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光的决定
中国的皇帝看上去是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一大早，他就必须上朝，聆听和申阅着数量繁多的奏折，有些须立刻决定，有些则需与大臣讨论后再决定，很多时候几乎整天忙着这些事情。道光继承了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这个帝国从1644年进入中原以来，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发展，满清的疆土已扩大到北囊外蒙古，西括准噶尔和西藏，南至越、老、缅甸。但是，如所有前朝一样，满清的统治是靠暴力夺取的，它也同样想方设法说服百姓承认其政权的何法性。它对外商的行文千篇一律如：“我天朝。。。养育万民， 明鉴。。。，光大。。。”，这一切，并非简单地渲染给众人看，更重要的是显示自己的威权。每一代的“贤皇”，都向外展示其“非凡”的能力，而将因责任重大而引起的慌恐不安深藏于他们心中。
这个帝国在道光接手时已开始衰败：动乱、财政拮据，更糟糕的是军队的作战能力下降，下降的军力反过来进一步使得各种内乱难以收拾。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控制其边界能力开始下降，先是1766年到1769年间对缅甸的征讨不顺，清军被击败或者说是停顿不前；而后，1788年对越南的占领在一个月中损失了4000人，并被越南人赶了出来。国内也不平静：1774年白莲教起义，起义一直延续到1805年才被完全剿灭，而最后剿灭还是靠民间所组织的团练。总而言之，当时，中国各阶层的矛盾尖锐：满汉、南北、外省豪杰与中央政府，等等。
平心而论，道光在其即位后的十年中，对各种棘手的天灾人祸处理的颇为得当：他整修了河堤；整顿了盐税；镇压了西北的回民起义。但他并不知道问题根源，他所作的只是不停的对官员们任命、升职、降职、免职。
中国官员的文化也是一个大问题：满清继承了汉族近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在文化人的心中，深植了只有“作官”才是文化人自豪的正道。但随着历朝代人口的膨胀，到了清朝，在近2百万人的乡试中，仅有1.5%的人能通过成为秀才；通过秀才考试的人中，低过5%的人可考取举人；在剩下的人中, 约1.5%最终成为进士而进入官僚系统。绝大部分落榜者咽下懊丧，来年再试；一小部分中则有的失望退出；有的发疯；有的自杀；更有极少的则造反。李自成据说就是一个因科举失意后而成为驿卒，最后起义推翻了明朝；而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同样是一个科举失败后的小学教师。太平天国在与清朝搏斗了十四年后才被扑灭，几乎推翻了清朝。
然而，仅为汉族人口三百五十分之一的满族人，则不完全需要遵循这个科举制度，在每一阶段的录取中，都会为他们留有一定通过的比例。他们的提升远快于汉人，因为为他们所保留的职位多过他们能通过考试的人数。那些奋斗半生的汉族同僚，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不称职的异族一个个地高升——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感受。这种环境造就了两类官员：不加约束的激进思想和极端守旧的保守思想，这两种思想的极端对立，部分促使了鸦片战争的暴发及不幸。
1832年，清朝军队在镇压广东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时被击败。其后，派去调查失败的官员向道光报告该军来自沿海，不适应山地，许多士兵沾染了鸦片瘾，这件事让道光开始担忧。与此同时，水旱灾情和饥荒也接踵而来，加重了道光的忧虑，他更换了放任鸦片走私的广东官员，指示接任者强力禁烟。然而，新任官员不久也与当地腐败的商宦同流合污，因为在鸦片走私泛滥的沿海地区，腐败的机会与文化，远大于封闭的北方。以广东十三行中伍秉鉴“Howqua浩官”为例，其个人财富是欧洲巨富纳丹-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的十倍！另外，阻断鸦片的走私，会影响资金的流动，也势必影响地方的正常贸易。
1836年，一位高官上书争辩禁烟令，他认为禁烟无用，严刑会使民众反叛，外寇入侵，而政府尚无实力进行剿灭；而对鸦片的危害则认为食用者多是一些懒惰、无用的刁民，应让他们吸食到自己死亡，日渐增加的新生儿会填补这些死亡人口。广东巡抚支持这一主张，并通知十三行准备让鸦片合法化。但没过多久，禁烟一方以黄爵滋为首，上书坚决主张禁烟，他们指控鸦片是西方列强的阴谋，指控英国人用鸦片毒害国人，诱其上瘾，从而达到削弱其意志及体魄，夺其财产的目的。他主张对吸食者给予一年的悔改期，如仍不改，则处以死刑。他认为极刑加以孔孟之道教育，吸食者十有八九将会悔改，他将用“五室连坐”方法来确保其方案的执行。同时他也暴露了他对外国的无知：他说英国人对他们中间吸食鸦片者，会将其绑在一枝竹竿上，当众射入大海，因而西方各国仅制作鸦片而不吸食。
在读完黄爵滋的上奏后，道光诏示满朝及各督府，寻求建议。在二十九封回奏中，仅有八封支持黄的建议，其余均要求加强对广东的鸦片走私的稽查。一封奏折中认为，在广东和福建，鸦片食用者“十有八九”，执行死刑的话至少要杀数十万人，不但恐怖也难以执行。以此推断，假定在全国4亿人口中，仅对1%的人执行死刑的话，那就是4百万人头落地，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从事鸦片走私的人, 而仅针对鸦片走私的话，则牵扯面要小的多。
在审阅完有关鸦片的奏折后，1838年底，道光召见了林则徐，经过数次恳谈，于1839年初，任命林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