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教育街（完）
1974年放寒假前，我们初三毕业。春节后返校，想的全是升高中。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一年开学又有了新的政策。那时我国没有剩余价值，有的是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前几年几乎全部的初中毕业生留城，目前城市不愿再安置更多的青年。与此同时，技术工人极度缺乏，民众对子女上山下乡怨气冲天。新政策试图调和这诸多方面的矛盾，允许家里留一个孩子，并让他们上技校学习手艺。与这一政策相对应的是，长期停课的各种技工学校纷纷从废墟上站立起来，重整旗鼓，迎接文革后第一批学生。
返校的第一天玉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被北京植物园技校录取，“从此我就搞自然科学了！”令我十分羡慕，也为她高兴。她说我也符合上技校的条件，因为我哥不在北京。学校通过家庭调查，将“家里留一个”的孩子推荐给技工学校。
哥哥是北京70届毕业生，因父亲问题下乡插队当猪倌。他本是个淘气包，农村使他迅速成熟，为贫下中农修理收音机、好生伺候生产队的猪，挣得好评，1973年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试。这是文革期间第一次大学入学文化考试，哥哥因有所准备（漫漫求学路之4），考得挺好，上大学却一波三折。先是“零蛋事件”使招生工作暂停，后又因父亲问题解决的材料没到位，几经折腾，最后被北大汉中分校录取。“弼猪温”摇身一变成了“当代英雄”，亲友们奔走相告、前来祝贺。因为母亲在合肥，亲友们还帮助哥哥准备行装。73年下半年某日，还带有猪气的哥哥，踌躇满志地蹬上了西去的列车。
就这样，我顺理成章成了“留一个”学生。我去打听才得知我已经被北京邮政技校录取，还未来得及通知我。我大失所望，负责人说：“邮政工人是产业工人，待遇好着呐！”我说：“我上高中，将来学自然科学。”负责人笑呵呵地说：“真傻！反正10天以后才报道，好好想想、和爸妈商量商量。”
因为有学生（大部分是“混球”）选择不继续读高中、还有的上技校，高中学生人数比初中时少了约四分之一，班级重新组合。我被分到一个新班，过去整过我的班长（漫漫求学路7、8）没和我分到一起，新班的班干部很友好，班主任王老师很有名气，因为他敢管“混球”、对他们十分严厉。这些都使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第二天来到新班教室开始了高中学习。
我们教室的墙外是教育街胡同，通过两扇高高的窗户，能听到胡同里的动静。当王老师开始讲课不久，胡同里发出一阵骚动，骂声、重物撞击教室墙壁造成的震荡使我们不得不中断上课。听了一会明白了，这些骂街、砸教室墙的，都是王老师以前的初中班上的 “混球”，因为老师管他们很严厉，怀恨在心。现在他们放弃上高中，插队分配还未开始，没事干又不上学，正好来个“破坏升级版”，报复王老师。
正当老师与班干部们商量着对策，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是玻璃破碎、掉落的声音。我这才注意到自己刚好坐在教室后面一扇窗户下面，我感到头被碰了一下，像小时候大人给我洗头时手指划过我的头皮。
同学们应声回头看，他们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脸上，表情由吃惊变恐惧；同时我感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沿着我的面颊流淌。正在琢磨怎么回事，不知谁喊了一声：
“开瓢儿了！”
这话让我想起胡同小孩打架时都是这么互相威胁的：
“我把你脑袋砸开瓢儿！你信不？”
我蓦地站起来，用手捂着血流不止的头，从教室破门而出，向医务室狂奔。医务室在北校园，我从南校园最深处跑向大门、穿过胡同、进入北校园。这条路那天特别长，我不停地跑，不时用手抹去流过眼睛的血，血洒在我的衣服上、溅落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学校医务室只有一名军队转业的医务人员，是位善良、能干的大妈，她总是骄傲地穿着过去的军装，对学生像妈妈一般疼爱，对“混球”经常恨铁不成钢地训斥。见我头破血流地跑来，训练有素的大妈十分镇静、立刻进入状态。她一边嘟囔着“什么世道”一边利索地给我剪头发、清理伤口直至缝合，然后把我的头包扎得像一个伤兵，不愧是经过军队训练的医务人员。
当晚王老师带着班干部们来我家看望我。老师觉得愧疚，和蔼地问长问短，我反倒不好意思，一再说“没事儿” ，因为这也不是他的错，而且我的确很皮实。老师又说我表现好，组织问题会迅速解决，他说的时候脸转向班干部，班干部们会意地笑了笑。由于以前的遭遇，这番好意让我感到不自在，这说明他看了我的材料，天知道那里都写了啥。更进一步说，我没有刻意表现，这样入团有什么意思？是否还得写违心的思想汇报？政治形势和学校秩序每况愈下，各种运动中，教育领域总是首当其冲。
我曾经梦寐以求的高中和入团，在唾手可得之际，变得像天上的云烟，飘过便不再留恋。而未知的人生旅途，却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养伤的这几天，我常想的是，已成为教师的简·爱为什么要离开孤儿院？年轻的心总是动荡不安。
父母不在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做主。几天后我冒雪去医务室拆线，之后来到管技校的办公室，告诉负责人我要去邮政技校报道，负责人还记得我，笑着说“这就对了，还是应该听爸妈的”。多年后从母亲的书信中得知，母亲对我这一决定深感遗憾，还为此埋怨父亲不管，可她从未与我提起过。
和王老师等道别后，我离开暖和的办公室，来到漫天飞雪的室外，走出教育街，走上长安街，怀着好奇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人生旅程。
多年后我的女儿、儿子相继高中毕业。老大毕业时，我隆重地祝贺她成为我们家第一位高中毕业生。我先生也只读到9年级，这是当时辽宁中学最高的年级。女儿说：“你和爸爸没上高中也得到Ph.D，高中有那么重要吗？”
我不知如何作答。当年孩子他爸没高中可读，他符合留城招工的条件，却自愿选择上山下乡。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选择正确与否，“···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女儿以Cum Laude 毕业于私立女子高中。儿子上高中后几乎一夜间完成从淘气包到好学生的“华丽转身”，毕业时是Top 3%的honor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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