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开不得胜
十一过后，大学教学秩序正常。爸爸开始按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制定的政治课教学计划来上大课。那时没有毛选，只有一些小册子。虽然在美国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其目的只是了解。现在要当政治课来讲那可就不容易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籍更是现囤现卖。讲了几次课后，学生很不满意。有人建议请解放区的教授来讲。爸爸接受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爸爸说学校派一个小车送他去请解放区的一位教授，他住在西山。爸爸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我很高兴，妈妈也想去。爸爸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和妈妈坐在后排。
这时正是稻米成熟的季节，汽车沿颐和园南墙外的土马路开向西山。一路上闻着稻米香味，看着这美丽的西山风景，看着沿街整齐的民房，很快上了一个黄土高坡，这一排房子特别干净，都差不多。我们车停在一个房子面前。下车后才发现房子很矮，门是开着的。敲了这小小的大门，从小北房走出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先生。
爸爸自我介绍后就让我在外面玩，我从开着的门看到屋里，这是他的堂屋有一个四方本色的木桌，四条长木凳，非常干净间单。妈妈和爸爸一起和教授及他的太太谈话，我站在屋外仔细看了这小小的院子。
这小院一丝草也没有，土地硬硬的扫得极其干净。在院子当中有一颗小树。在小北房的窗下有几个小花盆，种的是很小的草花。有一盆是小红椒，看来是吃辣的人家。这个房子就是小北房三间，很朴素，简单。站在门口看到外面大片稻田，非常开阔。在附近其它人家有红红的枣挂在树上，非常干净，没见鸡、狗、猫。这是解放区的干部宿舍，大概是供给制，每家都一样。对比我们家真是极大的区别。给我很深印象。这表明解放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人民同甘共苦。
回家的路上，爸爸简单的说他同意来讲一次课，并商量了讲课内容。
我真想对爸爸说：不用逞能，负责政治课并不是说必须亲自讲。可以请校内外的各种能人来讲。不一定非由教授讲，校外请共产党的专家讲，校内请党员干部、民主人士来讲。对于政治课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问题应多到管教育的政府部门讨论，到解放区办的华北大学听课，请教。这样效果会好，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我是小孩哪敢说呢？爸爸一直花不少时间和精力，亲自上课，学生意见不断，没有人来帮爸爸。看到爸爸心情不好，如此大的压力，不知应当怎样帮助他。
他用了非常奇怪的办法，来释放和疏解内心的压力：每次一回家见到妹妹就像斗鸡一样的打斗起来。两人把手攥成拳头，端在胸前。爸爸先进攻，妹妹后退，直退到墙角，妹妹反击爸爸后退。我们站在旁边为双方使劲，几个回合才会结束。
解放前爸爸从没这样对待我们，总是很严肃，很自信，充满朝气。现在只觉得在打斗时放松，有笑容。但打斗后就是皱眉头，显得无能为力，很是疲劳，缺少自信。我为爸爸担心，但不知该怎样说。因为我们在他眼里永远是孩子，不是讨论工作的对象。
经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开始醒悟，请来一些著名的专家：沈志远、许立群、陈翰伯、艾思奇、魏巍，钱俊瑞、王云生和褚安平等，但远远不够。据说那时在学生中有一股暗流，希望一切政治完全退出大学和中学。所以谁来讲都不会受欢迎。
经过一段时间爸爸悟出政治课的目的应当是自觉用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爸爸的讲课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再是只讲那些条条，枯燥的理论。而是把自己摆进去，结合自己和学生的思想来讲，生动活泼，亲切精辟。受到学生的赞扬，学生给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写表扬信。
解放后的政治课是爸爸在业务上第一次感到不能适应新政府的工作。没过多久教育部门传达教育方面必须完全学苏联：保持苏联有的课，去掉苏联没有的课。逐渐增加苏联有，中国没有的课程。
爸爸的社会学是苏联没有的课，就必须下马。这是爸爸一辈子奋斗的学科。回想年轻时选择社会学，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因为这个学科可以帮助中国落后地区的发展。他们已经到农村去调查，有了一些想法。大领导不是做了许多中国农村的调查吗？用打倒地主进行土改的方法，极大的鼓舞贫下中农支援革命。社会学到农村去是和大领导的思路一致的。为什么社会学系就不能继续了呢？这些知识分子到农村发展，是不会把农民“教坏”的。只能帮助共产党把中国建设好。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决定！
爸爸在组织上服从，但心理是不明白的。而且不能与教育部门探讨，毫无民主，强迫执行。在业务上不讲民主，让爸爸也觉奇怪。解放前共产党宣传的口号是要民主、要自由，怎么掌握政权后就不讲民主了呢？
据说苏联有劳动系，研究按劳分配，劳动者与领导的关系，劳动保护，各工种的工资制定原则等。爸爸系的大多数教师都愿意做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的民族学。苏联有这个系。这样原社会系就分成民族系和劳动系。
爸爸主动去承担这个没人敢做，没人想做的工作去建立这个全新的劳动系。爸爸没想清楚，旧社会来的大学教授怎能指导政府的工作呢？劳动系不由政府亲自参与就是白做工。从这时开始，爸爸就掉进了这个难啃的吃力不讨好的系，直到去世。
如果爸爸也跟着大多数作民族研究，日子会好过些。但他从没作这方面工作，所以与那些人相比他就属于老末。从一个系住任、法学院院长，变成老末，他怎会甘心，怎能放下架子？这就是爸爸解放后在业务上可悲的地方。说句实话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处。没有了业务，一辈子重业务的知识分子，心里能高兴吗？
爸爸是典型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他一辈子没房、没地、没股票和其他投资项目。自己教书攒的养老金全部投到国家公债，支援建社，唯一具有的就是社会学知识，而且造诣不浅。现在的状态爸爸连唯一具有的那点知识也视为零。除了有妻女外，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成了一切方面的穷光蛋！！实在是太凄惨了！解放前是社会学界在中国排得上名的专家、学者、教授，解放后成了废物，使不上劲的空教授。哪一个知识分子愿意处于无用状态？！社会学不是没用的知识，在解放后就这样人为的打入冷宫。
既然爸爸已主动承担这个新系，就不能让它放空炮，必须有人来教这个课。爸爸知道新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劳动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有再一次的边学边干。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教授，又是院长、又是系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去学一门新课，已很不容易，更何况要对学生讲。经过刻苦奋斗，不久就很快招生，教起这个新课程，完成了自己说出口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