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
我们中队解散了，全部合并到二中队。这二中队使我看到了监狱奇景怪像。
在这里你看不到谁是积极靠拢政府的，也没有反改造尖子。队长和犯人的关系像是邻里，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出工时队长只是负责到大门与警卫讲一下多少人要出去，回来时送进大门，多一句话也没有。监里从不学习，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监纪。只是严格遵守着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而这些规矩是犯人制定的，它不需明文张贴，只要你触犯了自会遭到牢头们的毒打。这牢头的为首人又和队长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以兄弟相称。这些规矩我只知道一条，就是牢头们吃饭议事那屋是不经允许不得入内的。
这牢头的老大叫秃子，我一去他就给我安排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屋子，并派有专人照顾我的吃喝拉撒，甚至晚上我想看电视会有人背着我去。
犯人大体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牢头们，大约有十来个人。他们靠着在社会上时有点名气，加之让家里在物质上给予援助，又买通了队长，使他们成为这里的贵族。不劳动，吃的好，想出去玩儿几天就可以玩儿几天。他们的唯一劳改任务是管理着队里的秩序。到年底减刑幅度最大的还是这些人。
他们的食堂是有专人做饭的，我第一天到那里秃子特意给我送来两张馅儿饼。我还奇怪这二队的伙食怎么搞得这么好？后来才知道这是牢头们特有的。再一吃队里犯人的伙食一下就明白了，除了主食是馒头（也没有窝头），那菜简直就是七十年代监狱的白菜邦子游泳了，只是还能飘着点点油星儿。当牢头们和队长划着拳行酒令时我想到这伙食费都跑哪儿去了。
靳国全很快就跻身到了这贵族阶层。这正是他原来在四中队想造成的小王国世外桃源，没想到秃子做到了。
坏人的劣根就在于千方百计贪得无厌地榨取同胞的血汗。利用同胞的单纯、愚蠢、无知、义气、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中捞取个人的利益。对强权列强权贵卑躬屈膝，百般献媚，对同胞庶民同类耀武扬威，百般压榨。世间唯有这种人最为歹毒，这是真正的人中之兽。远有潘仁美、秦桧儿之流，近有吴三桂、汪精卫之辈；上至庸皇朽帝、贪官污吏，下至土匪恶霸、地痞流氓。这些人是人类的蛆疽，羊群中的豺狼。永远是祸害同类，破坏社会的人渣。因为他们从不想付出，只是一味地捞取。但愿人间早早将他们铲除，摒弃。
在这里的第二阶层的犯人是那些家中有钱供养的，他们虽然自己没有流氓那“份”，却可以用钱物来拉拢买动一些队长来为他们撑腰，倒也不受欺压。只要钱供的上也可以减刑，而且还能做出一般犯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有一件事充分说明了这是什么监狱。在二中队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怪事，一个十五年徒刑的犯人竟大摇大摆的从乌鲁木齐坐飞机逃跑了。
这个犯人叫屈宝光，家住北京丰台区。两个哥哥都是做生意的，每月都给他寄来大量的食品香烟。三五个月还来看他一趟，来时要从乌鲁木齐机场包一辆出租车到队里，不然所带物品无法运来。有这么雄厚的物质基础屈宝光成了皇太子，他不但从不用下地干活儿，而且还可以自由出入监区到石河子去玩儿，一连几日不回监舍也无人敢过问。他在监舍内是一个人的单身宿舍，床下摆放着成箱的烟酒。经常在私人“官邸”召集队长们为队里问题“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一次他出去两个星期都没回来，队里接到了他一封信。他人早已在十天以前就坐飞机走了，为第二阶层的犯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这第三阶层的犯人最为凄惨，他们既没有“份”也没有钱，只好在队里委曲求全了。一天的劳累，回来吃着永远不变毫无滋味的饭食。但他们似乎乐得这样存活，因为这个队里从不用学习，也没有繁杂的纪律。只要每天能完成劳动的定额其它都是自由的，当然这自由是局限在监区内的自由。这也不错了，有饭吃，能随便侃，我一个犯人还要求什么呢？ 咱哪儿有人秃子那“份”、屈宝光那“屉”（钱）呀？
他们继承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忍。尤其是对同类的欺压他们更可以忍。虽然他们从不爱学习，但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忍气饶人祸自消”，这民之谚语早已深深地刻在心中。但分能爬着行，就煎熬着自己。
你没看过去的书里、课本里一提到旧社会的劳动人民，总是用“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煎熬着”来形容吗？
中国人历来就是这样，不到活不过去时就尽量地忍。到实在忍不过去时，就会像十二级台风一样突然爆发了。
东汉的黄巾军，隋唐的瓦岗寨，宋时的梁山泊，元末朱元璋，明朝李自成，清朝太平天国等都是典型的农民起义。他们不反则罢，大多数一反到底。而那反的手法又来自于圣人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烈手段。杀的人仰马翻，血流成河。可改朝换代后依旧是少数人的天下，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继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只是把这三座大山换了个肩膀扛着罢了。
八九年二月，在农三师劳改场所内，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犯人暴乱事件。造成了当场杀死四名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一名队长的暴力惨案。据说也是因为这个队的干部打人太狠造成的，而且是在春节期间。
这次暴力事件得到了当然的武装镇压。至于镇压时打死多少人，或判了多少死刑就不知道了。我想一定会有，而且决不会是一个两个。
通过这件事我暗自庆幸在这次四中队打死何国久这件事上，我们做的还基本上是对的，起码没造成恐怖暴力事件。不然不知会死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从心里不赞成用暴力去反对暴力，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打架，这种冲突一旦发生，是非死人不可的。犯人杀死犯人更是目无法纪，不管他是怎么积极“靠拢”政府或是多么反改造的，谁都没有权力结束他的生命。至于打死队长更是丧心病狂，毫无理智的表现。他不过是一个执行司法的工具。是，他可能曾毫无人性地殴打过犯人。这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不称职的没有执法能力的蠢才，是他的愚昧无知造成的。但他的本意不是想杀人，罪不致死。更何况你或他任何一个个人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
人们应当相信善，仁爱，宽容。善不等于惧怕，仁爱不是叫人欺侮，宽容不等同于屈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得来的权，是要永远用枪杆子来维持的。是用尸体来铺路，使鲜血来浇铸的，这血腥的根基会笼罩着这个政权的每一步骤。
人是有思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是向往美好的。只要这绝大多数人都起来倡导善，仁爱，宽容，就一定会将恶，仇恨，狭隘消灭。至少能把它限制在这持有人的心里，使之无法释放。更甭说制定出明文的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了。
和平过渡变革是确保人类避免流血，少犯错误的唯一正确方法。
这个消息是在十月中我从一个家属来探监的犯人口中得知的。原来我们队解散也是和这个事件有关系。我断定秃子的小王国长不了，这个队这种气氛是不正常的。
果然，几天以后我们一四一团所有的犯人全部调到了劳改一支队。
农八师劳改一支队据说是先进劳改单位，特别是八中队和十中队，更是对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八中队长贺刚，十中队长尹新则是令犯人们心惊胆战的标兵。
我们这一四一团二中队被收编在八中队了。当天我就在床上听到了院内全体犯人集合后，一个激昂的声音在训话中说：“- -----听说你们一四一犯人中有一个站都站不起来的反改造尖子，留着长长的胡子，冒充马克思。能说善写乱上告，聚众闹监。我警告你，在我这儿你就是假马克思。不收起你那一套，我就送你去见马克思。--- ---”
“好啊，我正想去呢！你们只要敢打人我就照样告！见了马克思我正好儿问问这是不是你教导出来的共产党。”我拚尽全力喊着。不知是他没听见还是不理我，竟然没把我拖出去。他即使听不见，那些积极“靠拢”政府的人也会立马儿汇报给他的，这是千载难逢的契机呀，他敢公然顶撞队长，还是在全队犯人面前！我不禀告更待何时？
我不知道这“顶撞”二字是何人何时发明的，总之这二字是监狱里经常听到的名词。这是反改造行为的通用语，代名词。凡是受到这两个字褒奖的人其下场都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胡子是很长了，自从我被单独关押在四中队西北角的小黑屋那天开始，我就不曾剪过头发胡子。既是我有意的，也是环境条件造成的。我在那个屋里都快病死时都无人过问，谁还来管我剪不剪头发胡子呢？中间住院时剪过，而且是一两个月就有人来给剪一次，自回到队里后又留起来了。可这跟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呢？我倒愿意他们把我比作梁山泊中的李逵，那见到不平就骂，看到不公就打的莽汉。
奇怪的事发生了，我不但没被送去见马克思，第六天反而被八中队的领导送到了师劳改医院，住进了农八师犯人们想来都来不了的监内天堂。
这医院不是有病就可以住的。一般的病就在队里凑合了，重病的能住，可稍好点马上就被队里接回去。但小病甚至无病装病的倒能住，可以用钱买。你只要买通队里，他们会凭着关系给你说情儿，使你能无病住院，甚至住上一两年。当然也要看你和医生的关系了，自然和医生也是可以用钱物拉上关系的。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光有队里送，医生反对你也住不长，只有医生同意队里老来要人也是不成。
我们一四一团合并到一支队的犯人中共有三个人住院，我、汪兆彬、还有一个我只记得他外号叫板腰。因为他的腰是不能弯的，总是直挺挺的，大家就叫他板腰。他是因风湿造成的腰病，从北京来时就有了，一直在床上躺着没有得到治疗，这次调到一支队住了院。王兆彬是刚来时被队里打坏的，得不到治疗，一直卧床不起，也是到这里后住了院。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隔壁病房有个叫李勇的犯人也是被队里打坏后住院的。他是这个医院的老病号了，我第一次住院时他就在这里。他一听说一四一转来的病号里有和他一样被打坏的，就叫别人把他背过来聊天。背他过来的人竟是一个穿着警服三十几岁的大个儿医生，我们仨惊讶地简直是目瞪口呆了。这大个子狱医冲我们憨厚地笑笑，轻轻把他放在那张空床上，走了。
“我肏，李勇你丫在这儿玩得够猖的啊！警察背着你找我们聊天来？”我笑着说道。
“肏，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这儿的医生都是我瓷器，没的说。”李勇挑着大拇哥说。
“你丫是怎么和这些人混这么瓷的呀？”
“嘿，这里边儿学问深了。慢慢儿你们就全知道了。”李勇卖着关子：“没别的，就是叫你们家里赶快来人，得‘屉酣’（有钱）。像你们这动不了的累赘，一支队是不要的。恨不得你赶快保外走人呢，”
从聊天中我们知道了这住院的秘诀，还知道李勇很快就要保外就医回家了。李勇走后我们仨都不说话了，各自想着心事，陷入了沉思中。
“老沈，你们家能来人吗？”板腰问我。
“不知道，可能够呛。就是来了人，我们家也没那么多钱呀。这虽是一条好路，可不适合我。”我对这事还真不抱什么希望，我想的是我在一支队或说在监狱的最后结局是什么。
“我们家也没什么钱，我看咱们都甭想好事了。就躺到刑满得了。我还好说，一共十年，这还有四年多点儿。你还无期呢？人家都改判了，怎么就你没改呀？”板腰问我。
“我也不知道，可能全新疆的犯人都改判了也不会有我的。”我绝望地说。
“就得靠保外出去，不然得躺死在这儿。我还有九年多呢。”汪兆彬说。
“你说咱仨刚一到这儿就给送医院来了，会不会是像李勇说的，这八队恨不得咱赶紧保外呢，省了给他们添麻烦？因为这医院可不是光有病就能住的。刚你们没听他说吗？”板腰在想着好事。
“是这么回事，像咱这样儿的我看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他本来就想让你走呢。”汪兆彬有些兴奋了：“写信，现在就写。”
一个月以后板腰家里首先来了人，他的妈妈来了。真没想到板腰的妈妈来了一个星期就带着他回家了。这让王兆彬更有信心了，他一连给家里发了两封信，催促家中快来。
板腰的走，使我更加心灰意冷了，因为我家里没有回信。汪兆彬说也许你家里没收到，几次催我再写一封我都没有写。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亲人。我想到家中对有我这么一个败类是深为痛心的，觉得太给这个家庭丢脸，恐怕在与外人聊天中都不愿提及有这么一个儿子、兄弟。他们也不再认为我能改过，只想忘掉我最好，自当家中没有过这么一个人。
有一天，院长来到我们房间，不是像以往查询病房问问看看就走了。他坐在板腰走后那空着的床上，和我聊起了天。聊了很久，而且并没有提及现实的具体的关于我的病情怎样处理的问题。就是聊天，山南海北，我很久没这么聊天了，说着说着来了兴趣，和院长毫无拘束地侃上了。
院长姓高，五十多岁，个子高高的，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为人善良诚恳。是五九年从河南来的支边青年，三十年来从一个医生做到了如今的院长。他感慨地说：“我把自己这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边疆，可到如今也不过就做了这么一个监狱医院的小院长。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老了想回河南老家去。可听说现在内地变化大了，人的眼高了，像我这官不算官、要钱又没有钱的人回去也让人瞧不起，哪是人老还乡、光宗耀祖啊。”他说这些时眼圈都有些发红了。
临走时他问了下汪兆彬家里怎么还不来人。他刚一出去，我对汪兆彬说：“你们家一来你准能保外。”
“你怎么知道？”汪兆彬又希望又有些担心地问。
“你想啊，院长走时问你家怎还不来人干吗？言外之意就是怎么还不来接你。”我用肯定地语气说。
“对呀，这么说我家一来我就回北京啦！”汪兆彬激动了。从这天开始他时刻都在盼着家里快来。
春节前夕，汪兆彬的弟弟终于来了。但没有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有一关通不过，是负责最后一个公章的鲁科长。十天了他还走不成，急得他吃不下睡不着。求我说：“你和院长能聊到一块儿，你帮我求求院长好不好？”
“我觉得问题不在院长这儿，不过我可以试探一下院长，也许能知道问题在哪儿。”我也为他着急，他家条件很差，来一趟不容易，如果不成，下次就很难来了。
医院值班的是一个北京密云农村的小孩，我们叫他小崽儿。他人很机灵，从不多说少道。但所有医生、护士、犯人的脾气秉性、在医院的份量他都看在眼里，拿捏得恰到好处，谁都和他很好，也相信他。
我叫他去请院长，并且先让他把汪兆彬背到别的病房。 院长来了后，我直截了当地问道：“院长，您说像王兆彬这样儿的病，为什么这保外手续还会这么难办呢？”
“唉，你也在医院住这么长日子了，有些事你很清楚。有些人是不看你是什么病，看的是你找我办事时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早就同意他保外，问题是- ---- -他家拜访了鲁科长没有？”
“行了，我明白了，谢谢您院长。”我对院长能这么坦白地与我说话十分感动，一个犯人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是愉悦的事。忽然我脑子中闪过了一个念头，我能帮院长挣点钱。但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待我做好准备，肯定能行。
我告诉汪兆彬，接见时叫他弟弟晚上到我们病房的后窗来，我告诉他怎么做。晚上他果然来了，我告诉他直接去找鲁科长。把手里的钱除了留下回去的路费，全部给鲁科长。
“我怎么说呀，他要是不要，我怎么办呢？”汪兆彬的弟弟面露难色地说。我一想也是，他这乳臭未干的孩子谁敢相信呢。我拿了一个信封，写了一个条塞在里边：家境不好，略表心意。
“你能给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把钱放在信封里，在鲁科长下班的路上等他。看没人儿时说请您看看这封信，交他手里就走，任何别的话甭说。”
第三天汪兆彬的弟弟高高兴兴地背着汪兆彬，坐上开往石河子的班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