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我的大串联
革谁的命？
果然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登出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让我很是震惊：解放拾柒年一直在阶级斗争，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在挨打，谁还敢动？紧接着又有重磅炸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 . . . .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旁边。这真让我费了脑筋。我想修正主义一般指的是党内，现在的敌人是在党、政、军里，看来人数不少，这与1959年反右倾不同，那次是彭老总等四人。在评三家村时已揪出北京市领导，看来才开始。
北大有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又不念书了，让我们到北大看大字报。又让我们写大字报，停课、停课。那些干部子弟似乎知道什么，组成了红卫兵到处横冲直撞。又出了一个新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表明是打击党内外一切人。我们教师还是看不清，没动作，就是那些高干子弟最活跃。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
一天党支部宣委通知我下午到车库上车，去北京市开会。基础课大概就一两人。去上车的人，有教工、也有学生，我都不熟，没人可说话，始终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直开到人大会堂，通知我们散会后自己乘车回家。由于去的很早。我坐在第二排中间，以为看节目。不久人坐满了。突然第一层大幕拉开。里面是长桌子，椅子，是开会，不是演出。这时只见除大领导外中央领导、按报上经常登的次序全出来了。全场激动之极，热烈鼓掌。
非常奇怪在北航从上大学到留校工作我都是排在后面的，和中学时红的发紫完全不同，那时我常被选去参加市里活动，见到中央领导机会很多。这次为什么轮到我？那些党员干部都不来，让我们小老百姓来。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讲，来开会的人是有异议的人，这是大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我属于有异议的人？！我是积极分子？！这是在我咬文嚼字的分析这次运动的对象是谁时，我认为党内为主，教研室的大多数认为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所以让我来开会。
开始有北京市负责人讲话，接着两位领导第二把手刘少奇和邓小平讲关于派工作组的情况。邓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调子很低，声音很小。然后请第二把手刘讲话，调子极低，说话声音更小、几乎听不见。说他不知道这个革命是什么意思。
我听了好奇怪，你们中央发动运动，你们都不懂？！他们的讲话有点作检讨的意思。我越听越奇怪，为什么向我们老百姓做检讨？
这时最大领导闪亮登场，他与那几位领导迥然不同，领袖的风度，直奔台前，似乎没把第二把手放在眼里，似乎他与派工作组无关，不需作检讨。群众激动之极，以为他会讲话，他只是向大家挥手，就回去了。
最后突然一位穿着合身，白衬衫、黑西装、带黑边大框眼镜、精神抖擞女士快步走到台前，主持会议的人说请第一夫人讲话。她镇定的看了台下的我们，深深的鞠了一个大躬，并说：我是人民的小学生，我来看大家。真奇怪，口气太大了。她的劲头可实实在在的压过了那些老领导，和几年前在总政剧院的“小男孩”的样子完全不同。怎么夫人要当政了？这时宣布她是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果不其然她成了这次运动除大领导外的最大领导。
我想那第二、三把手刘、邓都往哪摆？我从没敢想他们就是这次革命的最大对象。我简直不可想象大领导成了光杆司令，要让老婆出面帮忙，并且把我们这些最一般的小老百姓做为积极分子，来帮助进行这场革命，太可怕了。我什么都不懂，为谁、为什么摇旗呐喊？
会后我觉得有极大的压力，非常沉重。我一定不要当这个积极分子，要小心。因为如果矛头是指向党内，但如果选错了人，不就成了反党分子了吗？回到学校，大家问我干嘛去了，我讲了。许多人质问宣委为什么派我去。她说上面没说到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只是布置让不同观点的去，就是我一人说是党内问题与大家观点不同就找了我。
这时那些出身好的都硬了起来。在社会上打砸抢，听说在中学有校长被打死的，在大学有学生到教研室和造反派一起选择要扫的对象，当然老教师的档案又都抖了出来。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年女教授胡淑红一个清早从主楼跳楼自杀，开创了我校自杀的先例。接着跳楼、上吊、撞汽车等各种自杀方式都出现了。 最惨的是一家五口躺在一个大床上打毒药针自杀，两个不到十岁的可爱男孩也一起死了。
1969年他们住过的三屋的房子仍没人敢住，直到我快要生小孩了，还住在六平米的三家合住的单元。我到房产科要，说除死人的房子外，没有别的了。我说就给我那里的一间，结果只给我十平米的，十五平米的说我的人口不合格。我说谁都不敢来，就给我吧。他们说只要有一人愿住就会有许多人要住了。果不其然，我搬入后就有人搬入了十五平米的。我是否踩在死人身上，沾了死人的光？
再回过来说1966年从八月开始为动员全国人民动起来，大领导畅游长江。大幅报导，这标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参加了北京大中学在颐和园横渡昆明湖的活动来响应。全国大中小学生到北京串联，大领导亲自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共见了1100万人。这时还认为在全国发动的不满意，就让北京的学生作为火种，去全国星火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