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中国大陆的修宪问题曾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提及此事，大家还是愤愤不平、气恨难消，惊呼袁二当道，开历史倒车。大有好人被坏人戏耍了的感觉。仿佛时运不济、阴错阳差，伟大的人民因为冷不丁冒出来的某个昏聩之人的戏弄无端遭此厄运。如果没有某个刚愎自用的窃国大盗的阴谋诡计，人民就会扬眉吐气，国家也会其命维新、亿万斯年。我倒是觉得，这种想法犯了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这个思维的逻辑顺序完全颠倒了。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被暴君、昏君长期折磨的现象，而只存在过愚昧无知、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奴隶被奴隶主奴役的记录。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某个从天而降的昏君捏造出什么制度，强加于原本英明的人民，使人民顿时苦海无边，而恰恰是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民族性格，秉持什么样的民风和习性，才会孕育出什么样的领导人，才会衍生出什么样的被他们所接受的制度。先有人民，后有领袖，这一点没有任何悬念。
这也好比中国大陆的男子足球。长期以来，一直流行一句话：“想生气，就看中国男足比赛”。中国男足每每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关键时候让国人失望、难过已是一项长期的传统。功亏一篑、折戟沉沙、前功尽弃、朽木难雕。国人早已对男足眼穿心死，不抱任何期待。但我们周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我们的人民是上进的、昂扬的，也是健壮的、好胜的，只是这只球队的十一个人不争气，没有很好地代表我们，让大家丢了面子。事实并非如此。这十一个人正是从千千万万普通人中选拨出来的。如果大多数普通民众体格强壮，好胜心强，死不服输，立志雪耻，这男足断不至于长期烂泥扶不上墙。其实中国男足的表现恰恰是大部分民众的一个写照。男足身上所表现出的比赛中松松垮垮、马马虎虎，压力面前六神无主、失魂落魄，比分落后时心理崩溃、方寸大乱和部分国民做事敷衍塞责、穷于应付，危机关头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挑战面前听天由命、逃避现实，人才竞争和政治生活中小人得志、沐猴而冠是如此地相似。中国男足在国际赛场上的风采和不少华人在海外旅游、定居时的表现也不相上下。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与大陆国产自用婴儿奶粉、食品安全等级、空气质量指数、公民自由权利的世界排名基本处于同一等级。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很像普通中国百姓个体和群体在海外实际能量的排名，基本上是对应的。不存在超脱于国民之外的“天外“男足。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足球。
客观来看，暴君、昏君并不能孤立存在，人民是他们存在的土壤。如果整个民族厌恶专制、憎恨独裁，即便是敢怒不敢言，那些EQ甚高的所谓领导人也必然会从同僚、谋士、助理、属下，甚至是秘书、警卫、司机、厨师、保姆的不经意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这种潜藏的情绪，觉察到这种暗中的抵触，嗅到将来的危机。恰恰是大部分民众没有这种情绪，昏君才会感到人心向我、成竹在胸。人民和领袖其实是鱼水关系。如果袁世凯出现在法国，早已被高卢人民通过法国大革命像处理路易十六一样送上了断头台。同样，以理性、思辨著称的不列颠人，不会像俄国、中国的民众一样痴盲地接受这种自相残杀、换汤不换药的暴力革命，而是尽量把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力求通过平稳过渡，逐步走向民主宪政、走向和睦和共荣。以西欧文明和清教徒文化为根基的美国，可以涌现出乔治·华盛顿这样激流勇退、饶舜让贤的开明政治家，却不会诞生出“宁肯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的中华各路奸雄。中国大陆的文革，如果是发生在英国，无论领导人如何煽风点火，如何极尽“阳谋”，民众也不会搞出像湖南道县、广西武宣那种狂啖人肉、很掘祖坟、食髓成瘾、欺老胯下、残忍暴虐，彻底剥夺人性尊严的兽行和丑剧。民众，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和原动力。
但凡人类，多少都有点本能的虚荣心，这在内心有自卑感的弱者身上表现尤甚。他们一般不愿触动自己的伤疤，而更倾向于寻找一个额外的托词和借口为自己实际存在的缺陷开脱。就像那些实际生活在专制制度下被暴君蹂躏的人们，他们并不愿意承认暴君是暴君。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是对自己人格的否定。哇！我居然能忍受这种无耻之尤来统治我？那我是什么？岂不是行尸走肉？所以，他们宁愿不自觉地去美化暴君。美化本身倒不是真为暴君着想，更多的还是为了安慰自己。多年来，面对中国大陆的种种问题，无数文人墨客、专家教授信口便来了一句“体制问题”。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体制问题，发动机造不出来是体制问题，地沟油是体制问题，中国男足踢不进世界杯也是体制问题，等等，等等。体制一说，一下子转移了批评、反思的方向，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了膏肓之外的轻微外伤，暂时掩盖了自身道德的沦丧、信仰的缺失、心灵的麻木、人格的分裂和身体的残障。拿男足来说，国家在打内战、天天恐袭爆炸，人民基本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伊拉克能踢进世界杯。比中国大陆更加专制，可以草菅人命、任意处决高官，饭都吃不饱的北朝鲜也踢进了世界杯。这“天天爆炸”体制的伊拉克和“孙子称王”体制的北朝鲜，完败中国男足而成功晋级，一下子戳破了文人墨客们“体制说”的遮羞布。回头来看二战。二战时的日本是个半独裁、半宪政、半官僚的四不像国家，天皇是国家的领袖和至尊，政府的运行由内阁操控，但内阁又不能完全自主行驶职能，常常会被无厘头的军部绑架和胁迫。如果说一切都由军部控制，也不尽然，他们头上还有一个“爹亲娘亲也不如他亲”的天皇。可以说，日本的系统是责权不清、互相掣肘、痴鼠拖姜的典型的鬼子系统，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如言论自由等）一概没有。相比之下，大英帝国是名副其实的老牌民主国家，君主立宪、权利制衡、司法独立。但这并不影响山下奉文带了二万小鬼子打得十万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英军丢盔卸甲、仓皇逃窜，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谈“日”色变的狼狈地步。这些英军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曾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英军士兵和日军相比，却没有日军士兵做事更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专注，对天皇披肝沥胆的狂热忠诚，舍生忘死的武士精神和铁一般的纪律。英军士兵和军官的战斗力低于日军，这是他们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与体制没有太多“毛线关系”。“体制”之说，不过是文人墨客信手拈来掩盖自身残疾的遮羞布，也是庸医欺骗愚民常用的蒙汗药。人的差异，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差异，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表现在今天大部分普通华人身上的某些缺点，是华人作为个体、族群和国家所遭遇的窘迫的最终根源。这从中国和世界、历史和现在的对比中均可得到印证。其实华人绝非只是在不够民主的中国大陆受到限制和打压，在民主宪政的欧美国家与其他族裔横向比较，也同样受到相对的打压：考试要比人家高出几百分才能进同样的学校；侵犯、杀害华裔的凶手一不留心就会被轻判或无罪释放；电视、报纸上辱华的玩笑，风波都不会太大，道歉也姗姗来迟；政府部门动脑不多、相对稳定的“铁饭碗”工作也很少轮到华人。从纵向来看，在中国历史上蒙元、金满少数民族统治时，汉族自然是贱民和奴隶。然而在汉人当政时，汉族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仍然是享受权益最少的族群。少数民族可以不计划生育，高考可以降分录取，从政则有位置预留在那里。少数民族伤害了汉族，汉族政府的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汉族如果惹了少数民族，却常常是吃不了自己兜着走，汉族政府并不会为汉族人民撑腰。以至于不少汉族宁愿把族裔改写为少数民族，以便在高考、就业、从政、生育等方面得到额外的照顾。这是为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专政机构都有一个共性，我们可以简称之为“孙子”。“孙子”的特点就是欺软怕硬、避重就轻、息事宁人。这个特点不独为专制政权所特有，在欧美民主国家同样适用。以美国为例，相较于西裔和非裔，华裔显得更加勤奋，付出更多，也更为遵纪守法，理论上本应受到褒扬和提携，但是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却远不如非裔。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反抗精神不如非裔，不怎么闹事，不怎么聚众，不怎么骚乱，也不怎么投票。在“孙子”看来，华人受点委屈，都不是令人头疼的大事，可以放一放，暂时搁置不理，局面不会失控，不会把自己弄得泥猪疥狗、进退维谷，非辞职下台不可。这个世界铁铮铮的事实就是，任何权利、利益都是争取来的，而不是被对方发慈悲凭空赐予的。反抗精神不够，自然争取到的就不多。这就是所有有人的地方、所有由人构建的社会里亘古不变的潜规则。
再看一下身边的案例。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的内乱，原沙皇属下的俄军在对德作战的前线也是节节败退。俄共此时立足未稳，四面楚歌、内外交困。为了“攘外必先安内”，老辣的列宁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决意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出卖俄国领土和利益换取德国休兵，以便集中精力消灭俄国内各种反共势力，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日后再和德国秋后算账。尽管列宁如此老谋深算，但千千万万普通的毛子们并不明白列宁的“这一盘很大的棋”，无法认同任何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社会革命党人布留姆金的毛子民族性一时发作，单刀赴会，孤身闯入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枪杀了德国大使，企图以此重燃两国战火，进而废除这个卖国条约，保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再看一下小日本。5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党党魁浅沼稻次郎曾积极奔走，鼓动日中建交。从本质上看，浅沼主张中日建交倒不是为了中国，根本上还是着眼于日本的长远利益，立足亚洲新的现实，布局日本国的“长线投资”。但是因为中日邦交需要承认曾属日本的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便激起了小日本广大右翼民众的极度愤恨。1960年浅沼稻次郎在东京日比谷会堂演讲时被日本右翼青年山口二矢当场用军刀刺穿肝脏, 不治而亡。在俄罗斯类似布留姆金，在日本类似山口二矢之人，都是数不胜数。这也是这两个国家始终举足轻重、能量可观的根本原因。反观中国大陆，则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上世纪初，人兽民族俄罗斯利用庚子拳乱和中东路事件先后抢占了中国东北的江东六十四屯和黑匣子岛。这是不折不扣的恃强凌弱的强盗行径。收回被强盗霸占去的领土本是每一个华人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想当年，在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名义上的领袖蒋介石完全不能实际掌控局面的情况下，蒋公尚能率领黄埔学生与日寇百般周旋。如今这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中国现政权，在与俄罗斯谈判时，江东六十四屯只字不提、拱手放弃，黑匣子岛则一分为二、与贼共享。而且整个谈判过程完全黑箱作业、秘而不宣。如此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泱泱十四亿人口居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此事若是发生在韩国，早已是群情激愤、全民暴乱；若是发生在日本，外相的官邸早已被右翼青年付之一炬。中国大陆外交部出奇的平静，并未有任何“右翼青年“刀劈卖国贼，怒捣赵家楼。此事让强盗俄罗斯进一步认清了今天所谓的“后大清帝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更坚定了今后得寸进尺、恶叉白赖的信念。隔壁的日、韩看在眼里，也悟出了所谓中国“世界第二强国”的虚张声势、欺软怕硬的真面目，更强化了今后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软土深掘、雁过拔毛的意识。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历史上一贯侵略成性、恃强凌弱、凶狠残暴，曾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至今其国内对辱华、排华不加掩饰的兽类族群，中国大陆无数愤青脑残竟然好坏不分、是非颠倒、认贼作父，亲切褒奖之为“战斗民族”。把逆文明潮流而动，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特务头子普京尊称为“普京大帝”。如果是凭这样的国民素质、民族意识和国家行为，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完全是梦呓。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人民是自尊自强的，是因为不争气的政府把屈辱强加在了人民头上。这便是典型的阿Q思维。政府是什么？是天外阿斗？还是冰雕傻帽？政府其实就是民众。政府是由活生生的普通民众组成的，政府、政权本身也处处体现着本国国民的习性和特色。离开了本国的民众，也根本没有此等政权。德国会有这样的政权吗？日本会有这样的政权吗？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大陆民众像突厥和维子一样好勇斗狠，大陆政府对外必然是咄咄逼人；如果大陆民众像老毛子一样强横霸道，大陆政府对外就会寸土不让；如果大陆民众像泰国人一样低眉顺眼、以和为贵，大陆政府对外则会委曲求全、息讼止争。
坦白而言，千千万万普通华人的精神、斗志、血性、思维和体质，乃是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今天，多数华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缺点便是：身体羸弱、缺少血性、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明哲保身、一盘散沙。简言之，缺少反抗精神。
缺乏反抗精神是华人几百年来陷入被动的主要原因，也是苦难的源头。华人绝非是今天才受欺压，也绝非是1840年以后才受欺压。近代的苦难从明朝的亡国已经开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清朝”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怪胎。一亿汉族人口被几十万满族鞑子统治了268年。如果这几十万满族鞑子想统治别说是一亿，哪怕是一千万维族或回族，都是没有可能的，必然是暴动、造反和起义此起彼伏，直至统治者精疲力尽、妥协让步为止。但这一亿汉族人口在满族鞑子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等一系列血腥屠杀面前居然变成了顺民。汉族人民反抗精神如此之弱，根源则是宋朝亡于蒙元的第一次亡国，北方汉人90%被屠杀殆尽。活下来的汉人和南人作了97年的贱民，待到明朝立国之时，已是乞丐国里群氓逐鹿，唯有不讲规则、心狠手辣的变态狂才能胜出。皇帝最终成了充满了贱民特征、毫无底线、不择手段的朱重八。朱重八把天下当朱家，把人民当牲畜，采用特务治国，东厂、西厂、锦衣卫，三管齐下，开启了对汉族人口的严厉看管和对人种的逆向筛选，不遗余力“严打”、很杀“出头鸟”，只保留顺民和奴才。回头再看奇葩的清朝，几十万人要统治一亿人口，如果大家人格平级，汉满同等，则随时会有被推翻的危险。只有把汉人变成彻头彻尾的奴隶和奴才，才能确保其统治的安全。满族鞑子采取了两手都硬的策略，一道剃发令把两千年的汉族衣冠文化全面废止；五千年的文化遗产被奴才纪晓岚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改得面目全非、精髓尽失。三叩九拜、文字狱、八股科举，三十人以上聚会按谋反论处，科举惑士、屠刀唬民、层层盘剥，汉族人民被彻底变成了乞丐和叫花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命如草芥。诺大一个中国，饿莩遍野、乞丐成群，民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浑身长满了寄生虫。因为随时有杀身之祸，以至于广大民众诚惶诚恐、疑神疑鬼、互相猜忌、胆战心惊。二百多年过着这种亡国奴苟且偷生的生活，过着准乞丐行尸走肉的日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些华人之间会有一种彼此嫉恨的文化，就不难理解奴性是如何潜移默化深入了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骨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央视做同样工作的外国人工资会比国人高五倍；为什么一个在欧美找不到工作的白人小混混在上海会有200多个女士主动投怀送抱；为什么清华、北大对国内农村考生百般刁难，反而对海外中文支支吾吾的ABC降格以求；为什么在8亿人口尚没有住房、医疗、上学、养老保障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会拿出上百亿美元民脂民膏搞“上合峰会”、“G20峰会”打肿脸充胖子讨他人欢心。也不难理解现代祥林嫂可以化几百欧元买Louis Vuitton，却为了省一欧元的厕所费在德国路边大小便；不难理解厂矿企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会将剧毒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入祖祖辈辈生活的河流，毒害他人反过来毒害自己、毒害子孙；不难理解在全世界尚不敢明目张胆排华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却理直气壮地向同胞中的所谓“低端入口”来个“刺刀见红”；不难理解在人人都明白人不是猴的情况下居然异想天开，自导自演全票当选的闹剧。这一切一切的闹剧、丑剧，都是因为几百年做奴隶、做乞丐的经历的缘故，这是一切苦难的深层原因。以十倍百倍之众反而做了少数人的奴隶，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血性、没有反抗精神。有人会说，不是人民不厌恶独裁，而是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反。问题恰恰在这里，只要怕死，就一定得不到某些不怕死才能得到的权益。法国有今日的民主，人民扬眉吐气，是高卢人不怕牺牲，通过大革命换来的；人兽民族俄罗斯的面积比两个非洲还大，为子孙留下了十辈子吃不完的家业，是毛子不怕见血、敢玩命抢来的。
贪生怕死就要做奴隶，不反抗就要变弱势，这就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硬道理。
面对华人在海内外的种种困境，无数专家、学者、高知、文人，为国人开出了几味中草药，论调如下：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中国文化迫切需要建立契约精神；改变中国首先要从司法独立入手；中国的问题是欠缺基督教文明；走向民主是改变中国的出路；中国文化是落后的病因，等等，等等.....我认为，这些恨铁不成钢的牢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隔靴搔痒、镌空妄实，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如果事实上是在做奴隶，自然没有反抗的血性，也不会去挑战主子定下的规矩，所以也只能是通过互相攻讦，相互绞杀、告密存活。不改变做奴隶的事实，又如何能防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中国文化需要契约精神”。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特定基因特征的人群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采取特定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它的内涵是什么而不是其他什么，受制于上述构建其框架的基础因素。不改变上述产生文化的基础因素，又如何能强行嵌入其他外来有移植排斥反应的内容？
“司法独立”。目前华人的情况是，人心是可以被收买的。任何的原则、法理、道义在亲情、人脉、关系面前都可以无条件改变和放弃。如果人心没有原则和底线，主管司法的人就会被收买和控制，表面上的司法独立岂不是一个摆设？
“中国需要基督教文明的洗礼”。任何宗教能在哪个区域传播，而不能在哪个区域传播；在哪个区域传播后演化成了什么，在哪些区域却不能演化而成了死水一潭，更多取决于特定区域的民众。与其说是某种宗教如何高尚提升了人民，倒不如说是高尚的人民改变了宗教从而使其更人性化，更具现实性，进而提升了该宗教的被接受度。基督教既然没有在中国大面积传播，也就是说它不能在中国传播。即便万幸传播了，也会走了样。这个道理其实就如同淮北不产香蕉那般简单。
“走向民主是改变中国的出路”。应该说，走向民主是中国发展的趋势。但它不是改变中国的出路，甚至也不是改变美国的出路。民主没有丝毫改变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举国粪便的现实；民主也没有改变墨西哥贪污腐败、人浮于事的低效率；民主更没有改变迪亚哥·路易兹吃饱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生哲学。即便是在美国，在对投票人资格无法科学界定的情况下，美式这种人人一票的民主，随着人口构成的变化，其弊端日益显现。不工作的人手中一票，吸毒后精神错乱的人手中一票，和女人生了孩子拔腿就溜的人手中一票，把家业吃光分光不计后果的人手中一票，只顾自己快活不管他人死活的人手中一票，等等。随着这类选票持有人的增加，今后选出里根这类实干家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而选出奥巴马这样的“影帝”和马英九这样的“不粘锅”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最终会慢慢把国家的元气耗尽。民主的成败与做主的人民的整体素质是个连体婴儿。就目前华人的民族性格、精神理念和道德诚信，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下会是何种情况，其实有例为证，那就是纽约华人高度聚集的法拉盛。全中国大陆实现了美式民主，那就是聚合在一起的一万个法拉盛。法拉盛是什么？法拉盛是人所共知的“城乡结合部”，是华人在完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自我经营运作的实体示范。在人心可以被利益收买，在没有道德底线和精神信仰的情况下的三权分立、放任自流，极可能是相互扯皮、金钱政治、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民主作为一种人权，虽然本身伟大而光鲜，但它不是万能的，民主自身并不能改变普通百姓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和承担的勇气。
“中国文化是祸水”。世界上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另一种文化，其实是由人民长期生活方式下孕育出的民族性格决定的。文化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缘由。避开问题的源头空谈改变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百多年前，黑格尔说了一句话：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反映了人类在思想启蒙后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这句话通俗地讲，就是世界上任何存在的现象都是自然规律、客观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是由事物的内因导致下的结局，是必然存在的现象。某些专家、教授至今仍然认为中国的问题、华人的问题是偶然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是外部因素强加给民众的，看来他们的认知能力尚停留在文艺复兴前的水平。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华人的问题，海外华裔的问题，都是必然存在的现象，是与人民整体的体质、精神、意识的状态相辅相成的。华人的遭遇与其族群整体的能量是对应的，不存在超越其整体能量的待遇，也不会有低于其整体能量的苦难。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实际的精神和身体的状态是一切结果的真正原因。
那么，如此说来，难道千千万万普通的华人同胞就要坐以待毙、无计可施、混吃等死吗？当然不是。如果本文就此打住，只知道激扬文字、一抒胸臆，或是指桑骂槐、大放厥词，而不能目光如炬、洞幽烛微，看到问题的实质，为人们指出一条迷津，那也就同样落入了“砖家”、“叫兽”的境界。
在我看来，作为族群，目前华人的短板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基因的多样性。二是缺少血性和反抗精神。第一个问题业已得到了科学界的定性。遗传学家研究了在美华裔群体后得出结论：华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的索然无味以及普遍表现出的被动、怯懦、羞涩的个性，是历史进化中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个结论符合历史事实。这第一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乃是汉族人民客观上的农耕生活方式在冷兵器时代相较于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处于了绝对的劣势，屡屡被侵略、被杀戮，奋勇抵抗的人不断地战死。汉民族自身体系中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客观上对人种是一种逆向选择，文字狱、灭九族、满门抄斩，把大量有反抗精神、创新意识、独立思想的人的整个基因群基本上消灭了干净，遗留下来的是大量逆来顺受、卑躬屈膝、自惭形秽、苟且偷生的顺民和奴隶。今天的华人当中，类似谭嗣同、秋瑾这些把理想置于生命之上的人，甚至是像艾未未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少之又少。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则始于最初的生活方式，小农经济、闭境自守，饮食结构不合理，热量严重不足，食物不够洁净。造成民族性格驯顺隐忍，不够强横。而在第一个问题的影响下更加恶性循环，导致基因不是在优化，反而是在日益劣化。
面对这个既成事实又该如何改变呢？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根源往往是最原始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民族能达到何种高度，取决于最简单的基础文明。这基础文明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吃什么不吃什么的问题；二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三是信仰的问题。世界人任何一个妥善解决了其中两个问题的民族，都跻身于了发达国家和先进民族的行列，而同时能够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则是引领世界的佼佼者，无一例外。
这三个问题若要完全讲清楚，恐怕是洋洋洒洒、下笔万言。鉴于篇幅，我着重谈谈第一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若要完全讲清楚，恐怕是洋洋洒洒、下笔万言。鉴于篇幅，我着重谈谈第一个问题。
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天真地认为，精神是孤立存在的，是脱离于肉体和物质的抽象的概念。在此我们需要重申一下最基本的科学概念和人文常识：任何精神领域的表现都是基因和生理因素的结果。通俗而言，精神和意识是身体状况支配下的结果。身体状况如何，除遗传因素外，生活习惯和饮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个地球上，犹太人是具有巨大争议的民族。尽管他们身上有被其他民族所诟病的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犹太人的饮食文化是十分先进的。犹太人食用洁净的牛、羊肉，但不食用不洁净的猪肉，也不吃虾、蟹这些在海底、河底吃垃圾生长的水产品，更禁食食腐的禽鸟、爬行动物和昆虫。以羊为例，如果羊吃了任何含杂质和化学毒素的东西就会死亡，而猪则不同，即便是吃自己的粪便都可以存活。从健康、洁净和营养的角度，羊肉要远远好于猪肉。牛肉也类似于羊肉。食用牛羊肉的人，不仅身体肌肉含量高，抵抗力强，身体热量高，体质也更好，精神上则更有血性和挑战倾向。而猪肉偏凉性，不仅不够洁净，营养价值也不高。食用猪肉的人不仅容易虚胖，面部脂肪也容易堆积，身体臃肿、腿短身长。更为严重的是，猪这种动物本身的特性在被食用的过程中也会影响到食用者的精神和神经系统。这在《本草纲目》中早有详细的论述。
在蛮荒的远古时代，犹太人这种饮食文化保证了身体的洁净，神经系统发育的健全，进而促进了思维的敏捷和思想的活跃。身体的洁净是神经系统健康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是接受、融入和创造不同思想理念的客观依据。犹太人亡国两千年而没有灭绝，并非单纯信仰的作用，而是这一切的基础——犹太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
反观汉民族，在吃的问题上则犯了大忌。不仅喜欢吃在恶劣条件下极难保证洁净也缺乏营养的猪肉，贪嘴于以河底、海底垃圾为食的大闸蟹、田螺、对虾，连飞禽走兽、鰍蚁虫鱼，甚至是田鼠、毒蛇、蟑螂、鹰鹫统统囊入腹中。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肠道除了与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进行通讯之外，还与人体免疫系统和大脑进行通讯交流，神经递质的一个功能是它们可以发送关键信息至大脑，从而对身体产生各种影响。一个人长期吃老鼠、蟑螂、臭鼬，必然会长得獐头鼠目、青面獠牙、病骨支离、五孔朝天，经常食用青蛙、毒蛇、田鼠、甲鱼这样的冷血动物和体内带有大量细菌的蟹、蚌、螺、秃鹫、蜗牛等食腐动物，则必然会两面三刀、胁肩谄笑、阳奉阴违、反面无情。这就是为什么在饿莩遍野、乞丐成群的古代中国，曾出现盗墓奸尸、易子而食，在近代的中国农村，会有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的现象，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会有“地沟油、毒奶粉、假疫苗、塑大米”，在当下的政坛，假博士、伪君子、准影帝充斥，瞒事实、编数据、讲瞎话盛行。由于饮食严重缺乏动物蛋白和热量，以草本植物为主食孕育的大脑，其审美倾向也在暗中发生着变化。弱不禁风、鹄面鸟形的上海白相人，细声嗲气、卖女性化妆品的台湾奶油小生，油头粉面、尖嘴猴腮的港澳小白脸，都是80后、90后萌萌哒们的最爱。尤为离谱的是，以河鱼、猪肉、大米这“运动员三忌”为主食的江南人民，独喜柔媚作态。他们所热衷的越剧，男主人公“小生”的角色竟是用女人扮演，可见其对阴柔的偏好到了何种病态的程度。男人热衷于泡茶馆、遛宠物、涮微信、搓麻将，毫无任何刚阳的爱好，凭这等柔性的民情、乡凤，其男足若是在与那些敢于航海、敢于斗牛、敢于跳伞、敢于赛车的人的角逐中胜出，而问鼎了冠军，恐怕连阎王也会感到惊诧莫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大陆农村所做的调查，80%以上的中国大陆农村儿童存在着营养不良、严重缺钙、贫血和身患寄生虫病的问题，农村儿童的平均智商只有90多一点，与非洲的索马里、乌干达类似。在这种实际上的身体发育不良、大脑发育有缺陷的情况下，单纯空谈“头悬梁、锥刺股”又有什么意义？没有正常发育的身体，想单纯凭借无本之木的唯意志论的神奇魔力而能出人头地岂不是白日做梦？企图用“像投枪、像匕首”的愤青的呐喊和几篇心灵的鸡汤就能唤醒营养不良、每天肌体都在和毒素、病菌作斗争的人们的灵魂，岂不是指雁为羹、异想天开？其实又何止是农村，中国大陆全境范围内，90%的地区无法妥善处理垃圾和粪便，70%民众曾直接间接感染过肺结核杆菌，五分之一的人口携带乙肝病毒。即便是在一线城市，至今仍不能保证洁净的民用饮水和食品安全。绝大多数普通人得不到均衡的营养、洁净的饮食、充足的动物蛋白质，这是中国大陆民生最大的问题。也正是因为事实上广大民众存在着这种营养不良、摄铅量过多、大脑发育不全的缺陷，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央视到民间，从大陆到海外会一再流行阿Q的乞丐金句和孙二娘的直线思维口头禅：“世上还是好人多”，“老天爷是公平的”，“吃亏是福”，“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人的正确思想和健康的灵魂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正常发育的大脑和健康的肌体。正常发育的大脑和健康的肌体依赖于什么？依赖于卫生的环境、洁净的食品和均衡的营养。中国大陆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和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通民众生理健康和身心发育的问题。
其实，对于生活习惯影响人的发育、性格和文化，中国古人并非完全不知晓。古人也有“吃什么，像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现代中国人从性格、气质到精神面貌已经和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基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因既然可以变差，当然也有可能变好。抛开遗传的因素，基因随着饮食和环境的改变的确可以慢慢改变，尽管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普通人如果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基础文明入手，情况就会有逐渐的改观。
每个普通华人，应该有意识地强化如下的观念：保证身体的正常发育，绝不能见什么吃什么；培育自身的人性使其有别于动物，必须保持身体的洁净和环境的卫生。上述两点是孕育高尚思想的基础。在实际生活中，华人要尽可能多吃牛肉、羊肉、鸡肉、深海鱼类，少吃猪肉、贝壳类的海产品，少吃动物内脏，不吃蜗牛、田螺、河蚌之类暗藏大量寄生虫的软体动物，禁食田鼠、青蛙、毒蛇、蜥蜴、壁虎、蝎子等冷血动物，禁食秃鹫、蜥蜴、乌鸦等食腐动物。保证饮水的洁净。等等，等等。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头脑，才会有正常的思维，才会有人性化的灵魂，进而上升为先进的文明。
吃什么、不吃什么，这个问题是人生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