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以后有了工作，组织还是会不断地审察、评定、帮助。史久镛是法律硕士，被分到南京师范学校教历史，心情很不舒畅。组织上派了一位党员柏岁寒与他交朋友，并不断向组织汇报史久镛的思想动态，从他“每天晚上一两点才睡”，到“喜欢听音乐、抽雪茄和大烟斗”都一一向组织汇报。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朱廷儒1954年回国，对他回国情况没完没了地进行调查，到了1959年沈阳公安局还要派人到中央“通过组织了解朱廷儒归国情况问题”。
唐蔚凤是1953年回国的，任昆明工学院副教授。1965年，昆明工学院保卫部写信给高教部，“询问该院副教授唐蔚凤1953年由比利时回国的有关情况”，“他是否教育部争取回国的”，“他回国时是否交待在比利时还有妻儿”，“这类人能否允许他出国”等等。
何宪章和颜坚莹夫妇是1956年回国的，何在广东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到了1963年突然想调查这对夫妻当年回国的目的和动机，写信给省人事处，人事处又写信给国务院专家局，要求调材料，了解“何宪章回国参加工作是自动回来？是专家局指名回来？或者是交换俘虏换回来的？”
桂湘云与丈夫屠善澄于1956年回国，被分配到科学院数学所。下面是组织上1963年对她的审查鉴定汇报摘录：
“几年来工作有一定成绩，但潜力发挥不够，前几年一方面因为兼课（教学效果还好），另一方面孩子都很小，精力不够集中，工作主动性差，一些任务只是被动参加。政治历史方面，本人仅在1959年自传中作了一般性交待，而组织未作结论。目前工作还是合适的。”
周坚，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科学院物理所副研究员，曾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上签名，下面是1961年对她的审查鉴定摘要：
“本人思想比较落后，对本国一些东西看不惯，对外国尤其是美国一些东西极感兴趣。对工作不够满意，回国后曾作过建立热电器工作，无结果。过去几年一直看文献，未开展试验工作。如果在其他单位有更适合的工作可以更好发挥她的作用，可考虑调离本所。”
对依利诺伊州立大学博士李荫远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政治历史问题有结论，无问题。专业对口，学用一致，任室主任工作积极负责，在他指导下该室固体物理研究有一定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