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币忙
这一年国民党在衰败，货币贬值厉害。特别是金园卷的发行，钱已不值钱了。每月爸爸工资一到，就见妈妈打电话给在银行工作的汪二哥。打听兑换货币的比值，把这些容易贬值的纸币，变成硬币银元等，真紧张。看妈妈思路敏捷，真不像有病，真希望永远如此。
我们学琴也变成付银元了，一小时一个银元。
虽然有大厨住在这里，但妈妈到晚上总觉楼上不安全，她叫大哥来住。大哥白天上课，晚上做功课，画图，上图书馆忙完才回来。有时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但他的到来让妈妈安心。
看演出
这一年学校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一方面组织到市内游行，一方面进步社团组织各种演出。有时一位叔叔会来带我们去。
记得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我们到了贝公楼的门口。许多人都挤在门口，他们不放人进去，说有国民党的特务要进去捣乱。这位叔叔认识他们，已打过招呼。他走在前面拉着我的手。当让他进去后很多年轻力壮的男人抢在我前面要衝进去，而叔叔是要让我进去，我的胳膊简直要挤断了。我说不看了，但也挤不出去。这时叔叔告诉他们我是谁的女儿，因为爸爸是学生公认的进步教授，看门的一个强壮的大学男生扒开那些人把我抱了进去。
这次之后我下决心以后不去挤这个热闹。
这种演出是小节目，皮影戏，秧歌小剧，相声，数来宝，舞蹈等，有关反饥饿，反内战的。这年燕京的各剧团演了不少大，中型话剧：有俄国的“罗亭”，高尔基的“錶”，“第41”，中国的“大团圆”，“家”等。
过去晚上妈妈不让我们出去，现在有叔叔带着，妈妈也不管得那么严了。后来出去几次没出问题，没有叔叔带也可以出去看节目了。我感到自已长大了，看了这些反映俄国两次革命的话剧，让我认识到那时大学生搞的游行是属于革命的一部分。
走形式
燕京是美国人办的大学，国民党不敢冒犯。但这次燕大搞的很突出，他们要求一定要进校来抓那些黑名单上的学生。一个星期天他们进来了。在他们要求进来前，那些黑名单上学生早在进步的中美教授帮助之下离开，已经去了解放区。国民党也知道，但他们要进来威风一下，也好向上级报告。
那天妈妈让大哥呆在家里，不许出去。他是念书不关心政治的，但总怕国民党疯狂，随便抓几个去交差。
我们小孩很淘气，假装在院子干活。中饭后来了两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小官在燕南园走了一圈。他们都不敢抬头看我们各家，一看就是走形式，不是来搜人的。他们走后我们这些小孩马上跑到游戏场，大家叙述着自已的见闻。并说大家所知道的黑名单上人是怎样走掉的。真有意思，我们似乎也参加了与国民党的斗争。
有“客”自远方来
1948年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各派力量都在拉人。
第一个出现的是一个自称是爸爸的赵姓新会老乡，国民党的什么小人物来看妈妈。说了许多政治问题，妈妈表现没兴趣，他也不走。妈妈想也许他来蹭饭的，马上让大厨开饭，请他吃的就是我们通常的营养午餐。他表现失望。妈妈说现在教授也没钱，我们就是这样度日的，话不投机，吃完就夹着尾巴走了。
后来来了一位自称在美国认识爸爸的美国人。他会说中文，他要求见几个教授谈谈。过几日妈妈请了几位，有我家的常客著名的民主人士妇：严伯伯、雷姑姑，他们很有水平对付各种人 ，妈妈胆子就壮了。极简单的饭菜，这人看着无利可图，吃完就走了。
妈妈打了两个漂亮仗。
定心丸
下半年局势更紧张。解放后曾有解放军问我们是否听见枪声。他说解放军曾打过仗，但觉得还太仓促就停了下来。把重点放在先解放东北，然后入关，而不是两边夹击。
这时成都燕大校长梅贻宝教授带着夫人来看妈妈，他就是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弟弟。他们劝妈妈带我们到美国去找爸爸，这是一个出国的最好机会。妈妈说她和爸爸都不想在国外流浪，过有家不能归的生活。如果爸爸想在国外生活，得到博士学位就可找工作了。
他们的确给妈妈提出个问题: 如果爸爸回不来，家里的经济怎么办？
妈妈跑去找校长，校长明确表示，他不会走，他有饭，我们就有饭。他给妈妈一个大定心丸。
当妈妈做这个决定时绝不会想到后来如此之多的运动，爸爸成为右派早死，文革时把她的家全抄了还搞了个轰动全校的巨大展览“老妖生活展”。经历了这些无妄之灾之后，她是如何想自已的决定，我们谁也不知，因为要求进步的我们当然不希望她说出后悔的话。这件事是个永远的迷 ，但死前她写的那些短篇小说不能发表的原因就是政治环境不允许。
从我家这一个点，可看到各种势力的争夺。爸爸走后就有新闻系的人来给妈妈送解放区的小说，大厨是地下党，这些进步的叔叔带我们去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活动。上面说的那几位来找妈妈的是国民党一边的。当时我父母认为国民党贪污腐败，不可能把中国统治好，寄希望于共产党。应当说是真正的进步之家，不是骑墙派。
分化
在国民党失守长春后，接着是四平，燕京的人也开始分化。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走的，其中一小部分是盼解放，更多的是没钱，没地方可去，谁来统治无所谓。另外有人不喜欢共产党，又有钱有地方可去，他们收拾东西去买机票准备走。
校长是坚定不走的，一定和大学在一起。
住我家后面的，复校时为我家接风的总务长家就走了。
林教务长家也走了。
他们都是和爸爸一起在日本监狱的狱友。现在全都分化开来。
这两家还不一样，教务长家到了上海就不走了，总务长家大概直奔美国。他家的一个儿子后来是力学专家。80年代曾到我校作学术报告，我没去和他打招呼。因为在燕京我没见过他，他可能知道姐姐的名字，当然如果说爸爸的名字，他会记得的。他们和‘脖子哥’是有联系的，因为家长都是上海人。他来美后与‘脖子哥’联系，帮助在美国找了工作。
那位清华校长梅贻琦和他的弟弟梅贻宝去了台湾，后来成了台湾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