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释性的宣言
1839年8月29日，中国历史所书的鸦片战争的主要策划者、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公爵和往常一样，前往那间座落在唐宁街的外交部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义律从中国发来的信函，信中描述了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恐吓、封馆和收缴鸦片。义律在结尾说：“我认为，我的公爵，对这些不公正的回应，须以快速而有力的回击来回答，无需考虑任何文字交涉！”
按中国历史所述，作为一个一心想扩张的帝国主义分子，巴麦尊逮住这个机会，与贪婪好战的商会相配合，迅速发动早已计划的对华战争, 但遗憾的是巴麦尊并没有机会制作这样一个计划。巴麦尊的外交部，实际上是一个与欧洲各国联络感情的俱乐部，充斥了刚由大学毕业的酸腐文人、花花公子和赌徒。他经常被贵族、同事和首相要求任命一些不称职的人出任各类国内外的职务，造成效率低下。显而易见，这个外交部更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遥远、语言相比欧洲各国难度更大的国家有更好的外交政策。信件传递就是用快速帆船、蒸汽船等手段，也需月余。义律致巴麦尊的信件用了5个月，而义律接到英国出兵的消息则用了6个月。
不光如此，英国从1830年开始，遭遇到粮食欠收、工业衰退、失业人口俱增， 由此引起英国社会巨烈动荡。1839年夏，伯明翰发生暴乱，暴乱后的城市有如风暴刚刚横扫而过，满目苍夷。辉格党首相于5月7日辞职，托利党党魁罗伯特-皮尔依法组阁。但由于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拒绝将她所喜欢的、由辉格党人妻女构成的伺寝大臣们，换成由托利党人的妻女，皮尔愤而辞职，维多利亚女王不得不请她所钟爱的辉格党人墨尔本公爵组阁。这使得辉格党内阁不仅仅是不受欢迎，而且不合法。托利党人在议会中反对辉格党的任何提案，而议会中的极端派发现执政党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要求政治改革。总之，1839年对巴麦尊所服务的内阁来说，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夏天。
1839年英国的海外领地更是不平静。爱尔兰、牙买加和加拿大均爆发反叛，英国不得不中止后二者的议会活动。法国和俄国在埃及和阿富汗，挑唆部落与英国的关系，使得英国不得不派出一万多人的部队，横跨印度次大陆前去喀布尔，以期扶持软弱沙-苏加来替换阿富汗当时亲俄的统治者，这场远征最终在三年后以悲剧收场。但英国政界在一开始就指责巴麦尊，在进行一场耗费巨大的战争，故意夸大俄国威胁；准备在数千公里外对华进行战争，也是同样被指责。
正在休假的印度总督奥克兰公爵，在1839年5月25日收到了有关中国的事态的信件，他决定暂放在一边，因为英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他觉得相对于中国的事态，此军事行动更为重要。他在致英国负责印度事务的督查霍博豪斯（John Cam Hobhause）的信中说：“对于印度，我们现在要准备鸦片收益会大幅降低。。。但您知道，我一直对印度的产出有信心，我看好我们的财政前景无需依赖对华战争来维持，这场战争让我觉得难为情，我也看不到它的前景。” 霍博豪斯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英国应从这潭混水中撤出。
这就是威廉-加丁在那年九月抵达伦敦时的情况，巴麦尊不愿对华开战，议会各派均不容易说服。加丁尝试争取巴麦尊的会见，但怡合在伦敦的代理人，也是一位议员，无法说服巴麦尊同意会见，仅从巴麦尊处得到英国会采取措施的回答。被冷落的加丁只好整天地投入各种商会会议、请愿，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代表会谈等，他不无失望地写信给梅瑟森抱怨，说伦敦对他们不感兴趣，混淆贸易和对英国的污辱，拒绝支付被毁鸦片的货款。但到9月27日，事情有了转机，巴麦尊同意见他。在巴麦尊办公室外等了两个小时后，加丁最终见到了巴麦尊。但巴麦尊除了向他详细了解了中国海防、港口等情况，没有向他提供任何保证。
9月30日，包括巴麦尊在内的八名内阁在温莎城堡开内阁会议，对华政策为议题之一，但头天会议仅讨论了埃及问题。第二天，会议转到了中国，但与会的阁员们都累了，不想讨论了，于是话题转到对华战争是否可行，会花多少钱的问题上来了。
巴麦尊根据加丁的介绍，认为派“一艘大型战斗舰，两艘护卫舰和一些小型的武装商船，其中几艘是蒸汽驱动的就可将北京河口（天津）到广州河口（珠江口）封锁”。接下来争论转到谁应当赔偿鸦片损失，财政部长断然拒绝政府赔偿，阁员们也均不认为英国政府要为鸦片“买单”。“也许中国政府应赔偿”，巴麦尊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刚加入内阁、年轻但已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子、战争部长托玛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的全力支持。这位也是诗人和历史学家的部长，随即发表了来年4月在议会上被再次重复并引起轰动的演说：“义律在广州一上岸，周围是他那些绝望且饱受惊吓的同胞，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命令将大英帝国的国旗从船上转到商馆并在阳台上升起。。。他们很自然地在这面飘扬在眼前的胜利旗帜上得到了信心，这面旗帜提醒他们，他们来自一个不习惯于失败、屈服和羞辱的国家。。。她让阿尔及尔海湾为羞辱她的领事而卑贱；她在派拉西的田野上为“黑洞惨案”复了仇；自从她伟大的保护者发誓，要让英国人的名声象罗马人一样为世人所尊重而从未失言。。。”这一刻，焦点转到“爱国主义”上来了，鸦片贸易的道德疑虑已荡然无存。仅管霍博豪斯尝试警告英帝国面对着一个占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大国，战争可能无法维持，但内阁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去中国。
战争决定虽已作出，但力量是否足够仍让内阁担忧，首相将此事全权委托给处事犹豫不决的印度总督奥克兰公爵，因而出兵又被拖延了6个月。对这场战争，英财政部长担忧英国下院会反对；东印度公司仅管对其不用支付被毁的鸦片而感到高兴，但对战争不感兴趣，因为中国开放对它原来的贸易专权没有好处。而巴麦尊对鸦片商人的赔偿要求置之不理，加丁和其代理人尝试争取一个简单保证的要求的信件，连拆都没有拆，就被简单的退回了。
11月上旬，巴麦尊指示奥克兰作好对华战争准备，不需太急，不要影响贸易，战争应在来年3月至9月贸易中断季节进行，奥克兰于是返回加尔各答进行战争准备。
巴麦尊的计划并未征求议会的看法，他刻意地将义律的报告锁在外交部并对战争准备密而不宣。但各种消息已由商人和传教士，从广州和印度的英文报纸，传到了英国报界。而加丁在10月就雇佣了一名律师来进行公关工作，向英政府寻求赔偿并活动报界。在1839年底到来年初春，仅管报纸上并未连篇累牍的大肆宣扬，但给予了空间，让鸦片贸易支持者温合但坚定地要求政府履行义律的赔偿保证，并提醒公众：“鸦片贸易一直以来为印度政府所鼓励和提倡，这个贸易为英国政府和议会特别许可和授权的，而且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个贸易。。。为中国所禁止，是走私和非法的。。。”
但更多的报章，犹其是那些支持托利党的报纸，则批评鸦片贸易。泰晤士报连载教士阿尔戈隆-瑟沃尔（Algernon 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的罪恶》，强烈谴责鸦片贸易，认为义律和鸦片商人所受的待遇是罪有应得。泰晤士报在10月23日发表评论说：“我们在发展和鼓舞鸦片贸易上的罪恶，确实是自从人类触犯上苍而被惩罚中，所有罪恶中的最黑暗的一个。”利兹水星报附和说：“英格兰不仅是在中国人眼中降低了国格，而是在整个文明世界眼中降低了国格；在那无法忍受的困境中，无法尊严不失地退出。”
随着印度按巴麦尊的指示开始战争准备，英政府对外界有关战争的询问异常冷静。英政府在11月3日和4日，镇压了威尔士大约7000余人的矿工起义，造成了20人死亡，50余人受伤，这事件造成政府威信进一步下降。1月24日，反对党开始在议会要求公开义律有关中国问题的通信，并在其后每次国会复会时再次要求，但巴麦尊每次均推脱。3月11日，一家巴黎报纸透露，一艘法国军舰正在前往中国去观察英国的远征；第二日，消息传来说奥克兰公爵对华宣战，一支总重40000吨的舰队和16000人的远征军即将起程。伦敦舆论大哗，后来出任过英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要求巴麦尊对此作出解释，但巴麦尊谎称这只是个建议。
1840年4月7日，托利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不信任案，在连续的三天里，托利党攻击巴麦尊的外交错误：未给义律明确的指示和权力，未曾控制鸦片走私；麦考利用他著名的“不习惯于。。。”的演说回击了这个指控。当辩论转移到对鸦片走私不道德性时，托利党议员严厉谴责了英政府纵容鸦片走私，但这些谴责在最后一天议会辩论中，被巴麦尊的著名回答演说所击败。巴麦尊问议会，他怎能赋予义律更大权力而保证这个权力不被滥用？这一职位的主要职责是捍卫英国国旗和王室的尊严，并确保对华贸易长期发展。最后他总结说：“从律劳卑时日至今，对在华英国人的羞辱，如果继续任其发展而不被阻止和纠正，那将无法。。。使任何英国商人的人身安全和尊重得到保证，他们也将无法继续在该地进行商业活动。”最终，在筋疲力尽的辩论、严酷的经济形势和自大的爱国主义相互作用下，议会以微弱优势（271票对262票）通过对华战争决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