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我从美国第一次回上海，带着一个学位、一个未婚夫、一腔的思念。那是三月中旬，梧桐树仍然枝空叶秃，春天还躲藏在峭寒和细雨的背后，心里却怀有一份温暖和急切，只因为回到了阔别了四年的家。
家里的阳台上，母亲的花花草草刚从室内搬出来，在不确定的气温下试探性地开始新一年的生长。楼下的院子里，那棵不可思议的芭蕉树仍然让我惊奇，热带的树木，竟能在上海过冬？树干上还包着稻草，证明着楼下人家对它的呵护。半常青的夹竹桃，谨慎地护卫着它去年的不太绿的叶子。只有冬青，不枉了它的名字，还是真正地青着，并且要连续地青下去了。
上海的市花– 白玉兰– 早早地开了，还没长叶，花朵在秃枝上亭亭玉立，身姿袅袅；而玉兰树种得密的地方，则花团簇簇，有一种惊艳的气势。母亲一切如故，寥寥几根白发，我离开时是多少根，回来时还是多少根。几年后我为她办移民，她去美领馆指定的医院做体检，医生和护士都和她开玩笑：没有编造年龄吧，你真有这个年纪？怎么都看不出呵。母亲告诉她们：要年轻，就得动，不要懒；早上做操，晚上散步，其余时间就是把花盆搬来搬去 ……
父亲遵循着母亲的教导，兢兢业业地完成每天的锻炼任务。疾病即将开始悄悄地、慢慢地侵蚀他的身体，但在一九九五年，他们都是那么安好、祥静，就像那个早春，希望还在不断地延伸，离衰老和疾病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我们一起去杭州，去追赶白堤上的一枝杨柳一枝桃。我和男友租了自行车，骑着环绕西湖；父母亲坐着脚踏三轮车游苏堤，竟和我们在北山路上“不期而遇”，一对老的，一对小的，隔着马路大喊、挥手、笑弯了腰。
我们一起去苏州，男友说想坐京杭大运河的过夜船。船上的条件不很好，但父母亲为了满足准女婿的好奇心，爽快地答应了，赶紧托人去买船票。晚饭后在杭州上船，次日一大早就到了苏州，全家几乎一夜未睡。小两口得到了“体验”，老两口没有一句怨言。在苏州的酒店稍息，马上出门游玩，父母亲精神十足，兴致勃勃。
回上海的路上，未婚夫在我的耳边说：“你的爸爸妈妈，永远不会老的。”
这是一句梦话，我多么想让它梦想成真！
离开上海时，父母亲送我们去机场。乘男友走开一时，父亲对我说：“你这个未来老公还不错。至少，你们俩的日子不会过得沉闷。”
母亲为我买了很多中国传统工艺品，但我们还要去香港，不能全部带上。她因不能亲自为我这个独生女操办婚事而耿耿于怀，我们在上海时，一有机会她就提这事。现在，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湿润，好像登机就是我的出嫁。
和送行人一大圈的拥抱握手之后，母亲突然一拍自己的口袋：“哎呀，差点忘了！临出门时从家里的纱橱里拿的，体积很小，带上吧！”遂将一个小纸包塞到我的外衣口袋里。
当飞机离开了上海，再也看不见陆地，太平洋在机窗外闪烁着耀眼的银色光芒，我记起了口袋里的纸包。我把它打开，原来是一对小小的瓷碟。
从我记事起，这对小碟子就一直放在我家的纱橱里；时不时地，它们会出现在我家的饭桌上，一只放醋，一只放酱油。无数的饺子、馄饨和生煎包曾在碟子里面打过滚，吮吸过鲜美的蘸汁。
回忆像海潮一般地涌来，我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母亲塞在我口袋里的似乎就是春天，春天走不远，一定会回来，而母亲，也将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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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拍的玉兰，其中白色和粉色的是家里种的；
粉紫色较少见，是在植物园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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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紫色较少见，是在植物园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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