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出于养老、健康、感情等不同的原因，很多老海归们像郭圣铭、金永祚一样回到美国安度晚年。甚至那些当年在美国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也选择了回美国。潘良儒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因同情共产党而被捕，法院判他限期离境，1955年回国。但他并不忌恨，退休以后与妻子丁忠德仍选择移民美国。那个在“你的旗帜”下致敬的罗时钧院士，妻子冷怀莹文革被逼至死，改革开放后也定居美国，在加州从事研究工作。除了他们以外，大约有百余位老海归选择了“梁园”为人生归宿。
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硕士曾广植被美国当局关押在精神病院14个月，1957年被驱逐出境。曾广植有两儿一女，分别以化学气体元素取名，全都继承父业学习化学。长子曾昭氚，留美化学硕士和工商硕士；次子曾昭氙，留美化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女儿曾昭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博士。改革开放后曾广植回到美国，2015年在美国去世。
陈乃隆，美国理海大学机械工程师，1990年妻子去世后，回到美国与儿女同住。他在71岁高龄时又重新考到了驾驶执照，开车于各处游览，走访当年的亲朋好友，乐此不疲。他乐观健康，在美国居住的20多年中，几乎每年都一个人回国一段时间，直到2015年去世于维吉尼亚州，享年93岁。
汪友泉在归还文革抄家物资时要回了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把三个儿子送回美国后不久也定居美国。她丈夫杨雪章回国后英年早逝。他们1955年回国时的调查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杨雪章和汪友泉是学经济的，1949年本着党中央的密令（大概通过美国地下组织与他们联系），去斯坦福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实际是为党收集资料。” 杨雪章是哈佛经济博士，回国分配到地质部训练班教语文，学术上也没有什么造就，仅出版过一个很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
寇淑勤回到美国跟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住，还记着给女儿带她喜欢吃的山楂片，没想到美国的唐人街跟40年前大不一样了，什么都有，山楂片也有，“白费劲了”。往年的同学也一个一个拜见。先见到何炳棣和邵景洛夫妇，陆家驹和王原真夫妇特地从香港来聚会。桑士聪弃文从商，开办工厂，向中国销售塑料用品，带着寇淑勤参观他的工厂。王瑗、林从敏、林霞等众多老同学都一一邀请到家里住一段时间，叙旧感叹，让她似乎觉得生活有了一个新起点。唯独过年没有了年味儿，十分想念北京过年时的鞭炮声。2012年去世于新泽西。
高联佩和许健生夫妇，1956年回国，1968年一起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4年。1989年高联佩退休，赴美国波士顿与妻子儿女团聚。妻子许健生10年前就先去波士顿了。她当年支持丈夫回国，没拿到自己的医学学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跟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起上课实习，继续自己没完成的学业。高联佩每天当“家庭主妇”，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80多岁还开车购物，去图书馆借书。于2011年逝世，享年92岁。
有一位老海归的归宿令人深思，也有一定代表性。他叫郑宜樑，上海资本家的“大少爷”，年轻时追求革命理想，参加了共产党，成了上海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大学认识了姚守懿，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夫妻，在白色恐怖中一起为上海地下党电台翻译、印刷、传递情报、发送传单。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在荷兰戴尔夫特理工大学攻读水利。解放的消息重新激发了他为国效劳的热情，1950年回国。国家分配他治理淮河的工作，他兢兢业业，一年有两百多天不在家。反右期间夫妻二人都成了“阶级敌人”，妻子虽是报社党支部委员，也被打成右派，以后二人总是面对没完没了的下放改造，自我检查，家不成家，人不像人，千辛万苦，紧跟着就是文革…按郑宜樑的说法，为之而奋斗、奉献的江山，最后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改革开放后，他坚定不移地鼓励子女出国念书，毫不含糊地要他们在海外落地生根。三个孩子都很争气，均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成家立业。80年代，国家颁发给他水利工程师证书，却未能安抚他心头的伤痕。紧跟着退休，借探亲名义，与共患难的妻子离乡背井，在美国安度晚年，2014年长眠于异国他乡，享年91岁。
刘有成与妻子刘效乾1954年回国，学术上较有成就，没有移居海外。根据组织上90年代的鉴定汇报，他们的晚年生活是这样的：1/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晚上7:00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2/遵纪守法，履行公民义务，积极参加投票选举；3/为人谦和，与同事邻居友好相处；4/关心教育事业，捐款给自己的学校和希望工程；5/互相照顾，勤俭持家，和睦生活，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6/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安徽省侨联安排的旅游活动；7/与海外定居的两个孩子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住在国内。
有些老海归晚年丧偶，一个人孤苦伶仃，是孩子们接他们到国外去住。魏荣爵与夫人陈其恭1951年回国，一起度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度成为“特务夫妻”。夫人不幸于1979年病逝，魏荣爵甚感孤独，两个女儿要接他出国他不去。1992年魏荣爵经同事拉线，与夫人的学生唐章敏结婚，步入幸福晚年。林为干是伯克利大学电子工程博士，1951年回国，妻子邓蓉芬不幸于1985年去世。以后与家里多年的农村保姆朱建华产生感情，不但结婚成亲，而且还从教英文起把她培养成了博士，一时传为佳话。
更多的人来美国探望子女，故地重游，回母校，回当年打工的地方，拜访当年没有“积极响应”的同窗学友，感叹人生。杨纪珂和汪安琦夫妇回到俄亥俄寻旧，在美国出生的女儿杨周美开车，找到了当年上课的大楼，找到了两个孩子出生的医院，找到了杨纪珂50多年以前盖的房子，找到了常去购物的百货商店。“80高龄时还能够携手同游旧地，真感到非常愉快”。
借助公事，出国探亲，公私兼顾，也是老海归们重返故地的好机会。肖伦和肖蓉春夫妇1987年收到华盛顿大学的访问邀请，决定在肖伦开完夏威夷学术会议后，顺便参观他们俩的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再去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更新知识，回来后能在大好形势下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到纽约看望大儿子肖东，到俄勒冈看望小儿子肖光。
1950年8月24日，美国海关截获了运往上海的8个铁皮箱，里面装满了有关导弹设计的机密资料、图纸和设备，共重1800磅。铁皮箱的收件人是钱学森，移民局下令不许钱学森离境，指控他是共产党。两个星期后，9月7号将他拘留十五天，从此开始了他5年的噩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加入美国籍。美中日内瓦会谈后，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自愿被驱逐出境”，登上回国的《克里夫兰总统号》前，在港口对记者说，“我不会回来了，我没有任何原因要回来。”他坚守他的诺言，他读书的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他来美国接受特别荣誉奖，儿子请他故地重游，他都坚持美国政府必须向他公开道歉他才会去，至死也没有再踏上使他成为“导弹之父”的美利坚。
有至少110对老海归夫妇带着在海外出生的180左右孩子回国，多数孩子都是“小美国佬”。有的回国时还在襁褓中，有的已经七八岁了。这些孩子们从不会说中文到戴上了红领巾，荡起了双桨，受人欺负，农村插队，走过与一般“祖国花朵”不同的曲折道路。现在也都进入古稀之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