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让很多留学生做出了尽早回国的决定：经济来源。1949年后，美中通讯中断，汇款成了问题，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留学生们开始觉得手头有点紧了。为了生计，很多人开始打工挣钱，去餐馆洗碗，到果园摘苹果，都成了他们念书之余的经营。黄葆同在德克萨斯农工学院攻读有机学，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每月还要寄二三十美元回家贴补家用。席克正在密西根大学打工当过门房、司机，在食堂和面包房当过助手，厨艺大长，同学开Party请客都争着请他去。王启东在餐厅干了两个月，又去当清洁员，打扫楼道和厕所。高鸿业干的最苦的活儿是在一家皮毛厂，用手搓掉经硫酸水浸泡过的兽皮表层浮毛。
朱永铭花了一年时间在纽约大学商业管理学院拿到硕士后，因要抚养妻子和孩子，半工半读，在保险公司、泛美航空公司、纽约城进出口公司工作，白天上班，晚上继续读博士，五年读完博士课程。1954年与怀孕的妻子项斯鹃带着一个孩子回国。
杨纪珂和汪安琦夫妇为了省钱，搬到一个破旧的拖车房子里住，在那里举办了婚礼，花了五块钱买了个蛋糕请朋友们吃就算是“喜筵”。他们在拖车里住了三年，生了两个孩子。杨纪珂给人打工盖房子，汪安琦在餐馆洗碗，甚至自己开餐馆。二人半工半读分别拿下了冶金和生物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
手头紧，要是有一张免费回国的船票，是不是很有吸引力？1949年10月美国国会从原来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其中包括提供回国船票，只不过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成了美国的交战国，美国停止向中共输送人才，免费船票也就没有了，随后便开始阻止留学生回国。1950年从旧金山到香港的一张三等舱船票是260美元，对留学生来说是相当一笔钱。当时要途经香港回国必须先得到香港政府签发的过境证，在英国政府的指使下，香港设置各种条件和障碍，不轻易发过境证，使得一些想回国的老海归不能启程。葡萄牙政府便乘机鼓励留学生们过境澳门回国，但响应者不多，因为澳门没有接待回国留学生过境设施。
更有吸引力的是，除了船票，每人还发450美元作盘缠。罗沛霖回忆说，我们回国的旅费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美国把我们遣送回国了，我们的旅费是轮船公司找美国政府结账的。赵绵怕有什么阴谋，不敢接收送上门的450美元，美国官员对他说，这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你不接受，我们有理由认为你想留在美国，可以取消你的回国申请。应崇福拿到布朗大学的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可是凑不够回国的旅费，申请到了美国政府的回国补贴。可是动作慢了点，等他1951年10月买到船票，朝鲜战事早已开始，移民局禁止他登船，所以他直到1955年才回国。连“红色留学生” 谢和赓与妻子王莹被美国驱逐出境后，船票都是由美国政府支付的。估计有两三百人占了美国的这个旅费补贴的便宜。
1950年6月，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主要用意还是想留住这些留学生。斯坦福大学有35名中国学生，其中19名领取了学费和生活费补助。哥伦比亚大学125名中国学生中，75名获得平均数额为1200美元的助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