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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北大毕业的留美学生王猛（化名）以万字长信细数父母带给自己的伤痛，并已将父母拉黑六年、十二年不回家过春节。消息在网上热传，引发许多讨论。
成绩优异，四川地级市高考理科状元，考入北大生物系，后赴美国名校读研，所有人眼中的光鲜履历，并没有换来王猛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他多年无法逃离父母带给自己的创伤，比如父母极强的控制欲让他没有选择余地，对外界伤害不闻不问，非但不提供任何支持和鼓励，反而不断挖苦嘲讽。最终，他不再回家，与父母彻底决裂。
王猛的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仍然令很多人感到了共鸣。因为他以这样的方式，揭开了中国式亲子关系的暗角。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遭遇过情感需求不被满足的不安，甚至被父母责骂、控制、无视、嘲讽、戏弄、否认。读网友们的评论，父母们给童年留下的阴影让人心酸不已，又无可奈何。
很遗憾，做父母没有门槛，“以爱之名”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些原本潜藏在我们生命原始角落的负能量，一旦被日后生活中的新事件、新情绪引爆，可能会捆缚住我们的手脚，成为过不去的心坎。
既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父母，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如何走出“伤痛”？这份伤痛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无可挽回？它如何影响和塑造今天的我们？假如停止单方面对父母的指责，跳脱出情绪化的控诉，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它呢？
操控与压制
很多中国父母会拒绝孩子长大
还有比王猛更极端的个案。
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车将一位两岁孩子的母亲张妙撞倒后，因害怕对方记住车牌号而找麻烦，连刺数刀致其死亡。最终药家鑫被判死刑。药家鑫死后，他的父亲药庆卫在他的微博上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在柴静的《看见》一书中，详述了药家鑫生前接受的家庭教育：读幼儿园时学钢琴，学不会被打手，药家鑫知道家里不富裕，而学琴贵，所以只哭、不反抗；母亲从小教育他只要和小伙伴打架，不管对错，挨骂的都是药家鑫；同学欺负他，老师告知他父亲，父亲认为是“孩子玩”、“小事没必要太计较”，没有帮他；出于“想让儿子好”，药庆卫说话时故意一针见血；儿子想考音乐学院，父亲为了让他学理科，背地里找到教钢琴的老师，让老师打击儿子，而儿子毫不知情；药家鑫为父亲买过电动按摩椅作为礼物，父亲没有表现出高兴，而是强调“将来挣不着钱，别问我要”……当张妙被撞到后脸冲向车牌号时，药家鑫的第一个反应是“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遂起杀意。而当他提出死后要捐献眼角膜时，药庆卫对他说：“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药家鑫没辩解，只说：“好，我听你的。”
８年过去，药家鑫在杀人时的冷漠和残忍当然不该有借口，必须面对法律的严惩和舆论的指责。但是，如果不是他成长过程中承受了这样的压力又无法化解，这一恶性事件是不是可能不至于发生？他是不是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相较于药庆卫，很多父母虽未见得这样走极端，但教育方式却大同小异。不少中国父母都有这样的口头禅：“对你严厉没有错”、“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多少”、“你不配做我的儿子”。
这些话听起来相当熟悉，就在你我身边，往往被视作理所当然。但事实上，这映射了父母的“恶性自恋”。
“自恋的父母不会把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成功，归因于自己的问题或有限性，反而将其归咎于孩子。”儿童心理学家宫学萍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说，“因为孩子在未成年之前，无法选择离开你。”自恋式的父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一是制造内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二是贬低，“你都这么差了，也就我要你”；三是无视，“自恋式父母定义一件事是否重要的标准是，能否让自己感到快乐或荣耀，而孩子的内心需求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在宫学萍看来，很多中国父母都会拒绝孩子长大。因为长大，意味着孩子成为“具备独立情感、喜好、人性弱点、愿望的个体”，意味着脱离原生家庭，意味着亲子关系变成“商量、交换、妥协、认怂的平行关系”，意味着父母失去对孩子的主控感。而这样的失控，会让一些父母恐慌，会剥夺他们的安全感和价值感。
以开篇的王猛为例，假如他的描述基本准确，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他的父母并没有考虑到，伴随孩子的成长和成熟，他可以自行评估和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因而他们始终以操控和打压作为教育方式，不给他自己选择的自由。
前段时间，这条被冠之“用最硬的语气，说最怂的话”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内容是一个因做错事被家长骂哭的小女孩，不满于自己已经认错还被家长追究不放，用很硬的语气不停地说着：“我想自己静静”“我错了，又怎样”，“我改，又怎样”。虽然被作为搞笑视频发布，但很多网友都表示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甚至看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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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的边界感
首先是父母的孩子，其次才是一个人？
在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中，自我和外界的关系往往含混不清。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和气与不分彼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边界感的匮乏和消失。而反映在家庭关系中，就是父母对子女或过度干涉，或冷漠不管。
有边界感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台湾作家龙应台面对儿子安德烈时，不喜欢安德烈在她面前抽烟，恨不能把烟从儿子嘴里拔出来丢掉。但她不断对自己说：“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因此，你就不能把眼前这个人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别人’。”
不将对方仅仅视作自己的孩子，而首先将他/她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是边界形成的前提。仅仅在这一点上，就已经难倒了许多中国父母。为什么自己在房间里非要关门？为什么日记不能给我们看？你有什么可瞒着我们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晚上去哪儿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谈恋爱了？——到最后，问题就变成了这些——你为什么还不结婚？你什么时候生孩子？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
《公民凯恩》中所讲：“只有一个人能决定我要做什么，那才是我自己。”宫学萍说，孩子在世上走一遭，必须面对诸多不快与委屈，而家长能做的，就是树立这样一个边界：在情感上给予鼓励和安慰，而不需要充分介入到事情本身。当一个家长一边不停介入孩子的决定，帮他们收拾残局，一边抱怨“孩子没有独立能力”、“不够自立”，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与其说我们这代人追求边界感，不如说我们追求的是‘我’，是‘我’的情感、爱好、愿望、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当我们终于拥有了边界感，便可以不受外界胁迫地自由做事，自主承担所做决定的后果，从青春期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望起步，最终发现自己能完成的事并不多，我们会丧，会自怨自艾。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接受这样平凡的自己：爱身边的人，能够照顾好家人和朋友，能实现微小的愿望，即便如此，也已经非常满足了。这才是一个成熟和完整的人。
“控诉父母”的流行
就像咒语，反而加剧了我们的无力
近年来，类似这种控诉父母的文章并不少见。从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到心理类的书籍、文章、公号、媒体，每次出现都会引发读者们的共鸣，掀起新一轮对父母的讨伐。
如果我们将时间向前推二十年，或许还没有过对原生家庭的如此关注，连“抑郁”、“焦虑”、“强迫”这类词语都不大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而当75后、80后、90后逐渐长大，独自面对社会，开始回顾自己的童年，试图为不如意的现实归因时，原生家庭与父母似乎成了最容易指涉的对象，他们与你的成长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你的当下相连。当然，这样的归因没什么不好，这象征着年轻人已经开始自觉地面对自己，能够直视成长中的障碍和最细微的情感体验。但当这类指责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人都试图找一个能够替自己承担伤痛的对象，却是值得警醒的。
“虽然父母曾经做过伤害你的事，但是今天和明天是你自己的，这类指责和控诉类的文章会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但同时会让我们‘集体无力’，也给新一代的父母上了咒语，他们不敢管孩子，也不知道怎么管。找一个人为我们的痛苦承担责任是简单的，但找到这个责任方，并不能帮助我们好好生活。”宫学萍在采访最后强调：“那么多‘政治正确’的指控父母的文章，会带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这个极端也不会还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童年。如果我们的生活始终处于和父母对抗的状态，而不是过自己的生活，那么无论你长到多大，都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
自恋式的父母，永远不认为王猛的控诉与自己的教育方式有什么关系；而关注家庭教育的父母，看多了这样的控诉，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会为自己处境感到无力，或单纯为了不给孩子留下阴影，而放弃管教，听任自由。而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理想的家庭需要有力量的父母，无论是生命的能量，还是保护和支持孩子的能力。正是这种力量，给予孩子以爱，让他们学会笑着面对不那么友善的一切，在最艰难的状态下，依然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
父母能做的，就是首先将孩子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才是你的孩子，容许他说“不”，也不需要一味顺从、实现他所有的愿望和要求。而对于孩子而言，童年时期父母的苛责与冷漠固然会留下创口，但也未必彻底毁掉一生。“有些孩子承担着家庭的愿景和期待，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我们过分强调让孩子过得普普通通，是一种夸大的妄想。‘希望我的孩子每天都快乐’，其实对孩子来讲也是一种压力。能活得像个人，太不容易了，每天快乐是神仙做的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看一个孩子能否被父母的期待或压迫压扁，需要看父母除了这些之外，能不能给孩子的其他生命能量，支撑他，让他感受到自己还是被爱和被尊重的个体。”宫学萍这样解释道。
毕竟所谓家庭之爱、父母之爱，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找一日，能够独自一人，好好生活。
文/张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