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学的景观图
朋友要我评论，我其实已经就西湖大学写过一篇文章，现在兴趣也不浓。我是希望首所中国民办大学西湖大学办得好的，但是他们在美国招人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
这西湖大学有些事情确实做得过了，刚开张时五年超Caltech（美国加州理工）的豪言还在记忆中，现在又来这招：在美国花巨资雇人。如果这在哈佛传递的信息是真的，西湖雇教授是美国同级教授几倍的年薪，孩子重返美国读书的学费西湖大学包。这些条件开得太没有边际了，反而会抑制后续的捐款热情。
我们来举个美国一流大学的例子：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为9万美元左右的年薪，西湖如果三倍会支付近30万美元，比有些Endowed教授（讲席）还高。如果西湖用几倍的钱雇华大的副教授（10-15万美元）或正教授（15-20万美元), 费用更是惊人。
为什么要支付助理教授级别的年轻人这么多钱？一点不错，助理教授是人生创造性的高峰期，很多科学大佬们的标志性成就正是在这阶段完成的，但是他们当时都不富有，却享受完全的沒有党委管的学术自由。他们要有一定的紧迫感，因为Tenure Clock（终身评议时钟）每天都在走。你一下就给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他们反尔没有动力了。
如果西湖雇的助理教授的二个孩子未来返美国读私立大学，需要50万美元以上的学费与生活费，每年还在涨。二百教授仅孩子上学，西湖在此项的预算就会100 million (上亿美元), 这种承诺都敢说？
西湖这样开销能sustainable（可持续性）吗？看来他们还不太会管理捐赠基金，看见现在帐面上的钱就心潮澎湃了。其实随便借鉴耶鲁的经验就知道了，耶鲁捐赠基金去年涨11.3%达272亿美元。但是作为学校运转经费的最大来源，耶鲁只允许在2018年的财政年度使用13亿美元的捐赠基金的钱，也就是说，每年只使用4.7%的捐赠总基金。这是美国很多私立机构的通用作法，这样可以使耶鲁拥有持续性的发展。耶鲁虽为私立大学，也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投入与资助，特别是在科学领域。
英文里面有个词叫desperate，字典解释为“不顾一切的”，或“极度渴望的”。我们遇见任何人，如果他或她很desperate，我们马上就会预警。因为desperate往往是走头无路的征兆，会做出不同常理的事情来。可西湖才刚开始啊，不应该这么desperate。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写的今日头条。
下面为我在2018年4月19日写的文章，照片我就不帖了：
与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谈西湖大学
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巴尔的摩）前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演讲，这是我记得的至少他的第三次来华大做的科学报告。这次更特别，因为有两场演讲，周一为例行的以病理与免疫系前主任Paul Lacy冠名的讲座；第二天他则参加了因Milton Schlesinger逝世而举行的四人纪念讲座，巴尔的摩和Schlesinger曾经在MIT受训时相识。巴尔的摩的两场演讲都是围绕炎症过程的分子调控，通过内含子或微小RNA，为相当不同的课题，说明他仍然活跃在科学的前沿。两场演讲都涉及到印度人在他实验室发现的基因表达的控制因子NF-kB, 该蛋白可调控超过100个基因的表达。
巴尔的摩可能是仍然健在的最为杰出的实验生物学家，如果考虑James Watson早在几十年前就不做实验了。巴尔的摩早年受Howard Temin思路的启发，只用了以周为计算单位的短时间发现了逆转录酶，三十多岁即获诺贝尔奖。虽然他为深色的髪色，但是我还是感叹科学界的金童也有老的时候，他已年满80，当年他参与美国制定基因工程规则的照片多么年轻。巴尔的摩后来领导的实验室克隆了控制淋巴细胞发育的RAG酶和控制基因表达的NF-kB，这两项的任何一项都够格再次获得诺贝尔奖。他是美国一流科学家的导师，从他实验室培养出的教授的数量与质量很少人能与他比肩，他更是曾经执掌Rockefeller和Caltech两所顶尖大学。他也是华人女婿，90年代初在纽约面对华人科学家集会时，巴尔的摩曾经这样发问：“If the people in this hall go back to China，what would happen?”（“如果在这个厅的人能回到中国，什么将会发生？”）。当时海归极少，现在海归蔚然成风，并且改变着中国。
Bob Schreiber开始引荐巴尔的摩时说：“David, you should turn back to see the crowd” (“戴维，你应该转身去看背后的人群”)，这密积的听众代表着他的同行对他的富有成就和争议的风雨人生的尊重。他沒有在意转身就开讲了，80岁的David仍然中气十足。我按常规时间去听演讲，路上却碰见拿着他的演讲说明的同事往回走，我被告知人太多了。我确实因来得太晚勉强能挤进会议厅，站着听完了巴尔的摩的报告，以前他是喜欢在前台走动的，与观众互动自如，他这次因背的问题必须坐着讲了，仍然富有激情，思维也清醒，但是语速已经远没有十几年前那么快了。
纪念华大前微生物教授Milton Schlesinger的报告人，四位里只有哈佛教授Harrison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拉斯卡奖，我还记得在瑞典坐船时丹麦博士生谈及去Harrison实验室的兴奋。在我印象中似乎叫Schlesinger的全是杰出学者，有次在信号传导领域著名的耶鲁教授Joe Schlesinger来做报告，Milton和他太太Sondra出席，Joe打趣说这房子里的Schlesinger比以色列还多。Sondra给我带来多少科学故事，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光顾她组织的科学访谈了, Sondra致的答谢词表现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特别提及那些不相信气候变暖和反对疫苗接种的反智行为。
我吸取了第一天的教训，在第二天的报告前专门提前到场。会议室当时被学生上课占住，大家都在室外聊天，巴尔的摩因为背不好始终坐着，我有幸与巴尔的摩和他的华裔太太Alice Huang都交谈了段时间。因为巴尔的摩的名字列在西湖大学董事会的首位，所以我们的话题自然从那里开始。我对他说你被列在第一位，他一笑说因为名气吧，巴尔的摩从笑话到演讲都相当自信。原来名字是按姓氏拼音把Baltimore 列首位，他为名单中唯一的外国人，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长期支持中国学者有关。从他口气似乎不是太热心，只说是从美国回去的人创办的，以后可能会开个会, 他连自己怎么被邀请的细节都不记得了。事实上，他们已经刚开了第一届西湖校董事会议，似乎巴尔的摩并没有参加。
因为Alice是中国难民家庭长大，他们自然对天朝的近期举动敏感，Alice只比David小一岁，但是她的健康状况好多了。我直接的问题是如果看待西湖大学设立的党委书记，巴尔的摩立即回答道：“Dangerous!”，然后加一句：“应该是开放而崇尚自由的大学，不然会很糟糕”。我们同感近期天朝的变化令美国和西方觉醒，终身皇帝的出现确实为wake-up call，Alice似乎对此更为强烈。西湖在此国际环境中创办，让人视目以待，已经有南方科技大学不太成功的例子。我们的谈话也涉及到他们从耶鲁毕业的女儿，她现在发展得很好，在耶鲁主修的心理学。
巴尔的摩夫妇还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担心学术的自由，人文更是不可想像地禁固，重回几十年前。一个封文学城的国度，一个甚至自己国家领袖的三个汉字名出现在文章中都封的国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堆很多没品味的钢筋混凝土，但是很难有科学的创造，更不谈影响世界的思想、文学、艺术、交响乐或绘画与建筑了。我们曾经打趣刚来美国做博士后的中国年轻人：你不要以为你把实验台清理干净，拿起试管开始做实验，然后对着实验台发誓：“我要做出三篇Cell来”。其实科学远不是这样做出的，那些革命性的思路是需要与别人交流与碰撞的，而80%以上的实验只是充当糊口的工具而已。
前不久，校友就也算是我们的母校的华中科技大学的规划向我建议：“你们两位应就这个方案写个综合述评，这个方案会对母校同济大学发展起到的作用[呲牙]。?华科老领导梦想是要把华科建成MIT或者Caltech, 现在的方案就是到2050年左右实现，这个你可以评估可能性”
这是我当天早晨对他的零星留言，略带修改：
“2050年华科成为MIT或Caltech ？门都没有！在2050年中国不会有任何大学达到MIT或Caltech对人类科学原创性贡献的十分之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里有种科学的文化，中国很难学的。
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周围的年轻脑袋是能让地球震动的，世界因为他们而不同和激动人心，他们拥有the beautiful minds。
没有自由的灵魂，怎么可能有一流的思想或由此产生的科学与艺术？门都没有。中国仍然需要从启蒙开始，从最小的孩子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带年龄小的学生，包括初中的学生的原因，培养他们思辩的能力和建立对未来创造的信心。
施一公要在五年或多少年后把西湖大学办成洛克菲勒大学，可以与钱学森的亩产万斤比美，我以前对他很欣赏的。他再怎么也应该知道核酸是遗传物质的结论是在洛克菲勒发现的，他自己就在旁边的Sloan做的博后。
华科和西湖为完全两类不同的学校。西湖是想做成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所以施一公才把Rockefeller拿出来比。以前Rockefeller 只是一个Medical Institute, 后来才更名为University, 并且没有系只有独立的实验室，只收研究生没本科生。从世界各地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包括从华大挖去的发现丙肝病毒培养技术得拉斯卡奖的和RNA聚合酶的潜在诺奖得主。里面超过一半的教授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近30，现任都有6位诺贝尔奖得主。怎么和Rockefeller比啊？信号肽就是那里发现的，整个细胞生物学在那里发源。”
关于中兴芯片的美国禁运，我是这样在朋友圈留言的：我不懂芯片，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貌似很懂的朋友告诉我：中国赶超近在咫尺？我懂点转基因，靠遗传突变老鼠为生，中国妖魔化转基因农作物后让大量美国转基因大豆垄断，自己又做不出来，美国像芯片那样对中国禁运转基因主食怎么办？自己不行只知喝酒说胡话，不要反美反成饭吃。我懂点教育，还是应该不要太谦虚，应该说我相当懂教育：中美教育水平之差异，无论是科学创新还是人文思辩，差距之大可以让人得焦虑症。[疑问][流泪]
巴尔的摩的左侧为洛克菲勒大学教授Charlie Rice, 他因在圣路易斯华大发现丙肝病毒培养系统而获得拉斯卡奖。Rice的这张幻灯片引用了拉斯卡奖40周年时, Lewis Thomas, MD的文章部分，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不可预测性。这也是我一贯认为的，人生的轨迹也是个随机性过程，真正杰出的生涯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
“Lewis Thomas, MD
In the course of scientific progress, things tend to pop up. Most of the celebrated achievements had their origins in moments of surprise in the laboratory, unplanned for, unanticipated, unpredicted. No committee convened...to survey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biochemical research could have laid out detailed plans for the scientific needs of the future, beyond asserting...that what the country needed was more fundamental knowledge about the human form and function, about the agents and influences responsible for diseas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about nature itself.”
大意：“在科学的进程中，发现是随机冒出来的。绝大多数那些值得庆祝的成就都可以追寻到它们在实验室里令人吃惊的瞬间，未计划中，意料之外，没有预见过。那些想规划未来生物医学发展的人们应该明白：没有任何委员会能够提出详尽的计划以满足未来科学发展的需求，我们无法断言未知。国家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根本性的知识，那些关于人体的结构与功能，造成疾病的因子和原理，或者广义上认识自然本身的知识。”
Charlie Rice的幻灯片：因为他在华大的贡献，参与了人类取得的95%治愈丙肝的成就，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东西？
Sondra and Milton Schlesinger: 华大的传奇夫妇。在密西根读博士时相识，结婚62年，在华大经营独立实验室三十多年。Sondra说她与Milton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巴尔的摩和Alice也是分别80和79岁了，想起一句歌词“相信爱情”。第二张照片为年轻时的Milton和巴尔的摩。Milton的本科是耶鲁读的，曾经两度受命担任华大微生物系的代理主任。华大的微生物系曾经几乎主体搬迁到斯坦福，创建了那里的生化系。Sondra还对科学史感兴趣，她做过不少访谈，包括与华大医学院毕业的诺贝尔奖得主Dan Nathans。Sondra与Herman Eisen在Woods Hole的对话，涉及相当的免疫学史，Herman卸位华大系主任后长期在MIT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