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肠道和精神状态之间，为什么会演化出如此强烈的关联性？葛森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肠道获得大量的环境信息。他说：“请记住：我们肠道内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外的世界。”所以我们不单可以通过眼睛看到危险、通过耳朵听到危险，还能通过肠道侦测危险。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Neurogastroenterology）的神经胃肠病学主任潘卡·帕斯理查（Pankaj Pasricha）指出，如果没有肠道，就没有维持生命的能量。他说：“肠道的活力和健康运作特别重要，所以大脑需要跟肠道建立起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两个大脑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区别在于“记忆”——但是葛森不这么看。他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名美国军医院的护士，在每天早上10点钟准时给病房里的瘫痪病人灌肠。在他离开医院之后，他的继任者取消了这套流程。但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病房里的所有患者都自动开始进行排便运动。虽然葛森承认，除这则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轶事之外，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肠道记忆”的报告，但是他愿意对此观点抱持开放的态度。
“直觉”或“直觉反应”两个词的英文一个是“gut instinct”，一个是“gut reaction”，都包含了“gut”——也就是“肠道”。但其实“胃中有蝴蝶”之类的反应，根源仍然在于大脑传来的“战斗或逃跑”信号。这类信号会让我们产生焦虑或兴奋之感，进而影响我们的决策，让我们决定该不该玩蹦极，或者该不该安排第二次约会。但是这些决策是否有可能来自于你的“第二个大脑”？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潜意识中的“直觉”，确实需要肠神经系统参与；但真正感觉到威胁的，其实还是我们头顶上的大脑。就连葛森都认为，我们的“第二大脑”无法进行有意识、有逻辑的理性判断。用他的话说：“宗教、诗歌、哲学、政治——这些玩意全都属于‘头顶大脑’。”
不过我们也逐渐了解到，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发育成熟的肠神经系统，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远不止消化不良这么简单。帕斯理查发现，如果对新生大鼠的胃部施加较为温和的化学刺激，会让它们比其他大鼠更加郁闷和焦虑；即使在生理损伤痊愈之后，心理症状也仍然会持续很长时间。他说，包括刺激皮肤在内的其他伤害，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葛森认为，儿童早年经历的肠道感染或极度压力，可能也会带来同样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他们以后患上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其主要症状是慢性腹痛和频繁腹泻或便秘，而且常常伴有抑郁。因此，肠易激综合征的产生原因，有可能是肠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变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最新研究的支持。研究显示，在100个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病人中，有87人体内带有可以攻击和杀死肠道神经元的抗体（Journal of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vol 18, p 78）。
综上所述，肠神经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前对“第二个大脑”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帕斯理查说：“它如果发生畸变，会给我们带来不少苦头，”他认为，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第二个大脑”，必将有助于我们控制各种病症，无论是肥胖、糖尿病，还是阿茲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这类通常被认为与大脑有关的疾病。
葛森认为，儿童早年经历的肠道感染或极度压力，可能也会带来同样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他们以后患上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其主要症状是慢性腹痛和频繁腹泻或便秘，而且常常伴有抑郁。因此，肠易激综合征的产生原因，有可能是肠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变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最新研究的支持。研究显示，在100个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病人中，有87人体内带有可以攻击和杀死肠道神经元的抗体（Journal of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vol 18, p 78）。
综上所述，肠神经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前对“第二个大脑”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帕斯理查说：“它如果发生畸变，会给我们带来不少苦头，”他认为，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第二个大脑”，必将有助于我们控制各种病症，无论是肥胖、糖尿病，还是阿茲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这类通常被认为与大脑有关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