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不使用真实姓名。）
老马是科大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同学中是年龄最大的，1978年入学时已经40了，由于成绩突出，破格录取。
1979年研究生院掀起出国留学潮，公费自费水乳交融。第二年，研究生院和美国某大学建立姊妹学校关系，协定互派公费留学生，学习期限为两年，中方负责人是李佩老师。
李佩是老海归，文革受迫害，丈夫郭永怀为了两弹以身殉职。李佩以自己独有的魄力，打开了留学的大门（见“留学梦”一文），在选派留学生时绝对不考虑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她选定的第一个人就是老马，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岁数大了，不能等。1981年，老马心情激动地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到了美国，美方学校把老马安排在一个美国人家里住。这个美国家庭实际上只有一个老女人叫Nancy，60多岁，老公已去世，Nancy继承了一大批遗产，一个人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豪宅里。由于是这个学校的校友，Nancy每年都给学校捐款，学校决定让老马住在Nancy家里最合适不过了。
按规定，两年后老马就得回国了。可是到了1984年还不见老马的踪影。李佩写信给老马，没有回音。写信给美方学校才知道，有传言老马准备和Nancy结婚。当时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有迹象不打算回来了，于是研究生院决定派李佩亲自赴美，搞清情况，说服这些人回国。
李佩回到了自己当年留学的故土，感慨万分。在参观游览之余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费了很大周折，才和老马取得联系，表示愿意见面。谈话的气氛很融洽，老马一再感谢李佩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也坚定地表示，绝不回国。原来，老马的父亲解放初被共产党镇压了，把父亲带走枪毙的那一天老马12岁，当时的场景在脑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出国前他曾一再提醒过李佩自己的家庭背景，但李佩只是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是也考取了研究生吗？”。
李佩此时才明白自己当时低估了仇恨的作用，高估了爱国的力量，但她并没有放弃。回国后立刻找到领导商量，决定派老马的妻子和女儿到美国，感化老马，动员老马回国。老马的婚姻是那个年代的悲剧，自己没有选择，由领导安排的。本来就没有感情，谈何感化？妻子和女儿哭着去，哭着回。
老马和Nancy结婚了，近40年没回过一次国；同学聚会没参加过一次；校友通讯录上有他的名字，没有其它任何信息。掰着手指头算，如今老马应该快80岁了，Nancy如果还活着的话也快100了…
老赵是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党员，1979年开始在美国一所长青藤大学攻读工程博士。198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得到组织上同意，继续读博士后。1983年妻子来陪读，老赵萌生了不回国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党员还比较正派，是非分明，知道不回国是错误的，必须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才能心安理得地在美国住下去。
读博士后的人都不是书呆子，老赵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他先凭着自己长青藤博士学位和修过的两门经济学课程，在世界银行谋了个差事，即可以保留自己的中国护照和中国公民身份，又可以合法在美国居住。另一方面，以防万一，让妻子获得绿卡后申请美国公民。
老赵还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主动到大使馆向组织交待，提出三点要求：1/保留党员身份，按时交党费；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身份在世界银行工作；3/如数交还国家给自己付的学费。使馆请示北京后，接受了老赵的要求。
几年的长青藤学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老赵开了一个银行帐户，每月往里面放钱，并把户头帐号也交给了大使馆教育处。若干年后，账户里的钱到了八万，教育处人员更换，没有人知道这个账户的存在，至今那八万在银行里一年又一年地生利息，老赵绝对不动。国家什么时候突然想起来有这么一茬，他就把钱取出来，还给国家。
老赵在世界银行干得很出色，很快50万以下的投资项目不必向上级请示，他自己就可以批。他很自豪地说，香港一家自行车厂的经费就是他一人经手的。每年回国探亲（世界银行报销），他都向组织上汇报世界银行内部运作情况。二十年后，国家发现这个不经意安插在敌人金融大后方的“卧底”很有价值，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过来。
国家许诺他的高薪、房子、工作、待遇打动了老赵的心。他向世界银行告别前提出了三点要求：1/保留世界银行顾问职称；2/保留回世行工作的权利；3/像所有世行员工一样，孩子的大学学费由世行付。世行接受了他的要求。另一方面，让妻子拿到21世纪房地产公司经纪人执照，学会了怎么买卖房地产。
老赵和妻子回国了，正值中国一项重大工程设计开工，老赵的工程博士背景又派上了用场。又是金融又是工程，老赵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整天吃香喝辣，跟随代表团到处出国“考察”。每年夏天都回美国度假，照料在美国的两栋房子，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妻子在北京倒腾房子，也搞得热火朝天，收入按“外籍人士”交税。
可是有几年没见老赵回来了，是不是在反腐运动中栽了？不会，老赵太精了，他不会栽…
老马始终未归，现在生活一定无忧无虑；老赵最终还是归了，日子也一定有滋有味。试问莎翁：是归还是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