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祸
在1860年，从中国到伦敦需要一到二个月，足够时间让人思考他在华的所见和所为。亨利-洛克（Henry Lock）——前孟加拉骑兵和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柴郡的小庄园主、额尔金公爵的私人秘书，于1860年12月27日在欢呼声中抵达了多弗港。该年9月，洛克与巴夏礼一起，被清政府绑架、监禁、以处死相威胁，他的经历视乎证明了必须用武力来对待中国人。在他回国的途中，带着胜利消息的信使赶在他之前抵达英国，从而使整个国家进入到一个反华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状态。根据报界，在读到洛克“落入那些连野蛮理由都不要的、惨忍的敌人手中并被残酷的对待”时，人质的命运“在各个社会圈子里焦急地讨论着”, 整个国家对这个“敏感且惊险”的话题“极度担忧”。当带着交换条约的洛克的船靠上码头，伦敦举行了鸣炮庆祝典礼，洛克作为英雄回国得到了真心地欢迎和喝彩，市长说：“他所承受的多重苦难，激发同胞们对他的最大的同情和怜悯，但是这些苦难已用强有力的方式还击了, 并由此带来伟大的和平。”
一大群女士们也到场欢迎回国的英雄，留着一脸维多利亚时代的胡须的洛克，对他所受的欢迎“表现出极度的满足”。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王子为收到从中国皇帝寝宫内抢来的精致玩意儿兴奋不已，（这中间包括一副珠宝点缀、绸子流苏的帽子；一本玉石封皮的孔子语录和一只毛绒绒的小哈叭狗，狗的毛发上被扎上一些抢来的小玩意），他们也热切地期待与洛克见面。洛克自己也深信他的经历有着巨大意义：战争和条约已刚达成，“很高兴地结束了一个标志着新时代开始的事件，这不仅是中华帝国的历史上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的：将这个四万万族群带入文明世界这个家庭。”
一位1849年的旅行家，在其返英的航程中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并不是一个公正的中英关系方面的观察家：他的家庭里——叔父，表兄弟，侄儿，均从事鸦片贸易，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不仅是一个对华贸易的老手，也见证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在1840年监督着鸦片在英军占领下的舟山卸货，以保证对华鸦片贸易不因冲突而中断。他的名字叫唐纳德-梅瑟森（Donald Matheson），著名的詹姆士-梅瑟森的侄儿。到了1849年，他的良知使得他放弃了家族生意；在接下来的8年中，他成了新成立的“抑制鸦片贸易”协会里的一位耀眼的人物。在他的婶子，玛丽，詹姆士-梅瑟森的遗孀，于1896年过世之后，将所有的家产都遗留给了他，这位身怀内疚的长老会教徒，从而有机会用他詹姆士叔叔留下来的、宏大有如哥特建筑般的鸦片贸易收益，来对毒品作战。他早年“打开中国市场”的生涯，和后期致力于19世纪反对毒品运动，典型地体现了西方的商业恐华症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良心不安，两者交织在一起，继续毒害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1842年后的数十年间，英国未能下定决心将鸦片定性为毒品，也未能评估鸦片对中国的影响。1856年，一位深受触动的传教士说：“鸦片蹂躏着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败坏了所有我们所遇到人的道德，我不能不将大多数原因，归疚于这个极度诱惑性和毁灭性的毒品。”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882年矛盾地说：“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象中国人那样会享受，那样能吃苦；也同样没有人象他们那样吸食那么多鸦片。”卡尔-马克思在1856年引用一本激进的反毒品的小册子时说：“为什么说奴隶贸易比鸦片贸易还慈悲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摧毁非洲人的身体。。。我们没有消弱他们的天性，腐蚀他们的心智，摧毁他们的灵魂。”一位植物学家则反驳说：“这些最近对鸦片问题如此呼吁的好意的先生们，我会推荐他们先去改造自己（饱浸朗姆酒）的国人。。。中国人和这些想成为监护人的先生们一样，完全有能力照顾他们自己。”
贯穿整个世纪中叶，英国人也自由地食用或饮用这种毒品，在1868年药品管理法（将鸦片的销售权限于药剂师）生效前，杂货店的商品目录上有着各种各样、受专利保护、含有鸦片的药剂，就列在果酱和燕麦糖之后。鸦片的使用在英国东部湿地居民中较大，那儿的店主会为周六夜准备３千到４千管剂鸦片酊。它被用来止痛；治疗抽筋、失眠、发汗和减少肺痰；治疗糖尿病、沮丧、兴奋过度和醉酒。鸦片酊与牛胆汁混合, 用来治耳痛、精神病、歇斯底里和牙疼；与蛋黄相混以治疗痔疮。
评论人士发现他们对1839～42年的事件是否真与鸦片相关难以相互认同。绝对不相干，一位叫戴维-威尔斯的人1896年在一著名的美国杂志上争辩说，如果“英国没做这件教训中国人的工作，迟早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这样做。”他们都从“任意污辱”在广州的外国人这个角度看问题。胡说八道，另一篇文章在下一期中则反驳说：“收缴走私鸦片。。。是战争的直接原因。。。我们（英国人）不仅应对由印度向中国所提供数量巨大的鸦片负责，也要对中国正在扩散的鸦片种植负责。”这场战争是“国家的耻辱”。
但直到1880年，在英国等国，鸦片争议的论调在变化——中国人使用这种毒品的数量以令人不安的速率上升着。虽然一些人对最近的英华战争与鸦片相关指控进行激烈争辩，然而额尔金与外交部间的通函，就鸦片应如何在中国合法化的讨论就有6页之多；仅管努力掩盖事实，1860年第二次对华战争结束后的条约，小心地将鸦片列为合法并缴纳关税的商品。尽管对鸦片的征税原是禁止性的（每箱30两白银），但中国的鸦片进口却持续上升：由1859年的75822箱上升到1879年的84528箱。1869年的一篇报告称，在京城，“每条胡同都有鸦片馆，大一点的鸦片馆有两家甚至三家”。吸食鸦片的情况已从时髦的沿海城市扩散到了乡村，“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一本1878年的年历评论：“原仅在城市中才有的吸食鸦片现象，已在偏远的乡下变得普遍，现今，一个乡镇花在鸦片上的钱高于所花在稻米上。”
针对于鸦片吸食者大规模地上升这一情况，英国的反毒运动——曾在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对贩奴行为组织过激烈反对行动的中产阶级，推动改革的政治家们的后代，开始组织行动起来。对于那些使用鸦片有着责任心和创造性的阶级，用些鸦片则无问题：作家维尔基-克林斯（Wilkie Collins）对着他鸦片酊瓶哼唱着：“落下来，宝贝。如果我什么都不爱了，我爱你！”他在1868年创作《月亮石》时，是啜食着鸦片酊而完成的；当作品完成后，他声称他不记得曾写过此作品。有经验的医生也可以使用较强、大剂量、较易上瘾的针剂（1850年发明的皮下注射剂），这种针剂以鸦片的合成剂——玛啡（1805年由鸦片中提炼出），或后来发明的，有如奇迹般力量的海洛因（1895年取得专利）形式出现。但不负责任的劳作母亲为使婴儿在白天保姆照看时安静而对他们使用毒品；劳工阶层滥用鸦片酊或药丸来替代酒精作为刺激；及背街的杂货店私下供应鸦片等行为，使受过教育的阶层日益震惊。
为设立自身对药品的定义、控制和处方，医药界开始重新界定无限制的鸦片的使用（或任何型式的，温和/极其强性的；定量/无限制），称其为一种自残式病症——毒瘾：一种“罪孽”，一种需要专家强制治疗的“道德败坏”或“精神疯狂”的特征。毒品的使用和上瘾的新理论家们，将他们的观念混合以科学严谨，形成了道德上的谴责；以自写处方方式来获得鸦片啜食，日益遭到谴责，认为这是失控，这种腔调从来没在烟酒的使用上出现过。体温计的发明者克利夫爵士（Clifford Allbutt）说：“任何型式上的使用鸦片就是玩火，可能已经着了火。”皇家外科医生协会主席讲演时说：“习惯性的鸦片使用，会导致最为伤害的结果。”1908年，英国医学学会建议毒瘾被列为一种精神病——“意志不坚定”，需要某种型式的拘押。
当反鸦片的游说团体在反对中国的鸦片使用时，它的反对声浪上升到种族角度（中国在数十年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市场）。在十九世纪，当亚、非洲在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化前相继倒下，欧洲帝国的理论家们对为何欧洲人能主宰世界寻求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将此归结于人种的截然不同，白种人居于顶部，黄种人和黑种人居于之下。中国人中，显著众多的鸦片使用者，成为意志薄弱的象征，和无法为人理解的、异类的麻木不仁。因此，这个反对对华鸦片贸易的运动，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它对中国表现了一种特别的同情心，对西方（特别是英国）在将鸦片引导给中国国民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内疚；另一方面，它无法掩饰对中国人的厌恶。鸦片贸易也对基督教在华的出现提供了合理性：鸦片将整个国家变成一群极度败坏的鸦片烟鬼，极度需要被渴望救世的传教士来管理和改进。中华内地传教团的创立者宣布：“我深信，鸦片在中国一周的流通所造成的邪恶，比传教士一年所作的善事还要多。”换言之，西方在华先制造出了问题，然后提供解决问题的服务——鸦片贸易使文明使命产生且具有合理性。
1874年，新的抑制鸦片贸易委员会（SSOT）正式开始了它的征程，它分成两个委员会，它组织作文竞赛，游说议员，在下议院提交陈情，为反鸦片的医疗提供奖金，以使其运动具有科学性。在此之上，它出版反对鸦片的书籍和一本期刊称作《中国之友》，这些书籍和刊物都齐声宣传这种毒品的危害（‘真的。它是撒旦手里的一件工具’），而鸦片贸易本身是（‘一巨大且痛苦的罪孽’）。一位运动先驱在争论时说：“一种用的最多的误导是淡化这一罪恶的程度，辩解吸食鸦片的邪恶不会比喝杜松子酒严重；但这和另一种误导，‘如果我们英国人不向中国人提供鸦片，别的国家也会’一样。一个人要多么堕落才会用一个罪恶来衡量另一罪恶。”反对鸦片的游说团体的宣称，也因人们对中国人日益堕落的道德的震惊所支持，而它过于简化了鸦片使用的危害，拒绝界定中国人中诸多种类和方式的鸦片使用（医用性、消遣性、日常性、经常性、偶尔等等）。在反对鸦片使用的传教士的证词里，鸦片的使用只是“糟，极其糟糕。。。道德上――品质恶化，身体上――变得虚弱，人际上――地位下降。”
很快，这一“可悲的”民族性的毒瘾，被当作中国人这个族群的特性，使中国人“困于黑暗。。。本质上缺乏道德和沉溺声色的民族。。。处于沉睡或美梦的状态。”（与充满活力的欧洲人相比）这一信念得到了支持。“亚洲人的粘液性气质和懒惰的习惯，使得中国人容易囿于自身的习性，” 一位在中国传教的教士作证说，由于他们“热衷于享乐和嫖赌，鸦片烟馆是道德的下水道，鸦片吸食与赌博和令人恶心的享乐息息相关。”另外一位传教士自信地表示：“鸦片是上帝对一个不诚实的民族的惩罚。” 其他的分析则声称：坚强、外向性的欧洲人决不会吸食鸦片，他们宁选热辣的烈酒，在任何情况下，“穿着紧身长裤和皮靴躺下来，无论多长时间都是太不舒服了。”
很短时间内，由于内疚而产生的反对鸦片的运动逐渐地变成了对“中国民族特性”的抹黑行动，并随之为自我安慰打开了一扇门，认为中国对鸦片的大量需求与英国的炮舰和追求利润无关，而是中国人自身品质的问题。一位教士报告说，他在中国的宣教弥撒数次被捣乱者打断“‘是谁在售卖鸦片？’ 我担心我的回答不那么有基督精神：‘是谁在吸食鸦片？’我以此数百次让他们沉默无语。”一个令人宽慰的历史偶然，进一步减轻了人们对英国在19世纪的鸦片贸易的良心负担：到了1880年，中国国内鸦片生产量开始与进口持平。终于，英国人可以指着统计数字，来证明中国人是铁了心地毒害他们自己。
就连抨击英国对华鸦片运营活动最为猛烈的批评人士都是反华的。例如唐纳德-梅瑟森，他拒绝就鸦片战争指责英国。他评论说，就连一个学历史的学生都会被误导，因而相信战争起因是由于收缴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更为深层且在当时与鸭片远不相干的。。。中华帝国傲慢无礼地认为它和它的臣民们优越于其它君主国王室及其臣民。” “一开始，在最初的争吵上我们显然是错的。”抑制鸦片贸易委员会的发言人嘉士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承认，尽管如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准则。。。是。。。错误的和无法理谕的。。。对我们这样年纪和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有如一整天里不清洗自己一次那样。。。同样对那时的中国人，发明创造的想法也是如此。。。中国人对欧洲社会所要求的就一件事：不要给我们现代化进步。”
然而，恐惧过去的罪孽会产生报应的内疚仍然徘徊在心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恐惧已持续了几十年了。1840年4月，在议会勉强通过鸦片战争的议案后仅仅数日，泰唔士报称该议案是“冲突之母。。。当大英帝国的殖民的权杖挥舞时。。。她颇负胜名的武力。。。应当用以号召。。。复仇。”一位1847年激进的反鸦片人士同意说：“我们在世界各国面前是罪犯。在全能的主的面前任何事无法掩藏，当一个政府和其国民，以如此之庞大以至无法计量的规模，积极和非法地参与谋杀和毁灭。。。我们全都与这一罪行有关联而脱不了干系，我们因为沉默而参与了一个罪孽，苍天将持久地带来、仅管迟来，但决不空言的报复！”因为，如象鸦片战争的参与和胜利者的辩词——中国人仇视外国人，那么中国人就会因西方人对他们的羞辱而复仇。
难题是描述出报复会怎样进行，所清楚的是这个报复会是精明并且恐怖的，无论那些广为发行的报纸和杂志，如何宣传罪孽深重的中国人的错，中国也是一个（以维多利亚时代估计）具有古老且自豪的文化的国家，‘有着自己的文化、法律和教育机构’。如果中国人可恨，那么他们也就同时可怕。报复，当它来到之时，一定是充满精心策划后的暗算和残暴（这一能力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为英方充分的领教过）。
1886年，一位49岁名叫康斯坦斯-郭顿-克明（Constance Gordon Cumming）的苏格兰旅行家，突然发现她解开了这个谜团：“如果。。。尝试鸦片曾在英国出现，就像它现在在美洲那样，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害怕这种毒品在英国扩散，就象英国持续地将其植于中国一样；并逐渐地在我们的儿童中找到市场——一种恐怖得难以想像的报复，尽管人们抵御它的方法是积极防范。”于是，英国人对中国的不良认知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敌视相混合，造出了“黄祸（Yellow Peril）”。
在整个1890年代，流行男童漫画《好朋友（Chums）》将其绝大部分篇幅用于指导帝国的男童们集邮、英式橄榄球和著名的中世纪宝剑；并回答如“为何辍学的男童总是钟情抽鞭子的主人”这一类主要问题。在1892年11月的下旬，它的编辑暂停了他们全部的标准内容而发表了一系列的“《好朋友》专访”，用于刊登对现代伦敦一处“恐怖的鸦片窝”的调查报道。由一名熟知情况的教士领路，这位记者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入了斯戴普尼（Stepney）和夏德维尔（Shadwell）两区间的“臭气熏天的巷子”，去寻找那“致命的液体”，直到俩人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伦敦东区最有名的鸦片烟馆”。
这是一处漆黑、阴森恐怖的洞穴，它那二十个床位上：卷缩躺着、麻木的身体正在从“填满的毒药”中“享用他们的回报”。一个邪恶的、有着“小猪眼”和一口“变了色的烂牙”的中国业主，讲着一口发音不准的断句英语，讨好地出来欢迎《好朋友》专访组：“欢迎你们，朋友，不要来吸一口吗？”“它可能会使我生病。”从不退却的专访记者想着，“但也可以当作实验去尝试一些事情。”然而当他的嘴唇刚一接触烟枪，他就“开始被呛着了，我的喉咙象是被关住了，鼻腔内象是着了火，大脑发晕。。。我的头像是陷进了身体，腿像是迅即变短。。。我像是吸入蓝色的火焰——然后我突然间重新找回知觉，感觉极度恶心。。。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鸦片烟馆的经历。”
这篇文章所要传递的信息不算特别低调，它是个关于种族污染的恐怖寓言故事：是给英国男幼童关于危险的一课，这危险就是让人堕落的中国毒品正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出现。也许最有意思的是，到了1892年，这种极度恐惧已充分发展成主流并渗入通常欢快、健康的儿童漫画页间。为了了解为何这一切会发生，需简短地偏离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种族科学的神经过敏的世界。
一些种族理论者，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就绝对地得出结论：根据达尔文的物种生存斗争理论，低能的族群最终会被（白种人）统治族群所灭绝（白种人对现代科学的掌握，奠定和维持了其统治地位）。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弱小的种族由于继承了能力缺陷，将无法对抗高贵的种族，因而在地表上消失。”相信世界上种族之间有死板地划分，进一步地为印度叛乱中“难以表述的恐怖”所进一步确认，叛乱的英军中的印度士兵，怀疑英国有一个将他们转变成基督徒的巨大阴谋，从而对英国妇女和儿童进行屠杀，然后这些印度士兵（较死去英国人多得多）被英军报复性地屠杀。对这一突然爆发在印度的暴力，许多震惊的专题报道的读者对当地的解释不感兴趣，认定这是根深蒂固的野蛮性的简洁证明。一位战颤不已、名叫乔治-布莱特的人说：“叫人目瞪口呆，回想印度与我们已交流了约一个世纪，当地土著突然地展现了比北美印地安人更为野蛮的一面，而印地安人与白人才刚相接触。”
十九世纪是属于英国的，但到它即将结束之时，自信则从帝国企业和它的种族必胜的信念中逐渐流失。1880年，爱尔兰自决权运动问题占据了辩论的中心，帝国联盟的基础信念似乎存有疑问。不久，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反对派们就被说服，“每一附属的民族。。。会知道我们再也无法阻挡（这运动）。”波尔战争时的征兵暴露出来了公共卫生灾难性的状态，及英国的经济萎缩（在1870年至1906年间，它占全球生产总额的份量从32%降到了15%），“巨大冲击即将到来”, 基普林在1897年预言说。
对当前种族间的差别，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恐惧开始上升——因为如果所有物种都因其所处的环境而改变和演化，那么它们不仅会进化，也会退化。困扰的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们从退化的恐惧中制造了一个智力工厂，将身体上、精神上有缺陷和与社会不相容的一众（疝气、甲状腺肿、尖耳、恐惧症、酒鬼、妓女）作为危害欧洲大众的遗传性病症，这种想法与公众间逐渐增长对特异独行的社会群体（罪犯、疯子、穷人、同性恋、共产主义者）的歇斯底理，为白种人在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里走向衰落提供了依据。如果情况是如此，种族间无可避免的冲突的结果就值得怀疑。一位1905年后的印度国务大臣推测说：“文明正处于危险中，上升着的邪恶和恐怖的亚洲力量在逼近中；黄色、棕色和黑色人种对抗着全部西方力量。”
在十九世纪的种族等级划分里，中国人的位子总是难以决定，在欧洲人的心中，中国人不仅仅一直是较白种人低下，尽管在十八世纪，琳奈纽斯（Linnaeus）——瑞典分类学之父——自信地将中国人列为猿人／丑恶类，与南非霍屯督人相同。许多他同时代的人赞颂霍屯督人的国家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乌托邦，就算在对中国蔑视的十九世纪，中国仍对英国是个挑战，它是一个存在已久、文化悠久和独特的国家。尽管（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观点）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叶，西方对这个“睡狮”的焦虑日益增长，担心它已准备好反击它的侵略者。和已往一样，对华的不满起始于经济，1860年北京条约中的一条款迫使清帝允许他的臣民移居国外，到1900年，中国劳工开始经世界经济散布到全球，形成颇具规模的廉价华族劳工社会，澳洲约3万1千；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约1万5千；新西兰约3千；英国约有1千。
这好像是风水转到与英帝国主义对立面一样，从1860年起的二十年间，英国用炮舰试图进入中国，现在清帝国通过渗人白人社会进行了回击。英国被衰败的恐惧所惊呆，认为这个华人海外社会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价值观史无前例的威胁，简单的事实是，这些在澳洲、南非、美洲和英国的中国劳工静声静气、勤劳，比其他族群更加可靠和更加清醒。以中国绝对多数的人口数量优势，白种工人不得不改变攻击方向：从工作的效率转到道德品质。亚洲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间的种族冲突, 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之时，仇恨中国人的运动在英国、美国和其它华人移居的国家像南非及澳洲愈演愈烈，并随之诞生了严苛的限制华人移民的法律。
华人社群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指控带来罪恶、暴力和暴乱，被认作是一个神神秘秘、异类、排外、拒绝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相融合的社群。“华族殖民地”在“英伦诸岛的主要港口处均被发现。”战争贩子们宣称，“一群输入进来、被压低薪酬的中国饿鬼”在威胁着要取代“英国海狗的伟大传统”。与此同时，猜疑和暴力开始增长，关系不可避免地越变越糟，徒增了早前有关华人不能包容的邪恶偏见。因这些社区尝试在其内部解决争吵，而不是将他们自己置于毫无同情心的法庭的怜悯下，警察和法官开始假定在华人社区所发生的任何暴力都是黑社会间的战争。同时，中国移民归化的努力——通过学英文、着洋装、娶当地女子——则被嘲弄，或被怀疑因个人企图而试图混入英国社会。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杂志散布的极度恐慌进一步升级，在“中国人在英格兰：日益增长的国家问题”（一篇在内务部随意散发的文章），一位专栏记者警告会有“一个决定谁是世界主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庞大且狂暴的世界末日。”
被公开谴责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被那个时代的观察家们称作“黄色恐怖”），似乎证明了种族战争的正确性，直到此时，英帝国主义中的温和派——查理-义律的睿智继承人——反对盲目地将中国人模式化。他们争辩着：只是中国政府反外国人，有着商业头脑的普通人，相反，是欢迎英国人并愿意与英国人进行贸易的。1900年的事件彻底摧毁了这个想法，中国北方和东部各地针对欧洲传教士的暴力事件，从1890年起始持续增长，到1898年这种情绪汇成了一个秘密社团，这个社团在外国报纸上称作“拳手会（Boxer，义和团）”（它的会员声称他们的武术功夫可刀枪不入）。在1900年春天，在数以千记、绝望、群龙无首的反叛者汇集到北京后，胆战心惊的清廷决定支持这个运动。
6月20日，一些义和团开始包围首都的外交使团，与此同时，西方报纸错误地报导整个在京的外国社区已全部被屠杀，由美、英、法、德、日、意、俄、奥所组成的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攻入京城。在55天对在京的外交使团的围攻期间，全国各地约有200名外国人被杀死，这些人死于拳民自发和官府纵容的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在西北杀害了四十四名男女和儿童：当地巡抚答应保护他们，将这些人骗入衙门，而后将他们处死。）
这些拳民，主要来自社会下层――似乎也对华族具有浮躁的恶行提供了结论性的证据，且不论整个1890年间的环境情况――帝国主义分子迅速地将中国北部带入饥饿、贫穷状况；人们以怀疑的心态看待传教士用手段获取土地和保护“基督徒”土匪，如果那些卷入的拳民没受到如此激烈的对待，难以解释义和团反传教的暴力行为：且不论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移民在北美、澳洲和欧洲所承受了远较之义和团在1890年对待西方人严重得多的排外对待，这个灾难确认了西方所有最为恶劣和陈旧的对华偏见。报纸和各种出版物充斥了由传教士和军人讲述的恐怖和暴力，这些报导让人以为，对全体中国人进行任何种类惩罚性的羞辱似乎都是公正的。在义和团的反抗运动结束后，数以千计的外国军队在中国北方，在一切可以对中国进行羞辱的方面实行报复。所有封闭、神圣的地方均被全面开放，成为“惩罚性野餐”之处：村庄和乡镇被彻底摧毁；一段北京城墙和墓地被炸毁以便铁路可以穿过；紫禁城的宽敞白色的庭院和朱红色的庭阁被用作维多利亚女王的灵堂。士兵们在王朝最为神圣的庙宇里打曲棍球，在皇帝和他的妃嫔的寝宫中挑选住处，在龙椅上随意靠坐，老式柯达相机所记录的这些亵渎的行为让英国国内的读者们兴奋不已。
民众也遭到毒打，刺刀刺死和大规模的处死的惩罚（常常有一大群由士兵、传教士和摄影师所构成的胜利一方的观众围观）。在一个极其可怕的事件中，一名和义和团有关联的嫌疑人（仅管无证据）先被拳打脚踢的毒打（美国人）；而后头部遭枪击（法国人）；随后他的头颅遭踹踏（一名日军）。虽惨遭如此折磨，这个中国人还活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在折磨他的人围观和大笑下痛苦地死去。一位联军的美国指挥官观察到：“自从占领北京后，每杀死一名真正的义和团，约五十名无辜的苦力或农田雇工，包括少量的妇女和儿童，被无辜的屠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