商约看战后蒋美关系”已经写好了，可是放弃了答辩，毅然回国。在工作分配上态度十分端正，“望有机会多学习多服务，任何岗位都是一样的。”
有更多的留学生觉得出国机会难得，要珍惜，国是要回的，但书也得念完。1951年国庆两周年之际，留英学生向祖国发贺电表示，“我们留英同学谨以最高热忱对祖国人民致无上的敬意和祝贺，决意一待学业告一段落，立即回国参加新民主主义的伟大事业”。两弹元勋邓稼先坚持读完博士，拿到学位九天后启程回国。
爱荷华大学经济博士陈兆兴也没有放弃，以自我批评方式自己解释为什么要拿博士，“我觉得应该回国为人民服务，但这种觉悟并不深刻，又因小资产阶级有向上爬的思想，而自己过分高估了经济核算方法的技术性，而低估了它的阶级性，所以宁愿攻读完成博士学程，甚至连1950年北方大学约请返国教经济核算课程都放弃了。”
有两百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放弃了继续念学位，毅然回国。几年后才后悔，在分配工作、评职称、调工资、分房等方面都争不过那些硕士博士。陈良璧在剑桥大学研究苏联经济，分配到北大当讲师，因学历不够，始终评不上副教授，一气之下，辞职去内蒙教英文。贾文林在威斯康星大学放弃了博士学习回国，30年后他的学生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略有沉思，回答说“历史无法重选，时光不会倒流，人生哪有假如？”当时在大学评定职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评副教授，硕士评讲师，没有学位评助教。也有例外，陈展猷在犹他大学读冶金，在党员留学生郭迁章的动员下，放弃攻读博士，1950年一回国就被评为湖南大学冶金系副教授。不幸文革被折磨致死。黄敞在哈佛大学获电子工程博士，1959年回国被评为北大教授；然而一同回国的妻子杨樱华，也是电子博士，却只评为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