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之威尔逊篇
姜良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O.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期留守南京的22位西方人士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威尔逊虽是美国人，却出生在南京，并在南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后，他又携家眷返回南京。可以说，南京是威尔逊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其意义非同一般。
从1937年12月3日起直至1938年2月21日，威尔逊是除日军之外“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由于职业的关系，威尔逊责任尤为重大。在日军进行大屠杀的黑暗日子里，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则成为了地球上工作最繁忙的医生，夜以继日地救治了李秀英等一批遭受日军枪击、刺伤、强奸的中国受难难民。被他的手术刀从死亡线上拉回的人为数众多，其详细数目也许永远无法查清，我们只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后，他外出还随时都有可能碰到被他救过的人向他表达感激之情。
大屠杀期间，威尔逊除做好外科医生的本职工作外，还兼产科医生及医院救护车司机，并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协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保护南京的难民。他还向日方提交日军暴行记录，并联名向日方抗议等等。由于威尔逊肩负着众多的责任，因此他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为此，他的身体健康遭到了严重的透支，后半生几乎完全是在病痛中度过的。
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威尔逊作为国际检查局南京大屠杀案的证人，率先出庭作证。作为一名美国医生，他的第三方身份和医生背景，使他的证词更具说服力，有力地证明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系列暴行。经威尔逊救治存活下来的梁庭芳、伍长德等人也成为东京审判的重要证人。
一、威尔逊其人
1906年10月5日，罗伯特·O.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在中国南京一个洋溢着书香的美以美会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韦理生（Wilbur F. Wilson）不仅是传教士，也是一位致力于中国教育的先驱者。自1910年金陵大学创办附属中学起，他就开始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历时14年之久，其间还曾担任金陵大学外国文学系的首任主任。他的母亲玛丽·萝内（Mary Rowley Wilson）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学者，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并为传教士子女开办了一所学校。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姨夫，大名鼎鼎的约翰·福开森（Route Ferguson）先生，是西方来华的著名教育家之一，曾参与创办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这位姨夫很显然对威尔逊有着很深的影响，至少直到1938年，两人还在保持通信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福开森出任上海救济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国际安全区能保障难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多有仰仗他在上海奔走募捐的努力。
这种优秀的家庭条件，结合古都南京传教士群体浓厚的人文氛围，为幼时的威尔逊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他甚至曾经有幸成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学生。得益于这些优势，加之个人的辛勤努力，1923年，威尔逊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进入这座世界著名学府深造。大学毕业后，他在康涅狄格州一所高中教授拉丁语和数学。不久，威尔逊又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接受医学训练，并于1929年毕业。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曾在纽约的同仁医院实习，并在这里与医院的护士长马乔里（Marjorie Wilson）结婚。
童年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童年经历影响着人们的许多重要选择。古都南京特有的气息深深地印刻在威尔逊的记忆中。出于对中国、对南京深深的爱，他在完成学业后即努力回到自己的家乡。1935年，这份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获准在金陵大学附属的鼓楼医院工作。1936年1月，威尔逊携带家眷回到南京，成为鼓楼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威尔逊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在南京的西方人中已不多见，然而他对此并不满足。为了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便于与中国人交流，威尔逊回到南京后，特意请了一位王先生做自己的中文教师，坚持学习中文，即便是在抗战爆发后日军频繁空袭，时刻面临轰炸的危险时期也没有丝毫的松懈。近60年后，他的遗孀接受采访时，真切地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受：“中国人是他的同胞。”
受家庭影响，威尔逊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美国归来后，他还开始承担起传教士的责任，并很快融入到在南京的传教士群体。特威纳姆教堂（金陵大学小礼拜堂——现存南京大学北园内）是他经常出现的地方，偶尔还会客串牧师的角色进行布道。1937年6月28日，威尔逊迎来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大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了，与她一起到来的是无限的幸福感。
二、南京沦陷前夕的威尔逊
1.在日军无差别轰炸中救治平民和伤兵
1937年8月15日，南京迎来了第一次空袭。威尔逊的住所距中国的国防部很近，因此他目睹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飞机飞得很低，直向我们的房子扑来；我们四周正遭到扫射。”但是，作为一名医生，威尔逊不能一直呆在家里安慰他的家人——空袭刚一结束他就必须立即赶回医院，那里不仅有急需救治的伤员，还有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的伤员。1937年8月20日，威尔逊开始了“真正的紧急战时手术”，很快，受伤的飞行员也开始出现在他的病人里。
此后，直至南京沦陷前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威尔逊不仅要承担起医生的职责，而且由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大批撤离，他救助病人的流程已经变成了“医生开着救护车，提着担架，将病人接回医院，穿上他的手术衣，给他接来的伤员做手术”。（威尔逊日记，1937年10月28日）
除在鼓楼医院坚守岗位外，威尔逊还到南京其他地方开设户外门诊，为病人免费治疗。10月3日和4日，威尔逊带领一名护士到下关难民营开设门诊，并顺带考察了下关难民营的情况。
鼓楼医院老照片。
2.毅然选择留守南京
生于南京，长于南京，奉献于南京，威尔逊对于南京怀有浓烈的故土情怀。他常用“我们”来指称中国人，这在当时的外国人中是一个特例。魏特琳、贝德士等人在中国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对中国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这样他们也仅使用“中国人”这样中性的词汇。在日记中，威尔逊经常使用“我们的飞机”和“敌人”等这些感情色彩鲜明的词语。
频繁的空袭在南京城内造成了恐慌。为了躲避危险，自1937年8月份起，城内居民就开始了大批的逃难，一些外地学生则放弃了在南京的学业。许多国家机构或民间团体也纷纷将办公地点迁出这个是非之地，鼓楼医院所在的金陵大学和附属中学，因其身份特殊，成了除神学院外仅有的两所坚持在南京办学的学校。
在各国使馆的组织下，南京的外国侨民也分批撤离这个“每小时都会遭到轰炸”的危险之地。1937年8月16日，美国大使馆建议侨民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转移到比较安全的牯岭或者汉口。23日，大使馆的口气变成了警告，要求所有的美国侨民，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就离开南京避难。经过慎重考虑，威尔逊决定将妻子和女儿送到牯岭，但是他自己却选择了留下。28日再次接到大使馆催促撤离的通知后，威尔逊与来访的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赫尔·帕克斯顿进行了一番长谈，表露了他的想法。他认为坚守岗位乃是职责所在，只有当日本陆军逼近，南京面临沦陷时，自己才有可能离开。
威尔逊不仅自己留下，而且很热心于劝说别人作出同样的选择。11月28日，鼓楼医院的大部分员工乘船离开了。12月2日，原本计划与威尔逊共同留下的医生柏睿德接到通知，他的小女儿在牯岭得了重病，希望他马上去。第二天，鼓楼医院最后的几名医生乘坐“黄浦”号离开了南京。这样，威尔逊就成为了即将沦陷的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与他同时留下的还有特里默医生、鲍恩典（G. Bouer）化验师兼护士和海因兹（I. Hynds）护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负责医院管理的麦卡伦（James Henry MaCallum）牧师。或许我们引用他的日记最能清楚地说明他这样做的原因：“作为一个战乱的大城市里的唯一的外科医生，我怎么能离开这些严重的病人呢?”这种医生对病人的责任类似于魏特琳所说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三、大屠杀期间的威尔逊
从1937年12月3日柏睿德（Richard F. Brady）离开，到1938年2月21日获准重返南京，在这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威尔逊一直是留在南京的唯一外科医生，这让威尔逊自己也感到吃惊。被送到鼓楼医院的大屠杀幸存者绝大多数属于外科病例，威尔逊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威尔逊治疗的外伤包括烧伤、刺伤、砍伤、枪伤、炸伤造成的骨折、坏疽、感染等病例。他的病人有警察、军人、商人以及贫苦百姓等各色人物。伍长德、梁庭芳、李秀英等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重要证人，都是在他的救治下存活下来的。此外，威尔逊还医治了大量因强奸致伤的女性。
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护南京难民，威尔逊也曾参与到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当局的交涉中。1937年12月19日，威尔逊曾独立起草了一封抗议信，亲自和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送达日本大使馆。
1937年12月19日威尔逊医生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函。
1938年4月，无锡圣安德烈医院的李医生和另外一名医生终于得到日军允许，来到南京协助威尔逊。此后，鼓楼医院的医生们纷纷开始离开南京休假，但威尔逊却坚持留下继续辛苦工作；当他终于决定离开南京休假时，已经是1938年的6月了。也就是说，从1937年日军进城开始，他在鼓楼医院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
威尔逊做这一切，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他的鼓楼医院完全是在亏损的情况下运作，并且更为重要的，他是在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作出这些行为的。为了表彰他为南京所做的一切，抗战胜利后，威尔逊和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其他外侨一起获得了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襟绶景星勋章。而南京的民众则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保存了对这位洋大夫的怀念——70年后的今天，他的事迹仍然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所铭记。
国民政府授予威尔逊医生的勋章。
四、威尔逊与东京审判
1946年6月22日，在东京法庭国际检察处检察官休谟少校的见证下，威尔逊在东京提交了书面宣誓证词，编入国际检察处文件，编号为2246。7月25日，该证词作为起诉方第204号证据被法庭接受。据担任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教授回忆，威尔逊医生是第一个出庭作证的，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就在证词被接受的当天，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起诉方的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威尔逊作为一个当初的中立国国民，以亲身经历和所目睹的事实提供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直接证据。
就在证词被接受的当天，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起诉方的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威尔逊作为一个当初的中立国国民，以亲身经历和所目睹的事实提供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直接证据。
五、威尔逊的晚年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尔逊也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之一。据威尔逊的妻子马乔里晚年回忆，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安排时间，每周至少有一次时间补回睡眠时，威尔逊却一刻不停的工作。白天，手术占据了他几乎全部时间，晚上，睡眠则经常被打断，他被叫出家门，阻止日本士兵的暴行。他不得不依靠肾上腺素来支撑自己的工作。1938年6月去上海的休假，是在威尔逊身体状况已经完全不允许他再工作下去的时候才做出决定的。但是一次休假几乎完全无助于他已经超负荷运转达半年之久的身体了。1940年，疾病和精神崩溃最终迫使威尔逊返回美国，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休息了一年。他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1967年11月16日，疾病缠身的威尔逊在美国家中病逝。
与其他留京外国人士相较，南京大屠杀期间，身为外科医生的威尔逊，对患者实施的是最直接的生命救治。不难想象，在屠戮肆掠的南京城，如果没有威尔逊医生，那些身受重伤的难民，除了痛苦等待生命的终结别无他途。威尔逊诊治了这些患者，既为战后揭露日军暴行留下了重要的人证，也为非常时期的南京民众带来了生的希望。
对于威尔逊在大屠杀期间的贡献，中外人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