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科协”发起人支德瑜说他回国有三个目的，一是入党，二是工作，三是成家。他的三个目的都如愿以偿。他是搞汽车的，一回国就被分到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按他自己的话说，“周折最少”。个人问题花了两年半，夫人潘家力也是汽车行业的元老，可谓天配良缘。组织问题最费劲，1950年回国，第二年提出入党，八年后才实现。
和别人比起来，八年不算长，也不算短。钱学森1955年回国，1958年初申请入党，1959年底就批准了，考验一年多就行了。那个带着组织上给的500美金从延安赴美留学的罗沛霖，回国后6年入党。
陈天池是路易斯安那大学化学博士，1950年回国，1951年申请入党，1954年批准。党信任他，可是群众不信任他，逼得他文革中自杀。李崇德获堪萨斯大学硕士，1950年回国当年入党。师昌绪在1955年周恩来给他当媒成亲后就申请入党，可是仅仅因为说过“我是吃窝窝头的地主出身”，历次运动都要挨批挨整，一直到1978年才通过了党的考验。
华罗庚入党应该是首当其冲、易如反掌吧？恰恰相反，折腾来折腾去，申请过两次，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三年， 70岁了这个自称“边缘人物”、“脱离现实的异类”才如愿以偿。
申请入党的老海归不少，有的等了几年十几年，有的等了一辈子。吕忠恕，威斯康星大学博士，1951年回国，多次提出入党，1991年“病床临终实现夙愿”时脑子已经糊涂了，5个月后去世；梁慕贞，巴黎大学硕士，50年代起递交入党申请，92岁才入党；涂莲英，费城大学妇女医院医师，1957年回国，“入党的支部大会是在病榻前举行的，一年后去世，享年61岁”；孙芳垂，密歇根大学博士，1985年起多次提出申请，2010年在病房“隆重举行了孙芳垂大师的入党仪式”，次年去世。苏鸿熙99岁，坐在轮椅上，因右臂不能活动，用左手托起右手宣誓入党。
病榻前宣誓，毕竟是入了。终身遗憾，死不瞑目者恐怕也有。王仁东，美国西北大学客座教授，开国大典第二天回国，1952年要求入党，1983年死后追认为党员。剑桥大学地质博士苏良赫1951年回国，1956年申请入党，2007年去世，始终没有机会举手宣誓。令逝者痛心的是，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以450元在网上被拍卖。“我愿承认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纲，愿将自己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请求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要得到党的信任不容易，人人都有“特务”嫌疑，在海外入党可以逃过“考验”这一关。金荫昌在加州念博士，1949年经华人同胞蔡福就先生介绍入党，接受组织安排回国，但回国后党籍一直未予以承认。直到1996年才得以确认，金荫昌补交了所有党费。曹日昌出身中农，在英国与荷兰姑娘结婚，要是回国后申请入党，恐怕逃不过审查考验，可是在英国很顺利，举个手宣个誓就完了，回国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可能是因为介绍人陈天声和刘宁一是老牌地下党。
姚桐斌是两弹元勋，英国伯明翰大学冶金博士，毕业后又到德国工作，“背景复杂”，父亲是做粮食生意的，按共产党的阶级划分至少是民族资产阶级。他受进步思想影响，1956年去瑞士的中国大使馆就加入了共产党，也没人考验他。可惜姚桐斌在文革棍棒中死于非命。
吴大琨1939年在受党组织委托慰问新四军时被国民党绑架，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三年后保释出狱。1944年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为美军作情报工作。1946年再次经过党组织同意后应邀赴美作访问学者。在美国访问了五年，1951年回国。他的入党时间不清楚，个人简历上都是1945年入党，可是他在1953年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其中说道“为了实现我十一年前在一群革命先烈的遗体前所下的誓愿，现在我谨以至诚向山东大学文学院党支部正式申请入党。”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党籍多次被取消，最后于1978年“恢复党组织生活”。
很多老海归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李中宪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硕士，1950年回国，琢磨着自己是地主出身，又参加过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恐怕不合适，于是选择了中国民主同盟。环惜吾，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1950年回国，反右前夕的1956年突然脑子一热，决定参加国民党。后来才认识到，这是比回国更错误的决定。刘佩瑛被打成“极右派”、“现行反革命”，受尽磨难，但坚信党，始终不渝要成为一名党员，于1986年光荣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