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发现她的记忆问题，是在去Atlanta植物园。 那是退休后不久， 她心情还好， 提议去亚城（Atlanta)植物园拍花草， 我欣然同意。
我们早早起床，吃过早饭就上车前往亚城植物园。 由于我们常去， 熟门熟路，没有费任何周折，开车两个半小时后就到了植物园。 亚城的植物园有偌大的一个暖室，其中培植有许多奇花异草， 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 上午我们主要在暖室拍摄， 中午就在植物园的餐厅吃午饭， 下午拍摄园外花草。
在植物园一天转下来拍了不少片，已到下午3点，两人都有点累了， 坐在一个门厅里休息一下， 准备开车回家。 她说要去一下洗手间， 我说：“好！ 我就坐在这里等你， 同时浏览一下拍的片。” 坐的地点离洗手间大概就20米远， 一眼就能看见。我等了好半天， 不见她出来， 我怕她身体出状况， 到洗手间门口喊她几声， 没有回音。 我又不好直接进女厕所找她，准备等到一位女士进厕所请她看看。 我一转身，在反方向50米远的地方看到她在急匆匆的找我。 我赶忙跑过去，她见到我好高兴说：“我以为你坐在那边呢！” 原来方向感特敏锐的她，怎么会迷失方向呢？ 从此以后，外出时我就十分注意她的动向，时时怕她会走失。
有一次我和“梅”去购物中心， 她喜欢去Macy’s看看她喜欢的衣服和鞋子， 我则经常去书店看书， 喝咖啡。 在Lakeshore 的那个Mall里， Macy’s和书店同在一个购物中心。 那天，我告诉她：“我得先去采购点食品， 然后到书店看书， 你看完衣服就到书店找我。” 她说好的。 她在Macy’s转了一圈， 看看没有什么中意衣服要买，很快就到书店找我， 她忘记我对她说过的我先要去采购食品。 一看我不在书店， 她就十分紧张， 她又没有带手机。 正好遇到一位朋友， 她就请朋友给我打个电话， 看看我去哪儿了。朋友打了几次不通， 发现号码不对。 朋友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另一个朋友才得到我正确的号码。 事后， 那位朋友问我， 你太太怎么连你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 我只好说：“ 我们两经常在一起， 她从不跟我打电话， 可能也就忘记了我的号码。”
我看她记忆真有问题，几次劝她就医，她不肯， 我也没有坚持。 我就建议回国一次， 改变一下环境可能对她有好处，她没有反对， 我们就准备回国。 这次回国却彻底暴露了她的病情。
原来上了飞机， 她一般很兴奋， 要回家了。 虽然， 她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 但是可以和她的弟弟妹妹见面， 还有自己的女儿， 也好久没有见面了。 但是， 这次上飞机后， 她沉默寡言， 看上去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知道她有病， 也不去打扰她， 有时和她说几句笑话， 她也只是淡淡的一笑。
第一站到上海，我的老家在上海，我们就住到我姐姐家里， 虽然她家不大， 但招待挺周到。 除了上餐馆外， 天天给我们改变伙食，让我们嚐嚐久违的家乡滋味。我姐姐比我大11岁，将近80岁了。她的膝关节有变性， 走路不太方便， 但坚持陪伴我们去了杭州， 无锡， 乌镇等地。
姐姐也是学医的，她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 是个儿科医生。 一天她跟我讲：“我看‘梅’ 有点不大对劲， 她老问我同一个问题，或重覆同一句话。” 我不太愿意说她可能有脑退化症， 就说：”年龄大了， 唠叨！”姐姐说：“我看不像!”
我们回国后经常在外面走动， 姐姐给了我们俩把小小的折叠伞， 要我们带在身边， 以防下雨。第二天， 我和“梅”预计到陆家嘴拍照，我想要拍一组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带回美国。 临出门前， 姐姐提醒我别忘了带伞。 “梅” 说：“噢！ 就是去年你给我们那两把伞。” 姐姐说：“是昨天给你们的。” “梅”却非常认真地说：“不！ 是去年！” 大家默然，因为去年我们更本没有回国
回到南京住女儿家。她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高兴，有点漠然。 我和女儿好久没有见面， 谈得很高兴时， 她在一旁听着，眼神滞呆，好像和她无关， 也不知她在不在听。
有一次女儿明确和我讲：“妈妈有病，你要当心了！”事情是这样的， “梅” 不适应国内的气候， 水质， 到南京后， 有点咳嗽， 有点腹泻。 药房就在女儿家的楼下， 很方便， 我就下楼去药房买了点常用药， 给她吃了。不到5分钟， 她又去拿药吃。 女儿紧急说：“妈妈， 你才吃过药， 不能再吃。”她淡淡地一笑：“我忘了。”
原来我们决定这次回国要好好的旅游一番，回国之后， “梅”的兴趣不高， 加之她总感到乏力。 我就把她留在南京， 我北上去保定三姐家， 探望我三姐，然后， 又去了一次北京， 游了故宫， 天坛， 长城等地。 回来后， 我一定要带“梅” 出去转转， 女儿建议，一是云南， 一是张家界。 我选了张家界， 张家界神仙之地，奇山怪石， 我向往已久。 我订好票， 直飞张家界。
天公不作美， 连天蒙蒙细雨。 我们坐了缆车上到张家界顶峰， 举目一望，白茫茫一片， 见不到山峰。 但是到凤凰城， 金鞭溪，苗家寨,“梅”还是挺兴奋。 在凤凰城， 她特别欣赏那些吊脚楼， 因为我和她都读过沈从文的《边城》， 里面大量描写湘西的吊脚楼。 那次去看到凤凰城的沿江吊脚楼， 大多都成了私家旅馆， 常常可以看到一对情人坐在楼上，面对面饮着不知是茶还是酒， 一边欣赏着楼下沱江激流，好像隐隐约约听到唱机里放着软绵绵的情歌。
尤其去苗家寨，因为我们在贵州山区居住过7年， 对于苗族，她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进了苗寨，由一位美丽的苗家少女作为向导，一边带着一群旅游者参观他们的苗寨， 一边认真地介绍苗家的风俗。 特别介绍苗家姑娘喜欢汉族的书生， 尤其是带眼镜的老师。 如果有带眼镜的老师来参观我们苗寨，姑娘们希望年轻的老师留下来。 “梅”很有兴趣的听着介绍，真是久久不想离开， 流连忘返， 让她回忆起生活在贵州山区那段日子。
一路上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只是对住宿， 伙食，“梅”有些不习惯， 尤其是吃饭， 她还没有启动呢， 荤菜都给旅游的同伙抢光了， 我们两个毕竟从美国回去的， 好像很不习惯和别人抢菜吃， 只能将就吃点素菜。 “梅”低声地嘀咕了一句：“他们好无礼貌！” 其他一切， 她还能将就。体力上也还能胜任，尤其是到金鞭溪，有一段长长的山路要走， 导游考虑她年龄偏大，体质虚弱，建议她坐轿子， 她坚持同走， 不愿坐轿。从早晨一直走到中午， 虽然很累， 仍然能够坚持下来。
回南京时，在张家界机场等候飞机。 中国的飞机好像不如美国那样准时， 经常改变起飞时间，改变登机入口，候机地点不断改变。 我拖着行李，跟着广播里的指示， 和旅游同伴一起来回奔波。 我让“梅”空身紧跟着我走，不要离开我。 由于时间紧迫， 走动较快， 她竟跟不上我， 在机场两次失落。 我看不见她， 只能回头来找， 好在同去旅游有一帮人， 他们也一起帮我找， 虽然没有把她丢失， 也确实紧张一番，就怕来不及登机。
除了她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的急速下降外， 情绪变得易于波动， 时而高兴， 时而焦虑， 激动，易怒。 年轻时她对我不能说是百依百顺， 但是非常温顺。 有什么相互不顺眼的事， 也就一笑了之， 不会斤斤计较。 现在可不同了，凡事她却十分固执任性， 一定要听从她的意见。 开始我总是忍让， 但我也有底线， 忍让也总有尺度， 到我不能忍耐时， 我就开始反击，于是夫妻吵架登场了！
夫妻间是不能吵架的，一旦开始， 无法收场。 只会越吵越厉害， 不会再趋于平静。 我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原则问题的， 都是为了些芝麻绿豆般小事。 问题是一旦吵起来， 双方都不相让。尤其上了年纪，都有点固执， 更不用说“梅”本身有病。
我虽然学医， 开始认识到她情绪波动，激动易怒， 可能是病态。 在我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病态之前，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终感到她太过分， 以前我太迁就她了，让她的脾气越来越坏。 这回我不能再让她了， 和她牛到底。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连自己家的地址也说不上来了。 那时， 我很清楚，她已患有脑退化症，她才67岁。 到这个时候， 我十分懊悔，以前为何要和她争执，她有病啊！ 随后，我劝她到医院看神经科医生，因为脑退化症治属于神经科的范畴。“去神经科？ 我不去！”她断然回答。 我说：“ 有病就得治， 管它什么科。” “我不去，你神经！” 由于她的执拗， 延误了早期的治疗。
那个时候， 在伯城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没有人知道她患病了， 因为在聚会时她谈吐基本正常， 只是感到她讲话有些重复， 有时同一个问题会问几次。朋友们猜测可能人老化后都会这样。
我心中隐隐作痛， 她真病了， 脑退化症。 可怕！ 我知道脑退化症是无法治疗的。 她的晚年， 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人生的追求。 从这时候开始， 我十分可怜她， 再也没有因为她的脾气和她怄气。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的“梅”到了晚年竟然遭遇到如此不幸。 如果我信上帝， 我会为她天天祷告。 我既不信上帝又不信佛， 让我去求谁？ 求谁也没有用， 是她的命！
她的病， 静悄悄的进展着，病魔一点一点在吞噬她的神经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