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道亦变。所谓的“道”，往往在教科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换句话说，变天了，中小学教材也应该跟着修订。
教科书的修订是个敏感问题，但不能因为问题敏感而不去解决。正如中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那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文革”时期，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改成了“毛主席语录”以及毛所推崇的鲁迅的作品。改革开放后，教科书特别是语文课本，拨乱反正，逐步修订为正常的版本。毛语录少见了，白话文、文言文、外国文学作品兼而有之。鲁迅的文章也大量减少，例如他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被请出了教科书，保留下来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而已。这样的修订，反映了民意，也体现了时代的新变。
日本有些人特别喜欢拿中小学课本做手脚。例如，2014年1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修改教科书，将钓鱼岛这个有争议的岛屿纳入其领土，把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此外，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把日军侵略别国时“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对于骇人听闻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教科书也不认账，故意混淆视听，说什么“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但是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样改课本，不过是欲盖弥彰，自然引起包括马来西亚在内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同仇敌忾。
在我国，巫统统治大马60年，长期垄断“历史话语权”。正如黃金城所指出的那样，“巫统史观”下的中小学教科书，反映了政治权力对国家历史的故意扭曲。例如，在课本中，只把巫统领袖奉为建国者，不提华人领袖，通过历史教科书制造“官方意识形态”等等。阿鲁彻万（S Arutchelvan）也反讽“巫统史观”下的中小学教科书：“我们常在课本上读到，马来亚独立是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成功争取的。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所流的血是很多滴，而不是一滴。”许多左翼人士早在大马独立前，就已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牺牲了性命。
对于官修教科书歪曲历史、忽视非马来人贡献等众多问题，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随着大马政坛的改天换地，中小学课本也应顺势而为，来一个全面彻底的检讨。
国家语文出版局等相关机构，必须正视历史与现实，在教科书编写方面，体现种族平等、族群和谐、公平正义等编辑思路，剔除打上“巫统烙印”的“党八股”，为国民教育奉献新篇章。
见刊《中国报》2018年6月14日C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