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雨下来了。弗雷德·格兰特站在洞口里面避雨。卫兵坐在附近的岩石上，机枪在腿上敲着，看上去很无聊。
“欢迎回来。”格兰特说。“你还好吧？”
“七天以内我们就知道了。”我说。
他仔细检查了我：“你面板上好像有水迹。”
“什么水迹？”
“好像是水。”
“就是我面罩里的汗。等我一会儿，我把防护服脱了。”我拿了一个塑料澡盆 – 也是我们带到洞里的器械之一 – 放在瀑布底下一会儿。等澡盆半满了，我把它端到入口的象道边，放到地上，倒进去几乎一加仑的“他妈的吉克” – 洗衣用漂白剂。
我迈进澡盆，我的靴子消失在从靴子上下来的打着旋的灰尘里，吉克变成棕色的了。我把手套放进棕色的吉克里，捞起一些液体，泼到我的头和面罩上。我用一个厕用刷子刷了靴子和腿，擦掉明显的一片片的污垢，把包着的地图扔进吉克，手电和头灯也扔进去。我又脱了面罩扔进去，还有紫色的过滤器。接着是眼镜也进了吉克。
我扒掉绿色长手套，扔进吉克，从特卫强服里迈出来，一边出来一边撕掉胶带。整件防护服和黄色靴子都进到吉克里去了，这是盆生物危害器械的大杂烩。
我的防护服下还穿着一套衣服和运动鞋。我脱光了衣服，把衣服放进塑料垃圾袋 – 所谓的高危袋 – 泼上点儿吉克，把这个袋子外面再套个袋子。我用漂白剂清洗了两个袋子的外面，从背包里拿出一套干净衣服换上，把生物危害器械放进双层袋里，加入些吉克。
罗宾·麦克唐纳穿着运动鞋悄没声地出现在洞口的岩石顶上。“蝙蝠粪先生！”他叫到：“怎么样？”
我们拖着高危袋子走下小路，回到营地，雨下大了。我们坐在当饭堂用的帐篷里的椅子上，拿着瓶苏格兰威士忌，雨嘶嘶作响地穿过树叶泼溅下来。是下午3点钟的光景，云厚得让天空都黑了下来，我们在帐篷里点起了油灯。隆隆的雷声滚过山间，雨倾盆而下。
罗宾坐到一张折叠椅里。“哎，老兄，埃尔贡的雨总是下个不停，全年都是这样。”
一段频闪，一声巨响，一道闪电打到了一棵橄榄树。闪电照亮了他脸和眼镜的轮廓。我们喝完威士忌又喝塔斯克啤酒，打了一轮扑克。罗宾拒绝加入游戏。我的印象是他不会打扑克。
“来点儿威士忌，罗宾。”弗雷德·格兰特对他说。
“我不要那东西。”他说。“我的胃和它不合，啤酒正好，给你蛋白质，还能让你睡好觉。”
雨渐渐停了，云短暂地散开了。橄榄树波浪形地在头顶弯曲着，树脚掩在阴影下。水滴从一排排的树里掉落下来。鼠鸟发出笛子一样的鸣叫，然后叫声停止了，埃尔贡山变得沉寂下来。森林轻轻地摇动，前后晃着，雨又下来了。
“你觉得怎么样，蝙蝠粪先生？”罗宾说。“你精神上有什么症状吗？就是你开始在厕所和自己说话，现在随时都可能开始。”
精神症状已经开始了。我记得头撞到洞顶上，头上因此肿了一个包。包周围的皮肤会有微小的撕裂。我开始理解暴露给丝状病毒后的感觉：我会没事的，没问题。更有可能的是我并没有暴露给任何东西。
艾滋病、埃博拉和其它一些雨林媒介的出现好像是热带生物圈被毁的结果。这些正在出现的病毒是从地球生态被损坏的部分露头的，好多都来自热带雨林破坏的边缘或者是来自很快被人类占领的热带稀树草原。热带雨林是地球生命深厚的储藏所，有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同时，雨林也是病毒最大的储存宿主，因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带有病毒。当病毒从一个生态系统中出来时，它们往往一波一波在人类中传播，就像从濒死的生物圈发出的回声。一些正在出现的病毒的名称有； 拉萨、大裂谷、奥罗普切（Oropouche）、罗西奥（Rocio）、Q、瓜纳里多（Guanarito）、委内瑞拉马脑炎（VEE）、猴痘、登革（Dengue）、奇昆古尼亚热（Chikungunya）、汉他病毒（Hanta）、马秋波（Machupo）、鸠宁（Junin）、类似狂犬病的莫科拉(Mokola)和杜文海（Duvenhage）、丹特克（Le Dantec）、柯萨努森林脑病毒（The Kyasanur Forest brain virus），然后还有HIV – 也属于正在出现的病毒，因为它对人类的侵袭正在飞快加速，看不到尽头、西门立克森林病毒 （Semliki Forest）、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辛德毕斯（Sindbis）、欧尼翁尼翁（O'nyongnyong）、没名的圣保罗病毒、马尔堡、苏丹埃博拉、扎伊尔埃博拉和雷斯顿埃博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球正发动一场对抗人类的免疫反应，对下面这些情形作出反应：人类寄生虫、泛滥的感染、世界上随处可见的混凝土造成的死角、欧洲、日本和美国像癌症一样蔓延的腐烂、密密麻麻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他们的领地不断扩张，威胁着要让生物圈发生生物大灭绝。也许生物圈不“喜欢”五十亿人口这个概念，或者说人类最近几百年发生的极度扩增突然使生物圈里各处产生了大量的肉类，而这种肉又不能抵御想要消耗掉它的生命形式的进攻。大自然用很有意思的方式来平衡自己，雨林有自己的防御系统。可以这么说，地球的免疫系统意识到人类的存在，开始干预了。地球正试图摆脱人类寄生虫的感染。也许艾滋是大自然清理程序的第一步。
艾滋可以说是20世纪最糟糕的环境灾难。艾滋病毒很可能是从非洲灵长类：猴子和类人猿跳到人类身上的。举例说，HIV-2（HIV两种最主要的菌株之一）可能是从非洲一种叫白颈白眉猴的猴子跳到我们身上的变异病毒，可能是在猎捕猴子的人碰到带血的身体组织的时候。HIV-1（另一菌株）可能是从黑猩猩那儿跳到我们身上的 – 可能是在猎人宰杀黑猩猩的时候。艾滋病毒的一个类人猿菌株最近在西非加蓬的黑猩猩身上被分离出来，它是目前在动物界发现的最接近HIV-1的东西。
艾滋病毒最早是1980年洛杉矶的一位医生注意到的，他意识到自己的一名男同性恋病人正死于一种传染媒介。如果当时任何人提出这种南加州男同性恋得的未知疾病来自非洲的野生黑猩猩，医学界肯定会集体大笑。现在没人笑了。我觉得极其有意思的想法是这样的：想一想黑猩猩是雨林里的濒危动物，再考虑一下病毒从黑猩猩挪到我们身上突然就再也不濒危了。可以说雨林病毒极其善于保全自己的利益。
艾滋病毒变异很快，经常改变，是个超级突变体，一个变形体，在人群或个体中传播时自发地就会改变自己的特性。即使在一次感染中，它也会变异，死于HIV的人经常都是感染了多个菌株，都是在身体里自发出现的变异。病毒变异很快这一事实意味着研发疫苗会非常困难。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艾滋病毒是生态系统变化的自然存活者。艾滋病毒和其它正在出现的病毒正从热带生物圈的毁灭中逃离出来，因为它们能够变异得比它们所在的生态环境中任何变化都快。如果它们中有的已经存在四十亿年了，它们肯定很善于逃离麻烦，我倾向于认为就像是老鼠逃离船。
我怀疑艾滋并不是大自然超凡力量的显示。人类是否真的能够维持五十亿或更多的人口而不被热病毒摧毁还是个开放的问题，还没有答案，答案深藏在热带生态系统的迷宫里。艾滋是雨林的复仇，这可能还只是开始。
没问题，我想。当然，我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完全没有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么多人进过基特姆洞都没生病。三到八天。极度扩增开始的时候，你什么都感觉不到。这让我想起乔·麦考密克，那个和陆军因为雷斯顿埃博拉爆发事件的管理发生冲突的C.D.C.官员，我记得他在苏丹追捕埃博拉的故事。飞机飞行到密林深处，他和埃博拉在满是濒死病人的小土屋里面对面了，他用带血的针头扎了拇指，却幸免于难。最后乔·麦考密克对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并没有被证实在人群中具有高度传染性。于是我又想起了乔·麦考密克的另一发现，治疗埃博拉病毒中极少的几个突破之一。在苏丹，当觉得自己就要死于埃博拉了，他发现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是暴露给丝状病毒后唯一有效的治疗。
秋日里的一天，我开车去了废弃的猴舍，去看看那里怎么样。是秋老虎的日子里温暖的一天，华盛顿笼罩在一片棕色雾气里。我开下环路，小心地接近了猴舍。这里空无一人，安静得像坟墓一样。门前一棵美国枫香树偶尔有叶子掉落下来。停车场周围的办公室很多都摆着“出租”的牌子。我感觉不到病毒的出现，而更像是金融危机 – 80年代的临床症状，就像高烧过后皮肤脱落。我走过建筑后面的草地到陆军插入的地点，一扇玻璃门。门锁了，门边上有破烂的银色不干胶条垂落着。往里看，能看到地面上有斑驳的红棕色污迹。墙上的一个标志写着：清理干净你自己的烂摊子。我在旁边分辨出气塞通道，士兵通过这个灰色区域进入高危区域。通道是灰色的煤渣砖墙，太适合灰色区域了。
草地上的塑料碎片在我脚下沙沙作响。我发现接骨木的果实在生锈了的空气处理机旁成熟着，听到拍球的声音，看到一个男孩在操场上拍篮球，球的橡胶声在以前的猴舍上空回响。孩子们的喊声穿过树丛从幼儿园传来。我探查着建筑的后面，看到一扇窗，就往里看了看。爬藤植物已经长到了屋子里面，紧贴在玻璃窗上寻找热量和光线。这些藤蔓在建筑物里怎么找到水源的？藤蔓是鞑靼忍冬，一种长在荒地和废弃地方的野草。鞑靼忍冬的花没有香味。就是说，它们闻着像病毒，而且在损毁的栖息地生长茂盛。鞑靼忍冬让我想起塔尔塔罗斯[1]，维吉尔〈〈埃涅阿斯纪〉〉里死人待的地方，地狱，那里死人的幽灵在阴影里轻声低语。
就好像在雨林里看东西，我无法通过纠缠的藤蔓看到以前的致命区域。我绕到建筑侧面，找到另一扇被胶带封着的玻璃门。鼻子压在玻璃上，双手圈在眼睛周围挡住反光，我看到一个桶，上面蹭着干了的棕色硬皮。硬皮看起来像干燥的猴子分泌物。不管是什么，我猜已经被乐高氏漂白剂翻腾过了。一只蜘蛛在墙和废物桶之间结了网。网下面的地上，有蜘蛛掉落的苍蝇和小黄蜂的外壳。时间是秋天，蜘蛛在网上留下了卵套，为自己的复制周期做准备。生命在猴舍重新建立起来。埃博拉在这些屋子里出现，展露了一下它的色彩，吃饱了，又回到树林里去了。它会回来的。
（全文完）
[1] Tartarus：囚禁恶魔的冥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