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宜人的温哥华，无论春秋冬夏，都是体育锻炼和户外运动者的天堂。登山、远足、滑雪、划船、潜水和各种球类运动，占据了西人孩子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经常看到的情景是，放学后大操场上的训练与比赛，家长在周边观看鼓掌，孩子们在场地上摸爬滚打，即使雨天亦不例外。崎岖山道上，多见背着露营背包的青少年一路跋涉。甚至很小的孩子，在家长牵引下，也在努力地爬着难度不低的高山。
对比之下，华人孩子在体能与吃苦精神上，普遍弱于西人。移民海外近二十年，工作和生活中见到的华人孩子，较大比例地具有两个令人不舒服的特征，一是体质偏弱，不够强壮（或肥胖或瘦弱），多数近视；二是生活依赖性强，父母多方迁就照顾，养成一些孩子自私小气，任性霸道。这两点看起来一为体，一为德，其实二者一脉相承，根子都在国人当下教育理念中，比较重智育而轻体能，孩子自小体育锻炼与户外运动普遍重视不够。
暑期中，接待了来访的一些亲朋好友，更加强化了上述感受。这些家庭有的来自中国大陆，有的来自美国和欧洲。虽非同时抵达，但前后比较，仍让我们有所发现：海外出生成长的华人孩子（ABC或CBC），在气质和说话做事上明显不同于十几岁以后才随父母移民或留学的移二代，更不同于自小在国内长大的孩子。在美国南部出生长大的几个孩子，6岁就开始每年夏天随父母到大山里远足露营，去海里学习潜水划船冲浪等水上运动，冬天则滑雪溜冰，平时参加学校的游泳球类运动。他们普遍长得更为高大结实，肤色健康，情绪快乐积极，待人有礼，同时内务完全自理，出门背包提行李，告辞时自觉清洗床具，打扫用过的房间卫生间，获人好感好评。国内长大的孩子，早起需家长几次叫唤，行动迟缓，出门空着手，耐性耐力差，笑容少，脾气大。这其中的差别之源，可能就在于自小的家庭与社会成长环境是否重视体育有关。
人们印象中，欧洲传统文化更重开拓与冒险，对抗与搏击，进取与探索，“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即源于欧陆。延至今日，与亚裔相比，西裔儿童的家庭与社会教育的确更为重视体能培养与多种运动爱好。实际上，中国早期的文化教育中，也曾并重体育和智育。西周贵族子弟的六艺教育中，体能与军事技能的射与御培养占了其中两项。身为教育鼻祖的孔子，就是一个能读书也能骑射的文武全才。亚洲的日本，在近代更提出兽性育儿理论。明治维新时的启蒙思想家，被尊为现代日本之父的福泽谕吉指出，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为主。他释兽性之义为：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此即近现代中国若干有为之士称之“野蛮其体魄”的意思。
蔡元培掌校北大，倡导“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此八字教诲，至今仍高挂北大体育馆网球场上方）；清华建校之初，即由副校长周诒春确立“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把增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放在重要地位，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立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之一。 1952年蒋南翔出任校长，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总结提炼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成为清华大学教育理念中重视体育、崇尚体育的一个标志和特色。而我们自小长大，三好也一直是学校对学生教育成果的三项评价指标。只不过，在学业考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体育的真正意义渐渐为学校和家长所忽略，多半沦为马虎应付，而非认真践行。体育精神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也日趋没落，成了有钱有闲后才会想起的一种时尚追求（如近年渐热的马拉松和瑜珈）。
忽视自小体能锻炼，不能养成终生爱好体育与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外在体型缺乏阳刚健美，生活习惯也会比较疏懒，意志不够坚强，情绪容易悲观消极，造成心理不平衡与不健康，独立面对世界时，更难处理好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很多人是在成年后经历一些事，一些病痛，甚至一些外在打击后，才悟到身体健康，体能强壮的重要性，才去改变态度和习惯，开始懂得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是：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六点跑步。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身心健康，自律自理，有礼有度，懂得感恩与回馈，体育与户外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极而言之，体质强健甚于学识渊博，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诚如福泽所说：“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得以发挥尽致”。野蛮其体魄的理念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孩子们的身心，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在各种运动的磨砺中，增强体质，完善人格，享受生命带来的美好，迎接未来的各种挑战，成为真正的文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