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在301医院病房去世。
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 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在“文革”中被迫害逝世的陶铸共同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后，其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在狱中所写的材料后来被编辑成《彭德怀自述》一书出版。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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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怀以他青年时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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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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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订个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庐山会议上罗瑞卿、康生等人对彭德怀的批判。罗瑞卿说：”对彭德怀同志，我也是不放心的。有什么保证他可以不造反呢？签字啊？我看签字也没有什么用处，签字也可以撕掉的。一定要等到毛泽东同志百年以后才造反哪？不一定！现在毛泽东同志还在他就造反嘛！这次如果不搞清楚，说不定不等到毛泽东同志百年以后，他还是要造反的。”康生说：”你（彭德怀）不彻底揭发你野心家、伪君子，你叫我们全党同志怎么相信你不造反？”从罗、康的批判可以看出，大家都担心彭德怀造反，而毛泽东在这一方面也深有同感，毛泽东曾开玩笑地对彭德怀说：”老总，我俩订个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毛泽东等对彭德怀有深深地疑忌。
毛泽东曾说：”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于是毛不无担忧地对彭德怀说：我死后，有几个人能制服得你。不但毛泽东这样看待，全党其他同志也有这种想法。后来，聂荣臻在谈到与叶剑英同去劝说彭德怀的时候，说到了这件事。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据浦安修在文革遭受批斗的”供词”说：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彭德怀常发牢骚说：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不重视我了，青年人上来了，我不要挡道了。我打倒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平生志愿完成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因此，有时中央首长照相，有毛主席在他就不愿去，中央开会在十二点以后他也不愿去”。
彭德怀自己在庐山会议也说：”进北京后，跟主席处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小，得不到具体帮助。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彭德怀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在上海会议表现得尤为明显。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
而彭德怀说：
“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要戳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戳他。”
同时，由于彭德怀”脾气暴躁，批评别人的言辞激烈，常讲过头话，粗鲁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彭德怀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我这个人是阎王老子开店，鬼都不上门。”因此同上下关系都很紧张，
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黄克诚也这样评价彭德怀：”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另外，彭德怀在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中，主持了对刘伯承、李达、萧克等一批高级将领的整肃，及其以后对粟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更使彭德怀的人际关系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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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
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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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
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
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
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
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怀为出席华沙条约国家军事会议，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
在莫斯科和地拉那，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了会晤，
并与科尼夫、苏阔洛夫斯基、格勒索科、帕里希宁、戈尔希科夫等苏军和华沙条约的军事将领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并先后到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了逗留访问，回国途中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了短暂停留，6月13日回到北京。
6月20日却发生了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送来了事实上是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件。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回国不久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极为不快，认为这是彭德怀的“反党纲领”，
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作为“反党集团首领”被批判。9月11豆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再次被批判，并被无端攻击为“里通外国”分子。
彭德怀庐山的受挫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就明显感到中苏对美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乖离”，对赫鲁晓夫对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诚意也心存疑虑；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战争观与“人民战争”的想法也深感不安和“嫌恶”，而彭德怀却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并受到苏方较高的礼遇，这就为彭德怀的未来埋下了阴影。
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毛泽东对苏联更加不满，毛泽东决心要从政治上、心理上消灭亲苏的土壤，他认为彭德怀就是“亲苏”的土壤，是与苏联“内通”的“接点”性人物。加之彭德怀在1958年就对“大跃进”政策表示过怀疑，在武昌会议后不久，彭德怀曾亲到乌石、平江调查“大跃进”的情况，并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年产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表示了相当大的怀疑。庐山会议期间又写了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大跃进”是狂热性，是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有意在向自己挑战，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内通苏联”的危险人物。必须加以批判、罢黜。这样，彭德怀在庐山的受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404000.html
6月2日，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离开地拉那飞往莫斯科，在这里休息三天。6月5日，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次日飞抵乌兰巴托。11日，代表团准备乘飞机返国（后因天气原因，改乘火车）.
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
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两次衔接的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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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与苏联有联系的怀疑，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之后的几天，苏联忽然打破沉默，也向毛泽东“发难”了。 1959年7月21日，苏联《真理报》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看法，赫鲁晓夫委婉地批评了中国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悦，
7月29日，
毛泽东批示把赫鲁晓夫的讲话印发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并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8月1日，
毛泽东又批示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或许苏联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看法，与彭德怀写信只是巧合。但这样的“巧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彭德怀得到苏联的某种暗示，配合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随同彭德怀一起访问东欧的萧华上将揭发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还有人质疑彭德怀说：“他是不是洋人的影响？对他有支持和促进的作用？在他出国期间，恰巧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据后来揭发彭德怀的材料称：【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行动，与当时的苏修赫鲁晓夫集团是有联系的。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率领代表团访问东欧，赫鲁晓夫等苏修头目在会见时多次当着他的面诽谤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他并不反驳，事后也不汇报。在告别宴会上其又耐人寻味地宣称：“我回去以后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1959年6月下旬，彭德怀与张闻天密谈：“去年九月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红军来。”】
【1959年6月30日彭德怀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上述揭发材料的可信性，是值得商榷的。但不管怎么说，尽管彭德怀一再解释，但始终没有摆脱“里通外国”的罪名。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这样写道：【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继续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刘少奇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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