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声乐十多年了，爲了给自己一个总结，录制了一张唱碟，一共十六首歌，包含了我所喜欢的中外歌曲。
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会喜欢上声乐的。回想起来，在上小学的时候，每星期都有音乐课。音乐老师王玲华是位三十出头的女士，身体很单薄，戴着一副厚厚玻璃的眼镜，讲话时还有些气喘，看来体质也很差。也许是她第一个发现我的声音不错，唱歌没有五音不全，就推荐我和全校其他几个学生去参加区少年宫的合唱团。经过几年的训练，潜移默化使我真的喜欢上了唱歌。看来一个老师的鼓励与提携会影响人的一生。以後师生情谊慢慢加深，对老师也越来越了解。有一次，她请我们这批爱唱歌的学生去听音乐会，想不到那天她在台上出现，原来她是“教师艺术团”的独唱演员。她在台上脱掉眼镜化了妆，简直换了一个人，漂亮的认不出她来了。她是一位抒情女高音，音色纯美圆润。我们爲有这样的音乐老师倍感自豪。但是不久传来噩耗，王老师因爲气喘，断送了生命。她只教了我们没几年就走了，太可惜了! 这麽优秀的老师却英年早逝，世上的事真是难料。至今我们还存有与王老师的黑白合影照。同学相聚时就会聊起她丶怀念她。
由於在小学时打下音乐基础，到中学生理变声期，没有很大的变化，我还是喜欢唱高音。班上排大合唱，就会请我领唱。同学朋友之间聚会，想听我唱歌，我扬声就唱，不觉得害羞也无需伴奏。这样声音越练越大，越唱越喜欢唱。有时候在家里也会练唱，现在想来多麽不好，大声高歌会影响邻居们的休息。
走上工作岗位以後，也常常代表公司去独唱。公司系统和局系统要举办什麽“游园会”或者什麽“会演”，也会常常请我去。年轻时锻炼的机会很多。
文化大革命後期，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组织合唱团，需要考试才能进入。我被选拔爲声乐组成员之一，专门有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给我们一对一上小课，这样对我的歌唱方法和技巧又更进了一层。文革时期，一切专业文艺团体全部呈瘫痪状态。後期才开始慢慢恢复，他们需要招收一批新的专业人员。有几个专业团体，在业务上都表示要录用我，但是到公司去政治审查，却不能录用我。原因是当初我母亲在香港，属於成份不好，这样我的前途就给扼杀了。那时音乐学院也开始招生了，但是学校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我。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我郁闷丶难受，但是日子还是要过。虽然不能搞专业，却并不能摧毁我的爱好。我继续向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周碧珍学声乐，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多年，其中也常常出去表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老师教我怎样呼吸，她说：“妳要用闻花的感觉来吸气，然後在腹腔保持住，唱的时候慢慢吐出来。”这真是太形象的比喻了。对喉头打开，她又说要像打哈欠那样，这就是唱歌的状态。
来美国以後，开始爲生活打拼，还顾不上很多。不过也曾参加华人组织的合唱团，也常常爲教会的诗班献诗。等到再婚以後，生活慢慢安定下来，才想到再要进修声乐。因爲学习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声乐这样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老师提示的，全靠你自己去体会。我在发声上还有不少毛病，需要去改丶去练。打听到上海著名歌唱家王伟芳丶殷承基夫妇都在授课，就想去学。他们住在圣市，我住在橙县，每次上课，要开高速四十分钟才能到达。开始我跟王老师学，但是她常常要回上海照顾年迈的母亲，於是由殷老师教我。殷老师对电脑也非常精通，我每次去回课，等练声完了，要唱曲目的时候，他就在电脑里找出伴奏音乐，我的声音通过话筒，两者融爲一体，这样一首歌就录制完成了。我除了去旅游以外，基本上每两个星期去上一次课，一对一，每次一个小时。回到家还要天天练习，练声练歌曲。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是确实的。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老师已经帮我录制了二十多条歌。我选出了十六首，被制成一张唱碟，殷老师还帮我设计了封面。虽然整个过程没有在录音室里进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够了。这不是专业歌唱演员出专辑，要追求销量丶影响。我的出发点是好玩，给自己的爱好，所花的心血，作一个总结，留下一点印迹而已，也同时可以与好朋友分享。
在声乐艺术上要追求完美是无止境的。唱碟出来了，不管在发声方面，还是伴奏方面都有很多不足。从声乐角度来説，发声的方法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包括吐字丶呼吸丶共鸣腔的运用等等，声乐真是很玄的一门学问。有的人很容易，对有的人却很难，本来还会唱歌，一学声乐连歌都不会唱了。我的一位歌友以前是唱民歌的，现在改学美声唱法唱高音，但是她就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痛苦万分。我以前唱高音声音可以出来，唱低音就会虚掉，殷老师教我将声音放下来，这样高低音就统一了。
出这张唱碟时，我已经是五十七嵗了。朋友听了以後都鼓励我说：“完全听不出这个年龄。”我心里真的很高兴。如果要精益求精的话，这张唱碟是完全不够标准的。但是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录一张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