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继续中唐名臣陆贽的事迹）
贞元初年（785），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到长安入朝，私下上奏说：“陛下当时临幸奉天和山南，赦书到了山东。臣宣读晓谕时，士卒无不感动得流泪。臣当时见到这一情景，就知道平定贼兵真不在话下。”当时陆贽母亲韦氏在江东，唐德宗派中使将她接到京师，大臣们都为他感到荣耀。不久他母亲去世，陆贽丁忧东归洛阳，寓居在嵩山的丰乐寺。藩镇大臣送他的丧事赙赠以及其他物品，陆贽一无所取。他和西川节度使韦皋在还是平民时就关系很好，所以只有西川送来的东西他才上奏后接受。陆贽父亲最初安葬在苏州，这时他想将父母合葬。唐德宗还专门派中使护送他父亲的灵柩车到洛阳，可见对他的礼遇有多隆重。起复后，他暂时代理兵部侍郎，仍然担任翰林学士。谢恩那天，陆贽跪伏在地哭泣，唐德宗为此改容，安慰了他一番。他得到如此恩遇，朝廷内外都觉得他自然将成为宰辅。然而宰相窦参历来妒忌陆贽，陆贽也看不起窦参的所作所为，还指责窦参贪财，因此和窦参不和。
贞元七年，他被罢免翰林学士，正式官拜兵部侍郎，负责官员的贡举。当时崔元翰和梁肃在文采上称冠，陆贽更看重梁肃。梁肃和崔元翰推荐有真才实学的人士，任命那天，虽然未必满足众望，然而一年中选中的也才十四五人，而数年之内，他们之中身居台省清要的就将近十多人。贞元八年四月，窦参获罪，唐德宗终于任命陆贽为中书侍郎兼门下同平章事。陆贽长久被奸党排挤，这时总算得到相位，一心想不辜负皇恩，尽心报国，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唐德宗即位之初，用杨炎和卢杞秉政。他们树立朋党，排挤忠良，最终导致天下沸腾，御驾流离。通过这一教训，贞元以后，虽然有了宰辅重臣，即使小官的任命，唐德宗也要再三了解，许久才下定决心。当陆贽参知政事后，请求唐德宗允许台省长官自荐下属官员，并作担保。如果他们失职，举荐的大臣将受到牵连。唐德宗答应了，但不久又宣旨说：“外间议论道：‘各部门所举荐的大多都是自己的亲党，还有人送贿，其实没有得到真实的贤才。’这方法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今后爱卿等人还得自己挑选，不要靠各部门延荐。”陆贽上奏说：
“臣其实只是个顽鄙，一无所长，愧蒙陛下的任使，在宰相位上待罪。臣心怀尸位素餐的恐惧，也缺乏知人的明鉴，自己觉得平庸空虚，终究难以报答皇恩；只知道广求贤才的途径，使贤者各自得到征用；开启至为公正的大门，让职司全都得以自达。既然得到陛下的允许，就应当宣旨实行。南宫（两省各部）举荐人才，也不过十来人。他们不是台省的旧吏，就是使府的僚佐，累次经过举荐，大多都有经验。论其资历和名望，并不愧于同僚；考其操行和能力，也从未听说有过什么劣迹。怎么马上就有人议论纷纷，甚至传到陛下那里。正道的难行也因此可知！陛下勤奋追求朝政的治理，一心想尊重民意，因而觉得各部举荐的办法不很适宜，重新委托宰臣挑选。陛下如此信任辅弼大臣，如此重视朝廷舆论，可算圣德隆盛。然而在委任责成宰辅，考察议论真实与否，防止邪恶和保存真诚方面，臣担心还有所欠缺。陛下既然采纳了臣的建言而决定实行，很快又因听到非议便急着就要中止。这对于臣来说是谋不责成，就议论而言是议不考实，这将造成谋略不成的人得以推卸责任，议论歪曲的人得以肆意诬陷。如果都这样行事，遇上不同意见就改变主意，那将没有固定的谋略，也不会有真实的言论。谋略不定则朝政难理，言论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的弊病，通常都是由此产生。从前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才会阻止他称霸，管仲说：‘得贤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不必都是心怀险恶，故意要倾覆家国的人；而是因为他们生性邪僻，志趣狭隘，以阻扰别人意见为出众，以自我标新立异为不群；趋于近利而不识远图，仿效小信而有伤大道。何况他们又言行不一，恣意邪念！
“还有，通常宰辅不过数人，认识的人自然有限，因此不能对众多士人都很熟悉，对所有人才都很了解。如果让他们任命群官，那就必须辗转询访。这样，将把公正的选举变为私人的举荐，将公开的评判变为暗中的投刺。假如都像议论说的那样，举荐的大多出自人情世故。举荐给君上都未必杜绝私心，那么举荐给宰臣却怎能没有欺诈！这样，失去人才的弊病必将更为严重。所以以前对官员的任命，很少不涉嫌私下诽谤。虽说秉钧不一，或许出于个人情感，但也是由于私访自己的亲友，后来又被出卖。这些弊病并非遥远，陛下知道得很清楚。今天又听从虚浮的议论，专任宰臣去任命官吏。宰臣不都了解官员，就必须寻访于人。如果去寻访亲友，则是重蹈覆辙，又走老路。如果去寻访朝臣，则是请求私荐，远不如公开举荐。二者的利害，还请陛下深思熟虑，加以选择。恐怕还不如委托各司长官，让他们谨慎挑选僚属。挑选的人既然很少，要求就很精细。得到贤能就有鉴识人才的名声，举荐失实则有愚暗谬误的谴责。人之常情，谁不爱自身？何况台省长官，都是当朝精华，谁肯为了徇私要胡乱举荐，以至不但伤了名声，还得承担责任！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御史大夫和中丞。陛下近来挑选宰相，大多也都出于其中。今日的宰臣，则是往日的台省长官；今天的台省长官，也是将来的宰臣。只是职务和名称暂时不同而已，自然并非行业突然不同。岂有担任台省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两名属吏，到了身居宰臣高位时就能举荐千百僚佐这样的道理？物议悠悠，但没什么比这更没道理了。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贵广就在于各举所知，就是靠台省长吏的举荐；贵精就在于按名责实，就是宰臣那样的循序渐进。以前则天太后临朝听政，想要收买人心，尤其注重拔擢人才。她弘扬委任的宗旨，广开引荐的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不但人人得以推荐士人，也允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即试。这样的选士办法，岂不是过于容易！然而考绩非常严格，进退也很迅速。不肖的人很快就被罢黜，有才的人马上得到升迁。所以当代人都清楚她有知人之明，以后的许多朝代也都依赖她得到的人才。这就接近‘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效用了。
“陛下继承天命，一心想着达到大治，虽然好贤之心超过先前的哲人，然而得到的人才却不如往时。这都是因为赏识和鉴别都只由陛下，这样搜索和选择人才就要比公开选举更难。虽然开启选拔叙用之路，却罕有考核政绩的方法。于是导致先进位的逐渐凋零老去，后来的却不能相延连续。颁布一道法令则诽谤和阻扰互起，使用一个人才则疮痍和疑难立成。这都是因选拔人才太过求精，制度和法令很不一致造成的。则天皇后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办法，有失太过简易，然而却得到人才。陛下谨慎挑选的规定，有失太过求精，反而失去士人。陛下选任宰相，自然不同于一般官员；精心选择台省长官，一定也得超越末品。然而当宰相进献策略和长吏举荐士人时，陛下却马上采纳突然冒出的议论，而不考察原来的建议。这正是轻视责任重大之大臣的言论，却看重责任轻微之小官的议论，而且对他们诋毁的事不辨虚实，对试用的官员不比较他们的长短。人们的议论纷纭，什么话没有？这样做只能使人们手足无措，哪里只是选拔任用官员方面出现差错而已！”
唐德宗虽然嘉许他的建言，然而本准备下达的让台省长官举荐士人的诏书最终还是压下留中了。根据唐朝旧制，吏部选官，每年调集一次。自乾元（758）以后，因为安史之乱尚未结束，年景也都很差，所以改成三年一选。因此候选人拥塞，人数特多；公文堆积如山，真伪难辨；胥吏也趁机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的现象严重，也有任职十年都没有得到调升的。陆贽上奏，请求将吏部内外官员分为三批，根据职位空缺召集候选人，每年一选。结果选官部门的弊病，一下子去了十之七八，得到天下人的称道。
陆贽与贾耽、卢迈、赵憬一同参知政事，朝廷百司有所疑难时，他们都互相谦让，不肯表示可否。按照旧例，由一位宰臣当政秉笔决事，每十日轮换一次。这时陆贽请求恢复旧例，让当天秉笔的宰臣决定。又因为河陇一带沦陷吐蕃以来，西北边塞常派重兵守备，称作防秋。兵员大多来自河南和江淮诸镇的军队，轮番往来，非常辛苦疲劳。陆贽觉得中原的士兵，不熟悉边事，真到了要和胡虏作战时，大多败绩，又苦于边将的名目太多，诸军统制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缓急之间无法应敌，因此上疏谈论这事，说：
“臣历观前代的史书，都说镇抚四夷是宰相的责任。臣因此不顾愚昧低劣，屡次敢于上言，的确是因为防备边塞和抵御戎狄，是国家重要的大事；而治理兵马和储足粮食，又是防备和御敌的关键。兵马得不到治理则朝廷没有可用的军队，粮食不够充足则国家没有坚固的区域。治理兵马在于制置得所，储足粮食在于敛导有方。陛下有幸听取臣的愚言，先努力积累谷粟，既不增加百姓的租赋，也不花费官府的钱财，轻松地让边塞的粮储多次超过百万。诸镇收购的粮食，现在已经接近终了，必须分别贮存到军城，以防边塞的艰险紧急。那样即使有寇戎入侵的祸患，必无缺乏粮食的忧虑。陛下应遵守这一成规，将它当作永恒的制度。另外再经常收取些杂费，赞助边塞的农耕；那么两年之后，就能积累十万人三年的粮食。粮食充足的制度粗步建立，治理兵马的办法尚未完美。臣斗胆敢提出建议，也许能得到陛下的采纳。
“戎狄成为边患，自古就有。控制和抵御他们的方略，及其得失的议论，都详细记载在史籍，可以参考借鉴。大抵就是两个方略：主张‘尊即序’的人说：‘除非仁德不能感化荒蛮。’却不知如不先立威严，仁德则不能驯化戎狄。主张‘乐武威’的人说：‘除非武力不能制服凶悍。’殊不知如不先修仁德，武力则无法征服强暴。一心想要结盟和亲的人说：‘和亲可以加强睦邻友好。’却不知即使跟他们结盟，对方也能解除盟约。务必要修建长城的人说：‘设险可以加强抵御寇仇。’殊不知兵力不足或不堪使用时，即使有险固也没用。崇尚征伐的人说：‘驱逐遏制可以禁止侵暴，还能节省徭役。’却不知兵马不够精锐，壁垒不够完善，那么遏制也不能取胜，驱逐也无法赶跑。谈论边塞的要略基本也就这些，虽然互相讥评，然而各有偏驳。光听一家的说法，似乎也都有根据。然而考察历代的做法，那么成败就马上可见。所以人们经常用平常的道理来对付不寻常的局势，用自己的所见来处理未曾遇过的时势。
“中国有过盛衰，夷狄也有强弱；事机有过利害，措置也有安危。所以事情没有固定的规律，也没有长胜的法则。夏后（指夏朝君主）靠封爵戎狄使得圣化茂盛，古公（周文王祖父亶父）则靠躲避戎狄使得王业兴起。周朝在朔方建城赶走了异族，秦朝在临洮筑垒却导致宗庙倾覆。汉武讨伐匈奴而留下悔恨，太宗出征突厥而带来安宁。文、景二帝与匈奴和亲却不能消弭边患，宣、元二皇靠抚纳异族足以累代保持和平。这都是因为中国的盛衰异势，夷狄的强弱异时，事机的利害异情，措置的安危异便。知道事情而不估量时机则导致失败，掌握时机而不失去时宜则带来成功。形势不断变化，时刻不同，怎能一概而论！
“如果中国强盛，夷狄衰微，他们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我们拒绝则等于阻扰他们归向王化，我们威慑则类似于杀害降兵。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存抚和封赏他们，即而序之（即绥靖安抚）？如果中国强盛，夷狄衰微，他们还背信弃义，蔑视朝恩，肆行歹毒，劝谕也不改变，谴责也不悔过。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镇压和平定他们，安民固境？也有遇到中国衰微，夷狄强盛的时候，对付他们而他们尚未挑衅，征讨他们而我们兵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用谦卑言词，降低身份，和他们约好通和，还以和亲吸引，缓解可能的灾祸？即使不能完全相信他们，至少可以避免他们大规模入侵。虽然这不是抵御戎狄的最好办法，也是出于局势艰难而不得已。假如夷夏的局势强弱相同，安抚未必带来安宁，威慑未必导致平静；力量足以自保，却不足以出击。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设险要以巩固军队，训练部队以等待敌寇？他们过来则出兵征战，遏止他们的深入；他们退去则攘外排斥，但也避免远追。虽然这是安边的好策略，也是出于力量有限而不得不这样。所以夏朝的即序，周朝的攘外，太宗的翦乱，都是根据形势并善于利用时局。古公的避狄，文景的和亲，神尧的降礼，都是顺应时势而不失去时宜。秦始皇的长城，汉武帝的追讨，都是知道事情却不估量时机。假如遇到强盛的夷狄，采用即序的方略，则是面对侮辱而不从！乘着可以取胜的兵力，却怀着畏避的心意，则是失去时机而养寇！有攘外却敌的力量，反而用和亲的计谋，则是向敌示弱而劳费！应当降屈自尊的时候，却一心要推行翦伐的战略，则是自召祸患而危殆！所以说：知道事情而不估量时机则导致失败，掌握时机而不失去时宜则带来成功。所以说没有固定的规律，也没有长胜的法则，得失著效，不就是这样吗！至于明察安危的大局，估计成败的气数，这是百代不变的法则，因为它有道理。关键在于：失去人心和放纵私欲必定要栽跟头，听从大众和任人唯贤则必定能安全。这是古今相同和事物一致的大道理。
“国家自从安禄山叛乱和河陇用兵以来，经历了肃宗的中兴，撤去边备以平定中原，借助外威以安宁内难。于是吐蕃趁机蚕食，贪得无厌；回纥矜持战功，欺凌日甚。中国无暇振兴军旅，长达四十余年；以致伤耗百姓，枯竭蚕织；往西输送贿赂钱币，往北补偿买马资金；还不能堵住他们繁琐的怨言，满足他们骄横的欲望。朝廷还得老远征募兵马，陈列军队卫戍边陲，还不能遏制他们的冲撞，禁止他们的侵侮。他们稍微入侵则驱赶黎民百姓，大举深入则震惊邦国京畿。时常也有谈论安边策略的大臣，但大多都把精力放在所难，而忽略了所易，勉力于所短，而忽视了所长。这就导致了所易所长的，实行起来不得要领；而所难所短的，实行起来徒劳无功。忧患无法消弭，原因都在这里。
“对付敌寇和运行兵马，都必须估量时事和局势。局势有难有易，时事有先有后。兵力强大而敌寇脆弱时，必须首先对付所难，这就是所谓夺人之心，一劳永逸的办法。兵力寡弱而敌寇强大时，则必须首先对付所易，这就是所谓固国之本，观衅后动的办法。近来天下变故很多，民众疲惫，尚未恢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广泛征兵，深入敌境，收复失地，攻取坚城，那将造成这样的局面：即前有胜负未定的担心，后有粮运不继的忧虑。倘若遭到挫折和失败，正好开启戎狄的野心，进而挫败国家的威严。以此作为安边的谋略，可算是不估量时事和局势，而一心要对付所难！
“上天授人的，有各不相同的本事，没有全能。地下生长的，有因地制宜的东西，没有兼利。所以各地的习俗，长短各不相同。长者不可逾越，短者不可企求。勉强自己的短处而去对抗对方的长处，只能导致危殆。使用自己的长处而去利用对方的短处，则会带来安宁。强者用水草当作居所，靠射猎提供吃喝，马匹众多而便于驰骋，轻视生命而不耻败亡。这就是戎狄的长处。戎狄的长处，正是中国的短处。要想增加兵马战车和他们角力争驱，在原野之间和他们兵锋交战，用平常的战术和他们拼命力搏，以此作为御寇的战略，那就算是勉强自己的短处而去对付对方的长处！对付所难，勉强所短，只能是劳费百倍，终于一事无成。即使果然成了，那也不是遭到重挫就是落下残废。这不等于是超越天授的能力，违背地产的局限，不顾时势的不利，和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吗？
“想要去危就安，节省费用，只是在于谨慎把守所易，精心采用所长而已。选择将吏以安抚百姓，整修纪律以训练将士；光耀仁德以辅佐威严，治理邦国以怀柔远方；严禁抢掠以彰扬信义，抑制攻取以安抚戎心。对方前来求和，则善待他们而不用结盟；对方入为寇盗，则严加防备而不必报复。这些都是当今的所易，即容易办到的事。看轻武力而注重智慧，厌恶杀戮而看重生命；轻视财利而重视人民，忍耐小事以顾全大局；鼓励安居而后动，等待时机而后行。以此修复边疆，守卫要害，挖掘壕堑，树垒军营，谨慎防备，部署侦候；注重农耕，让粮食富足；训练士卒，让军威内储；除非万全之策不谋求征战，除非绝对把握不考虑出斗。小批敌寇入侵，则张扬声势以遏止他们，贼寇大举进攻，则与之协商劝他们退兵；占据险要寻找机会，千方百计使他们用兵失误。让他们勇猛彪悍却无处可用，人数众多也无处发挥；野外抢掠则毫无收获，大举进攻则不能攻克；进有腹背受敌的担心，退有首尾难救的忧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中国的所长。我们的长处，就是戎狄的短处；我们的所易，就是戎狄的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少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乏而事速成。如果舍弃这样的策略，反而被他们利用我们的短处，这等于倒持戈矛，将把柄交给贼寇！今天我们什么都做了，依然防守很不坚固，入寇也无法阻止，问题就在于谋略没有确定，众人无所适从。身负重任的未必有才，有才的未必身负重任；听到的未必真实，真实的未必上闻；陛下信任的未必真诚，真诚的陛下未必信任；实行的未必恰当，恰当的未必实行。所以导致措置乖方（措置失当），课责亏度（不追究责任），财匮于兵众（因为士兵太多而财力耗竭），力分于将多（将领过多而兵力分散），怨生于不均（军饷不均产生士卒抱怨），机失于遥制（遥控将领导致战机错失）。臣请求为陛下粗略陈述这六个失策，还希望明主认真听取，加以详察。
“臣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而练兵的目的也各不相同。用于救急，则注重临时缓解危难；用于却敌，则注重沉稳等待时机。所以军事上有便宜行事的说法，而不拘泥于常规；谋略上也有奇策诡计的做法，而不苟同于众议。进退和生死，全凭主将的命令，这就是所谓攻讨的军队！用于卫戍，则注重耐心持久。形势不同就必须灵活。除非符合规律就无法带来安宁，除非人心所向就不能巩固根本。就人心而言，见到利益自然就会努力，遇到习惯自然就会放心；为保住亲戚则乐于生存，为顾全家业则舍身忘死。所以人们只能用道理驾驭，不能靠法制驱使。这就是所谓镇守的军队。加强边疆防守和抵御戎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自然应当挑选镇守的军队驻防。古代善于挑选边将的人，都要估量他们的习性，辨别他们是否水土不服，考察他们的伎能，了解他们的欲望和厌恶。这样就能发挥他们的能力而不违背他们的习性，照顾到他们的习俗而不改变他们的水土；利用他们的优点而不求全责备，压制他们的短处而不使他们感到厌恶。同时招募类似的将士，安抚他们的家室，使他们安居乐业，放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奋发他们的气势，让他们了解朝廷的恩情。用恩惠安抚，他们将会感动而不骄；用威严驾驭，他们将会整肃而不怨。不用监督考核而将士自然用心，松弛禁令而兵众不会溃散。这样一来，出则兵员充足，居则丰衣足食；守则壁垒坚固，战则兵强马壮。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只是为人提供便利而已！如今是到处散征士卒，分派去卫戍边陲，替换往来，当作是边疆防备。这是不估量将士的习性，不辨别他们的水土，强求他们无法做到的，勉强他们不想做的。只追求兵员的数量而不考虑是否适用，想要他们努力而不了解他们的需求。这样的士卒可以成为羽卫仪仗，却无益于边塞的防御。为什么呢？边塞贫困，千里萧条，寒风彻骨，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戏；白天背着兵器从事农耕，夜里靠着烽火进行侦候；每天都有被入侵杀害的忧虑，却永远没有休闲空暇的娱乐。地方恶劣，士卒辛劳，有比这还困苦的吗！除非出生在这些区域，习惯了这里的风俗，从小就司空见惯，长大了也没觉得不同；从没见过其他好地方，所以没有迁徙的想法，要不然真很少人愿意居住在这里。关东的地方，物产丰富，从军的士卒，又特别得到优待。他们习惯了温饱和安康，比较起边隅简直天地之别。一听说边塞绝地的荒芜困苦，无不辛酸动容；再听到强蕃劲虏的名声，更是震骇惊讶，一下子就泄气了。又让他们告别亲族，舍弃家园，再叫他们忍受辛酸，克服害怕，然后希望他们为国家出力，这不是很荒唐吗！此外又有休假换代的日期，也不接受统帅的驾驭，朝廷把他们当作天之骄子，宽容他们就像是群倩人，进不期望他们有所成功，退也不对他们严厉惩处。战胜则自负得意，战败也没有固守的决心；整天只是屈指计算回归的日期，张口等待坐着吃喝。侥幸的人还嫌归期太慢太久，经常担心戎狄充斥边塞；一旦王师挫败，他们则趁机作乱，满路都是往东溃逃的士兵。他们的心志如此这般，还能有什么作为？无事安居时则担心耗竭资储，去奉养这批无用的兵众；面临入侵时他们则抛弃城镇，动摇周围的军心。这样的弊病岂止对朝廷无益而已！当然将领也颇有责任。朝廷将触犯法律的人贬谪发配到军城，本意是想增加户籍，充实边塞，同时让他们立功自赎。既然这些人都不是善类，再加上怀念故土的心情，他们难免心思叛乱，幸灾乐祸，又甚于一般卫戍士卒。他们只能给边塞防卫增加麻烦，估计也不能期望他们立功建业。虽然前代也时常采用这一策略，但的确不是应当遵从的好办法。还有，拥有旌节的主帅，自己并不亲临边镇，只是分派偏师，让他们守卫疆场。大致军中的精锐都被主帅挑选跟随身旁，只将疲惫羸弱的士卒配备给边塞诸镇。节度使等大将既然身居内地，精兵不过用来做做文事工作，因此守御要冲经常都是寡弱之辈。狄戎每次入寇，他们势必无法抵抗。逃入壁垒的只够闭关自守，流落野外的则全部遭到劫持，任凭狄戎的蹂躏，随便他们的搜索驱使。当藩镇得知这事，胡虏早已撤军凯旋离去。安边的根本，关键在于兵马。如此治理兵马，可算是措置乖方！
“奖赏用以鼓励，惩罚用以警戒；鼓励有功的将士，警戒乱纪的士卒。所以赏罚对于驾驭部众而言，犹如绳墨保证曲直，权衡决定轻重那样；也正像轮销对于行车，缰绳对于驭马那么重要。驾驭部众而不依靠赏罚，那将导致善恶相混，能否没有区别；使用将士而不区别功过，那将引起奸妄得到宠荣，而忠实遭到摈抑。如果这样，就好比聪明可以靠卖弄，律法可以无章度，用与不用没有两样。近来权力转移于下，朝廷失去权柄。将帅的号令，很少能在军中实行；国家的章典，又不能施行于将帅。上下都敷衍了事，苟度岁月。想要封赏一位有功的人，得反复考虑是否会让无功的反侧不安；想要处罚一个有罪的人，也得反复思考是否会叫同恶的忧虑恐惧。因为隐忍而不敢彰明罪犯，因为嫌疑而不敢封赏功臣；姑息养奸的做法，竟然一至于此。所以让忘身效节的人获得同僚的讥讽；身先士卒的人受到将士的抱怨；忧国忧军的人，反而心怀愧疚畏惧；耽误军期的人，反而自以为机智能耐。因为讲不清楚而不再褒贬，称道或诋毁再次纷杂混乱。人们即使想要为善，谁为他们仗义执言？况且公正忠诚的人，苛责自己而不求于人，结果反遭困厄；败坏阻扰的人，苟行私利而取媚于众，照例获得优崇。这正是义士之所以痛心，勇夫之所以解体的原因。又有，当遇到敌寇而无法坚守时，或出谋划策却没有成效时，将帅则用资粮不足作借口，而有司部门则用供给不缺作解释。既然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理应对质辨明。然而朝廷总是故意含糊其辞，不曾彻底查出是非曲直。有理的只好忍气吞声，无法上诉；诬陷的继续欺君罔上，毫不惭愧。如此驾驭部属，可算是课责亏度！
“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帅就无法发挥他们的才智，士卒也不能尽到自己的力量。驻军的数量虽然众多，战阵上却不见他们向前。胡虏每次越境横行霸道，都是如入无人之境。将士互相推诿，谁也奈何不了。他们虚张贼寇的声势上闻朝廷，都说兵马太少无法御敌。朝廷也从不巡察，只忙着征募士兵，派出援军，对防备御敌毫无裨益，徒然加重赋税的负担。市井乡闾日益耗竭，征兵征税日益繁忙。靠让编户倾家荡产得来的资金，加上有司部门盐酒专卖得到的利润，将这些收入的一半用来应付边事。如此使用财政收入，可算是财匮于兵众！
“如今四夷之中最强盛，又成为中国最大祸患的，莫过于吐蕃。然而他们全国最强的军队，也不过中国十来个大郡而已。他们自己的内忧外患，也和中国没什么两样。他们能派来入寇边塞的，数量其实很少。加上兵器并非犀利，甲胄也不坚固，更缺乏战争韬略，武艺也谈不上勇猛敏捷。然而他们一动，中国就害怕他们人多而不敢抗击；他们一静，中国就害怕他强盛而不敢入侵。这道理何在？都是因为中国对将帅的节制出于多门，而吐蕃丑类的统帅却能专擅大权。统帅专擅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一致，进退一致则快慢随意，快慢随意则机会不误，机会不误则气势自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随机应变，都只在反掌之间。就好像手臂使用手指，心脏指挥身形一般。如果他们所任的将帅又恰得其人，那么谁能与之匹敌！反之，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必难，进退必难则快慢失宜，快慢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勇士变为残废，兵众散为弱卒，分崩离析，征兆就出现在战阵之前。犹如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要想让军队整齐穆肃，有这可能吗？开元和天宝年间，控御西北两蕃（指吐蕃和回纥）的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使而已，朝廷还担心权力过于分散，或许应当让主帅兼而领之。中兴以来，没有闲暇对外征讨，因此将四镇侨隶于安定，将陇右侨隶于扶风（当时四镇和陇右都已沦陷）。即使这样，控御西北两蕃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使而已。关东过来的防秋卫戍士卒，到了也就隶属他们。虽然委任的将帅未必都得到适合的人选，然而措置还多少是根据旧制。近来逆贼朱泚招诱泾原和陇右的兵众反叛，李怀光又沾污了朔方的军队。经过两场动乱，边塞的大军所剩无几。朝廷又分出朔方的地盘，在那里建立牙帐并拥有旌节的共有三个节度使。其余的镇军多达四十，都是直接得到朝廷的特诏委任，还各派中使权贵临场监军。因此人们互相抗衡，不相隶属。每次等到边书告急，朝廷才下令他们估计敌情，然后用兵；又没有军法下临，只是用客礼相待。这等于是不慌不忙地去救溺水之人，作揖礼让地去救着火之地。希望不用接近风险，固然十分困难！用兵靠的是气势，气聚则盛，气散则消；势合则威，势析则弱。今天的边塞防备，势弱气消。如此建立军队，可算是力分于将多。
“管理卫戍军镇的关键，最在乎处事公平均等。所以军法没有贵贱的区分，军饷也没有多少的差异；所以将帅能让士卒同心协力，尽力作战。如果要鼓励他们的心志，勉励他们的技能，那就应当考核他们的材力，检阅他们的勇猛，比较他们的劳逸，估计他们的安危；公开考察他们科目的优劣，作为制定衣食等级的根据。这样就能让能者有所企盼，弱者也停止非分之念。那么即使有待遇厚薄的不同，却不会有产生抱怨的危险。这是因为所谓‘日省月试，饩禀均事’，就像用权衡来称事物的轻重，而不管是什么事物，众人无不放心地服从它的公平。如今在这贫困的边塞长年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满身创伤的人。他们还终年异常辛劳和极其所能地从事训练。查看他们的住地，见到的只是孤单倾危；考察他们的服役，看到的都是无比辛劳；观察他们的临敌，见到的则是勇猛无比。然而朝廷给他们提供的衣粮，只够他们自身而已，再被妻儿分走，就难免经常忍饥挨冻。而关东的卫戍士卒，岁月更替，既不居住在倾危城池，也不用练习军事防备。他们怯于应敌，懈于服役。然而朝廷给他们送发的衣粮，比边塞士卒的要优厚数等，还有茶药的馈赠，加上蔬菜豆酱之类。丰厚和简约形成对照，差别是如此悬殊。又有，那些历来并非是禁旅的边军，因为将校的诡秘，和懂得如何向禁军将领献媚，因而请求遥隶于神策军。他们也不离旧所，只是改个虚名，就得到丰厚的禀赐，比平时多出三倍。这就是同辈之所以忿恨，忠良之所以忧叹，疲民之所以流亡，经费之所以短缺的原因。做的事毫无差异，而给养如此不同，人心自然深感不平。更何况通过弄虚作假而得到丰厚的禀赐，功绩和技能差劣反而衣食优厚。如果人们没有健忘，怎能不为此感到愤怒！他们没有沦落为匪首，就很了不起了，哪里还能让他们同心协力，排除寇难？即使有韩信、白起、孙武、吴起这样的名将，臣知道他们一定也无法带领这样的士兵。如此养育士兵，可算是怨生于不均！
“凡是要选任将帅，必定先要考察他的操行和能力，然后给他指示授任的方略，和他谈论托付的重任，让他自己揣摸能否胜任，请他自己谈谈想法和方案。譬如需要某种甲兵，凭藉某人参佐，要求若干兵马，需用若干粮草，在某处置军，在某时出成绩，有始有终的要领，都要让他详细论述。然后观察他的谋略，比较他的言行是否一致。如果觉得他才不足取，言不可行，那么就应当辞退他回到原来的官位，不应当给未来造成忧虑。如果觉得他志向和才气足以胜任，方略也可以实施，那么就应当始终信任他，不应在他任期内掣肘其间。这就是所谓‘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才，端拱于委任（费力选才，放手委任）。’既然将边事委托给他，又满足了他的要求，那就可以根据他的政绩，实行赏罚。受赏的人不应觉得过分，当罚的人也不能寻找借口。托付的权柄一旦全权交予，他苟且之心自然消失。所以古代任命将帅时，总是君主亲自推着车马加以封拜，所谓‘自阃以外，将军裁之（朝廷之外全由将军做主）。’又赐给斧钺，表示允许他专断。所以‘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正是因为机宜不可以遥远裁决，号令不可以两边服从。从未有过委任不专，而期望将帅能克敌成功的事。近来边军的去就，裁断大多出自陛下；选置武将，首先要求容易控制，派给他许多部属以分散他的权力，减轻他的责任以削弱他的雄心。这么做虽然也有所戒，但也有所失。它导致阃外自决的道理作废，成败负责的大义衰亡。一也听命，二也听命，不顾军情只管听命，不合事宜也都听命。如果所选置的将帅，标准是一定都得顺旨无违，那么这样当然可以。如果目的是平凶靖难，那就不行。两境相接，两军相持，战机的来去转眼即逝；蓄谋而待，还怕失去战机。临时才开始谋划，就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派人前往陈述也很难讲得清楚；听到的和读到的未必一样；想要做到事无遗策，即使圣人也未必都能做到。如果谋虑都很周到，那谁还需要随机应变！戎狄胡虏驰骋奔突，迅如疾风狂飚；驿书上闻朝廷，得有十天半月才能抵达。守卫城堡的人因为士兵太少不敢抗敌，附近军镇的人因为没有诏书不肯出兵救援。逗留之间，敌寇已经肆行歹毒。大家都借口救援未至，各系闭垒自全。放牧和饲养的牛马牲畜，早被抢得精光；田里和村庄的农夫樵妇，全成了俘虏。虽然诏书下令诸镇发兵，大家也都靠虚声应援，互相观望，不敢出兵。贼寇纵兵劫掠后撤退回归，然后他们才报功告捷。兵败师丧则虚报伤亡，减百为一；稍有俘获则夸张战功，张百成千。将帅既然觉得总制在于朝廷，也就不担心被追究罪责。陛下又以为大权在自己手里，所以也不追究事情。如此用兵，可算是机失于遥制！
“治理兵马而措置乖方，驾驭将帅而赏罚亏度，制定军用而钱财匮乏，建立军镇而兵力分散，养育士卒而怨气滋生，使用王师而战机错失。这六者是疆场的蟊贼，军旅的膏肓。蟊贼不除，却还用粪便灌溉栽培；膏肓不疗，却还用甘汁助之生长。这只足以培养祸害，加速成灾。用这样的办法求得庄稼丰登，体肤完美，固然是不可能的。
“臣的愚见是，应当废除诸道将士轮番防秋（秋季防御吐蕃）的制度，然后根据原来的数目分成三批：其一，让本道节度使招募自愿到边塞驻防的少壮，迁徙到那里；其二，让本道只提供衣粮，委托关内和河东诸军州招募自愿到边塞的蕃人和汉人子弟前往；其三，让本道只出衣粮，加给应募的士卒，以资助他们新迁徙的家业。朝廷再命令度支部门到各道去，通过和市购买耕牛，同时雇佣工匠，到各个边塞军城去修缮制造器具。招募的士卒到边塞后，朝廷为每家提供一头耕牛，再提供农田和水火器用，让他们有足够的生活用品和农耕工具。刚到那年，给每家两人的口粮，并赐给种子，鼓励他们从事农耕。经过一次收成后，使他们能够自给。若有余粮，可由官府用比市价高出一倍的价钱收购，务必奖励他们从事营田。这样既能免除轮番防秋的烦劳，也没有幸灾乐祸的弊病。敌寇来了则人自为战，农时到了则家自务农。这样兵马将不会不强，粮食将不会不足。这跟防秋士卒倏来忽往，岂可同日而语！
“臣又认为应当选择文武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将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使管内的兵马全部交给他负责；再选择一人为朔方元帅，将鄜坊、邠宁、灵夏等节度使管内的兵马全部交给他负责；又选择一人为河东元帅，将河东和振武等节度使管内的兵马全部交给他负责。三位元帅各自选择靠近边塞的重要州镇作为治所。现有的节度区域，不是很重要的，可以根据元帅的方便就近合并。只有元帅能设置统军，其余的全部罢免。三元帅部内太原和凤翔等府下属户籍较多的各郡，必须慎重挑选良吏作为尹守，在外负责军队纪律，在内鼓励农桑，将收成当作军粮，以壮实军府。治理兵马的方略制定以及选拔授任的元帅确定后，就能裁减弄虚作假的费用，增加国库的财富；制定军队衣粮的等级，使军队官兵和睦；弘扬委任将帅的办法，宣传这一效用；公开赏罚将士的法典，考核他们的成就。而又慎守中国的长处，谨行当今的所易。那么八大利益可以取得，六个失误可以除去。如果这么做了戎狄还不会感怀臣服，疆场还不会安宁谧静，那是从未有过的。诸侯进入正统轨道，百姓也将服从王法。如果这么做了教令还无法通行，天下还无法大治，那也是从未有过的。以陛下的明鉴，民心的思安，四方的小休，两寇的安静，加上频年的丰收，各地的粮储，这些都是上天赞助国家，可以建立制度，将帝业永远流传的时机。时机不会长久等待，好事也不会一直兼有。机会过去再想追回，只怕后悔莫及。明主不以言为罪，不因人废言。臣把这些狂妄的愚见尽情陈述，还希望陛下省阅，加以选择。”
唐德宗极为嘉许采纳，并下优诏褒奖了他。陆贽在中书省时，看到对时事不便的朝政时，经常逐条奏陈。唐德宗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心里十分器重他。当初，窦参被贬到郴州时，节度使刘士宁赠送了他数千匹绢。湖南观察使李巽和窦参有矛盾，便将这事奏闻朝廷，唐德宗得知后很不高兴。刚好右庶子姜公辅在唐德宗面前说：“窦参曾跟臣说：陛下还一直在生臣的气。”唐德宗勃然大怒，进一步贬斥了窦参，最终竟然杀了他。当时舆论都认为姜公辅告发窦参的话来自陆贽，说窦参的死主要是因为陆贽。陆贽又一贯讨厌于公异和于邵，当他辅政时他俩都被逐出朝廷。所以舆论以此对他有所非议。
户部侍郎兼判度支裴延龄奸邪用事，天下人对他嫉之如仇，但因为他得到唐德宗的宠幸，所以没人胆敢直言。只有陆贽屡次在延英殿当面指责他的不是，还累次上疏极言他的罪行。裴延龄于是每天在唐德宗面前谮毁他。贞元十年十二月，唐德宗改任陆贽为太子宾客，罢免他参知政事。陆贽生性畏惧谨慎，回到自己的府邸居住，除了朝谒之外，不和宾客来往，更没朋党。贞元十一年春，因为旱灾，边军的粮草供给困难，陆贽就这事提出论述。裴延龄于是指控陆贽与张滂和李充等人动摇军心（具体见《旧唐书-裴延龄传》）。唐德宗勃然大怒，想要杀了陆贽等四人。后来因谏议大夫阳城等人极力论奏，他才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
陆贽刚到翰林院时，特别承蒙唐德宗的眷顾；唐德宗还跟他歌咏赋诗或玩笑游戏，朝夕陪着游乐。当到奉天逃难时，虽然有宰臣在旁，唐德宗的谋略和大事的决定，大多出自陆贽，所以当时人们把他看作是“内相”。陆贽跟从唐德宗前往山南，但因道途艰险，扈从没赶得及，他和唐德宗走岔了。头一天晚上唐德宗没见到陆贽，马上跟军士说：“找到陆贽的人奖赏千金。”翌日陆贽前来谒见，唐德宗喜形于色。他对陆贽就是如此宠待。后来他与二吴不和，他俩逐渐在唐德宗那里屡进谗言，唐德宗对陆贽的恩宠和礼遇开始减薄。当吴通玄失败之后，唐德宗知道他对陆贽全是诋毁诬陷，因此重新启用了他。陆贽因为得到人主的特殊恩遇，不敢明哲保身，看不惯的事，他总要极力劝谏，毫无隐讳。朋友规劝他，觉得他太过严峻，陆贽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精于吏事，斟酌决断，经常不失毫厘。他曾说：“诏书的下达，是中书舍人的职责。征讨期间，事情紧迫，才暂时让翰林学士代替。现在朝野重新安宁，这事应当归还本职。任命将相的制令诏书，请重新交付中书省发行。”他又说：“翰林学士是皇上的私臣。玄宗最初使用翰林待诏，只是用来唱和文章而已。”舆论都赞同他的看法。唐德宗觉得陆贽这些话是针对吴通微和吴通玄的，所以没有准奏。
陆贽被贬到忠州十年，常常关门静处，那里的人们都不认识他。他还为了避免遭到诽谤，没有著书论述。家居瘴气弥漫的地方，很多人都患了瘟疫。于是他抄录整理有关药方的书籍，写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刊行于当代。陆贽去世时终年五十二岁。唐顺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宣。
《旧唐书》史臣评价道：“近代人论述陆宣公，都将他比作汉朝的贾谊。他高迈的操行，刚正的气节，经邦纬国的重要，激切仗义的忠心，最初承蒙天子的知遇，晚年的落魄困顿，都和贾谊类似。然而贾谊只官至中大夫，陆贽却当过宰相，所以不能说没有得到知遇。当年公孙鞅挟带三策游说秦王，淳于髡使用隐语谒见齐君。自古以来，直接表达正直的言论都不容易。从前周昭王警戒臣下不要发表急切议论，正是为了这一原因。陆贽身居谏官和宰相的地位，想以一片真心除去众多弊病，独手遏制一群奸邪。君上无法明白他的真诚，群小共同攻讦他的短处，想要不被放逐，可能吗！《诗经》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又有‘诲尔’和‘听我’的遗恨。这些都是贤人君子，只是叹惜他们的建言不见采用。所以尧咨禹拜，千载一时；携手提耳，岂容易哉！”
要想知道陆贽死后唐朝的事，请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