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湖北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清帝逊位，满清对于中国的统治算是结束了，中华民国建立。这个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人头滚滚血雨腥风，唯独这一次，基本算是在平稳中度过了历史的关键时刻，大幸也！在此后的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依旧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谁也没料到血光之灾即将临头。
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可谓天翻地覆，可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山区，许许多多的民众们并不知道天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人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一个满族人。他们依旧在令人窒息的宗法社会里生存着，大部分人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苦生活，今天有人把中国人那时候的生存状态描述为田园牧歌式的优美生活，纯粹是胡说八道。
民国建立了，但是情景并不乐观，当时的中国文化人们认为那一届人民不行，在二千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浸淫下，都特么跟傻逼似的，于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大家都知道，在于启蒙民众心智，对旧文化进行改造。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们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招摇于当时，这时候出现了一批先进达人，如胡适、鲁迅和陈独秀。1919年的五四运动，让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爱国成为当时进步青年最时髦的标签，具体内容是抗日与救亡，民主与科学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新文化运动招展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今天我们反观这场运动的内容，有人反省说缺乏了两样东西，就是自由与人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也没有这两个内容，由李大钊引进宣传的共产主义更与这两个词汇没有一点的关系。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政治理想，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物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有不择手段的优良习惯，当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携手作战进行革命的时候，在中国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是必须的节奏。
中国读书人向有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的高尚情怀，孙中山在野心不能得逞孤立无援之际投进苏联的怀抱，而共产国际指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让他们协同作战，推翻北京的民国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一拍即合，希望以暴烈的革命手段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在蒋介石率军北伐的同时，共产党人在湖南湖北及其它省份的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个举动得到了国民党左派暧昧的支持。阶级斗争的残酷大戏在中国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是受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委派写作的，毛委员的称呼也是这么来的。这篇文章在他成为红朝太祖之后，成为重要文献。其实，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才是他革命的实际行动，毛委员所到之处，唤醒了沉睡在中国农民心底里那头凶恶的猛兽。毛泽东的确与众不同，全世界的共产迷们都在城市里玩，他却在农村里搞，他深刻地知道，穷乡僻壤里民众更容易忽悠。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是在1924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被称作大革命时期。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大革命达到高潮。蒋介石率领军队继续北伐，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开始在所控制地区搞农民运动，我们都知道打土豪分田地是怎么回事儿，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男女平等，自由婚姻思想。
打土豪分田地已经是一个要命的政策了，遭到了农村地区有产阶级的抵制和反抗，这个自由婚姻的宣传工作，让当时的许多婚内妇女纷纷要求离婚，无数个传统家庭的婚姻因此破裂，这一举动在当时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和仇视。再后来的对共产分子的镇压和剿匪行动中，无数女共产党员和同情者都遭到残酷屠杀。那些残酷的情景不能讲不能听，我讲了你听了，咱俩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眼。
农民运动开始的时候，还算是温和，并没有见血。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这个举动得到了国民革命政府占领区的国民党行政官员中一部分人的默许和支持。与此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也是两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他投靠了苏联，煽动民众仇视西方。这个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为己任的政治人物，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一见钟情。
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对于中国农民来讲非常高大上，人人一脸的懵逼样子。在强大的政治宣传之下，愚昧的农民以为自身穷困的原因是剥削自己的地主们与帝国主义联手压迫所造成的。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非常诱惑人心，这是爱国啊，而爱国总是有道理的。帝国主义不好反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则是有明确目标的，北京国民政府和各地军政首脑就是要革命的目标，这是北伐战争的理论根据和驱动力。
在中国或在世界上，政治人物挥舞着爱国主义破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心怀叵测在那里给民众挖坑的节奏！爱国主义对于近现代特别需要同西方世界进行接轨融合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陷阱！可我们勤劳智慧善良勇敢的中国人民还真是跌入其中不能自抜，可以说是深陷其中万劫不复。在爱国主义旗帜飘扬的地方，不可能有智慧存在。这是谁说的？
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知道怎么反，反对封建主义却有具体内容，所谓进步的革命青年向农民宣传，打倒地主土豪，翻身当家做主人，这是反封建；解除包办婚姻，实现男女平等，这是反封建。于是，农民们都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反封建，那就别犹豫了，行动吧！特别是这种行动得到了国民革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
前面说了，农民运动初始，还算是温和，并没有见血，对于地主和土豪，只是减租减息的要求和抗租抗债的运动。但是，暴力的倾向已经发生，当地主和土豪们对侵犯自己的利益消极或积极的抵抗的时候，政治激进和性格激烈的革命党员带领农民们开始斗地主了，起初还没有杀人，只是揪斗批判和游街示众，让地主戴着高帽子。
让地主分子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这个情节想必大家都熟悉，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一串乒乓球被开万人批斗大会，这是共和国主席的夫人，更何况其他人。说到底，这是一种人身侮辱。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在缺乏自由与人权意识的人群当中，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刻骨仇恨在心底里酝酿。
革命青年带领农民斗地主，已经点燃了阶级斗争的导火索，再加上进步女青年纷纷离婚反叛家庭，这仇恨的火焰越烧越猛。我曾经说过，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让北京民国政府不再有绝对权威，开武力解决政治争端之先河，同时让一些军人首领脱离了指挥体系，也让一些土匪肆意横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兵灾匪患侵扰，有些地主和土豪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
地主和土豪们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后中国的一大景观。没有办法，军人混战，兵来将往，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再加上土匪横行，遭受侵害的往往是有产阶级，他们武装自己，保有平安，情有可原。而在进步青年发动革命运动的时候，农会成员是随时可以武装和动员起来的战斗人员，镰刀很快就飞舞起来。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之所以对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抱有默许或支持态度，是因为以先进思想自居的他们在反对传统的宗法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内容上，与共产党员发动的革命运动有契合点。比如反对祖先崇拜、家长制度、包办婚姻、吸食鸦片和赌博等等。他们希望通过激进的革命手段，迅速改变这种状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在1926年底，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决定发动更猛烈的革命，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他叫王树声。他带领农民们洗劫了一个土豪劣绅丁梭鱼的粮仓，并公开审判丁的罪恶，在丁缺席的情况下给予死刑判决，而这位丁梭鱼先生是王树声的亲舅舅。
王树声的亲舅舅丁梭鱼是湖北人，最后和儿子都死在了王树声手里。与此同时湖南乡绅叶德辉被害身亡。叶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他的名言是“老婆不借、书不借”。1927年4月11日，由中共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法庭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判处叶德辉死刑。行刑之前，叶先生送对联一副给共产干部：“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
宣判叶德辉死刑的是国民党湖南党部特别法庭，署名同意判决叶德辉死刑之委员为吴鸿骞、冯天柱、谢觉哉、戴述人和易礼容。其中，吴、冯是国民党员，左倾亲共，而戴、谢、易均为中共党员。该法庭采用《审判土豪劣绅条例》：紧急时不经审判，由民众进行处理。日毙富绅数十人。
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前，由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主导的舆论，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的革命杀戮行为，称之为是进步的，是必须的。而对土豪劣绅们的武装反扑报复性屠杀称之为反革命。这两种称谓似乎给阶级斗争的双方定了性质，劳苦大众好像代表天然正义，这就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抹上一层神圣的光辉。于是共产党员们杀起阶级敌人来绝不手软，毫无悲悯之心，即使被杀的人是自己曾经的至爱亲朋。在他们被报复性屠杀的时候，也是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副殉道者大义凛然的范儿。
我前面说过，清王朝结束对中国的统治，以清帝逊位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华民国，这是国之大幸，避免了中国史上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然而谁曾料到，在二十年之后，厄运仍然无法避免，整个中国陷入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交响曲中。此后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杀戮，都没有法庭、没有法官、没有律师，只有刽子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死亡人数，有一个据说是最佳答案给出的数字是40万，这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数字了。然而法国人民用四十万颗人头的代价，最后终于换来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共和国，并且在极度的血腥和恐怖之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维克多 雨果。他的每一部作品都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
而在中国，大革命血腥屠杀的惨烈程度远远地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的所谓恐怖。这惨重的代价并没有任何结果，杀戮并没有停止，中国人民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血污海，没有尽头。而在中国的文化人中间，始终没有走出一位维克多 雨果这样的人道主义作家。当时没有，在此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也没有。今天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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