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有没有道德底线?

崔永元有没有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2018年5月11日，因得知电影《手机2》正在拍摄，崔永元在微博上重提因电影《手机》而与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等人的恩怨。据崔永元在5月30日接受采访时表示，2003年的电影《手机》狠狠地侮辱了他。他表示现实生活中是因为他患了抑郁症所以《实话实说》才换了和晶来主持，而电影里就描写成了因为葛优跟范冰冰有了暧昧关系，所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她。而且这种暗示导致有些媒体代入现实，给崔永元的家庭以及同事带来了伤害。崔永元表示《手机》上映以后，冯小刚从来没有给他道过歉，只是解释说他们想跟崔永元开个玩笑。而刘震云道歉过三次，但是崔永元并不满意。

5月24日，崔永元发表微博炮轰范冰冰于多年前获得“国家精神造就奖”，当日晚间，范冰冰发微博表示拍摄《手机2》很开心而进一步激怒崔永元。崔公布了若干电影演出合同影射娱乐圈明星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方式暗中逃税，但其中一份合同由于疏漏没有盖住范冰冰名字而引发大量关注，其后范冰冰工作室回应说公布涉密合同是违法行为。对于此事，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已介入调查。另外，无锡市滨湖区地税局目前也已经介入调查取证，相关情况将有待发。据称，因为崔永元爆料范冰冰，华谊兄弟、唐德影视等中国国内影视相关股票6月4日全线大跌，据估算市值蒸发近100亿元，其中《手机2》直接相关方华谊兄弟开盘时已接近跌停。

崔永元此轮炮轰影视圈当红导演编剧和演员，不管是爆料钟鸣鼎食的穷奢极欲，还是揭露糜烂的个人私生活，其个人微博话里话外透露着一个“烂”字。而奢侈和糜烂或许本来就是演艺圈的宿命，这都不以外界的意志为转移。 而不管是否挟嫌报复，崔永元不惜得罪当红演艺圈名人的举动，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要知道这一众名人不同所谓“吃瓜群众”。

甘冒风险之外，崔永元“炮轰”事件还反映出，他是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发声者? 在中国大陆贫富分化愈来愈严重和不平等现象日渐抬头，大众对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体制的深恶痛绝崔永元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赢得大量粉丝?

在公共知识分子道路上，崔永元留下了自己的名言：“你们想要崔永元跪下求你们、服你们，门儿都没有。我这辈子要跟你们血战到底。” 真的吗?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译本：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ISBN ：9787508639178）一书阐述了知识分子“圣化构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能是因为那些信奉“圣化构想”知识分子们的一厢情愿。他们我行我素，甚至早已自我圣化，以至于将这种圣化体验视如珍宝，唯恐失之不再。正像艾略特所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的坏事中有一半是那些感觉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他们并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坏事本身并不吸引他们。他们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坏处，或者虽然看到却为其辩护，因为他们完全被吸引到为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而进行的无穷斗争中去了。”(第88页)

“辞令技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某些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以无所不知而自居。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极为热衷于强调这样一点：他们所拥有的这种特殊知识，相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寻常知识来说极为重要”(第18页)。“这些知识分子的致命失误就在于他们假定：其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能够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在知识分子职业和知识准则之间作一个鲜明界定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因为知识分子职业中的有些人能够而且也的确会违反知识准则，特别是当他们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在他们作出关于社会的声明时，以及他们在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时。”(第12页)以理念为终端产品的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过分的强调必将走向极端。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理性’狂热经常以经验为代价，因为这种狂热常使他们在那些自己仅有很少的知识和经验、甚至全无知识和经验的事情上具有轻率的自信”(第29页)。一句话，“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并不具有哪怕差强人意的充足知识去做他们打算去做的事情”(第149页)。

索维尔将知识分子的上述道德缺陷行为理论化地概括为：“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核心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构想。简单来说，知识分子不单单自视为精英，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为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第76页)睿智、中肯的索维尔并未停留在理论剖析上，还给知识分子克服这一职业缺陷开出了可行的“药方”。他指出：“不管一个特定的构想会有多么激动人心或引人入胜，但最终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真实性已经被筛选掉以符合某种构想之意义时，这些已被过滤的信息便会错误地引导人们制定不可饶恕的错误决策。而对于这种决策的后果，我们都必须去适应，因为它将不会适应我们。”(第156页)

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还堕落成了极权独裁者的同谋和帮凶。索维尔写道：“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外部的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