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飘尘评：看看中共高层通奸史，是非常有意思的。关键在于这帮人，都是同事关系，甚至有一些还是朋友。即使一般人做得到的“朋友妻不可欺”，这帮人也做不到。从起源开始，这就是一帮没有底线的人渣！
中共党史上高层「通奸」事件
蔡和森、李立三、张闻天
蔡和森和向警予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两人结了婚。“蔡向爱情”当时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向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可是不久，“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就和中宣部长彭述之有染，暴露后，向警予对蔡认错，可依旧偷情，蔡和森把事情闹到了中央会议上，陈独秀等人给予调解。蔡和森后来也和李立三老婆李一纯暗通，最后闹得乌烟瘴气，只好各自各寻新欢，李立三刚从杨开智那里搞来的老婆也跑了。
李立三与杨开智(毛泽东大舅子)是好友，李立三由北京回湖南，杨开智委托李将自己的老婆，即∶杨开慧的嫂子李一纯，同路带回湖南，途中二人苟合，回到家即宣布结婚，杨开智差点气死。李一纯此时已与杨开智生有一女，叫杨展。
李一纯心急火燎回到长沙，带了杨展就人生急转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重新组织了家庭，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而此时的李立三早已结婚，老婆叫林杏仙，因病瘫痪在床。
杨开智听到这个消息，悔不当初，神情委顿，从此远离革命。
李一纯心中觉得愧对杨开智，于是,耐心做通思想工作，将自己的二妹李崇德嫁给了杨开智。二女一夫，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几年后，历史重演。二年后，李一纯随李立三到苏联，不久与蔡和森有染，在莫斯科，李一纯抛开李立三与蔡和森结婚。
起因是中央让蔡和森向警予这对“模范夫妻”去莫斯科。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
李一纯和蔡和森结婚，良心再次发现，于是又把三妹李崇善嫁给了李立三。
李立三后来在苏联甩了前小姨子李崇善，娶了俄罗斯太太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甚金娜，中文名叫李莎，2人差10多岁。后来李立三遭诬陷为日本间谍被苏联抓了起来，李莎对他不离不弃。抗战胜利后李立三回到延安，不多久李莎从俄罗斯来和他团聚。
张闻天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与刘伯坚之妻王淑贞的暧昧关系。张在莫斯科时曾与一俄女结婚。入江西苏区后即鳏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坚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长期在前线。刘伯坚的妻子王淑贞初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后调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任秘书。不久，王淑贞就成了张闻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成了公开的秘密。一九三五年红军西窜到四川省松潘之毛儿盖，张闻天复与刘英同居了。
提到刘英，她是中共男女关系中应予大书特书的另一个典型。刘英，进入苏区后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经人撮合与伍修权(当时任教瑞金红军学校，兼任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结婚，仅同衾两夜，即宣布离婚。抗战初期，刘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学”去了，张闻天复与刘英之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怀孕，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产”，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乃为取名曰“鸿声”，以影射“闻天”。
张太雷、罗亦农、高岗
张太雷和王一知(施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
郑超麟回忆说，罗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獃獃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大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吗?!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每到一处就要玩一个女人，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外界评价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但这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曾志、李伯钊、范元甄
1927年4月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夜里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曾志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这样，16岁的曾志就嫁给了夏明震。夏明震是夏明翰的弟弟，1928年3月死时仅21岁。
1928年4月，夏明震遇难不久，曾志即与蔡协民成婚。与蔡协民结婚时，曾志说“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一个男婴，取名铁牛。两个月后的1932年1月，她与丈夫蔡协民一道，抱着小铁牛来到厦门，准备稍作停留后便送到母亲那里去，请母亲帮忙照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同志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见面就劝说∶“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儿去了，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晕船不说，路上也可能发生意外┅┅”
“我怕什么幺?”曾志生性刚强，硬硬地顶一句，“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头犹豫片刻，终于尴尬地吐出真情∶“曾志同志，对不起了。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卖了100块大洋。现在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给也得给了┅┅”曾志愣住了，半天才像大梦初醒一般透过一口气。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儿子，最后将目光獃獃地落在市委书记的脸上，久久不动一动。市委书记无声地垂下头，等待那意料中的哭声和责骂。可是，传到他耳边的却是一声催人泪下的颤音∶“服从组织决定┅┅”
卖儿子在还有一例。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经费无着，一边紧缩机关，一边下乡打土豪搞粮食，一边再搞募捐，日子仍过不下去。省委书记高文华与负责经费的其妻贾琏，只得卖孩子以维持。“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洋10元，李大章10元，解决吃饭问题。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
陶铸在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3千多元[摘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第134-135页]。
1932年10月，蔡协民被党中央认为是“社会民主党”，蔡协民和曾志挨批，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蔡前往上海找党申诉，盘缠用尽，以至流落街头，回到福州后以在码头扛包，打石头为生。1933年初，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曾志已与陶铸从为掩护工作的假夫妻，演变成了真夫妻。蔡协民在1934年重新被党接纳，不久即被叛徒出卖而被捕，1934年5月，于漳州就义。
1934年陶铸被捕，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二十三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曾志于是和两个人相好，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为此受到了闽东特委的党内处分，处分决定是∶“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
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承认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
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
曾志回忆毛泽东和她开玩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
1969年10月15日，作为刘邓之后第三号走资派的陶铸被疏散，曾志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随陶铸去安徽，不准与外界联络;二是去广东农村插队落户，不准与陶铸联络。曾志选择了后者。43天后，陶铸因癌症逝世。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
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教科书曰∶曾志同志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将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她的高尚品德和优秀情操，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称赞。
这样看来，革命者提倡的高尚道德，大概不包括对配偶的忠诚，特别是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被组织怀疑、批斗的时候，嘴上没有人这么说，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提到叶飞，有一件事值不能不说，叶飞和粟裕曾火拚过一次!中央曾要求不能把这段历史公布于世。后来叶飞先把此事写出来了，说粟裕差一点杀了他。粟裕也就把为什么要杀他的原因讲出来，是叶飞把粟裕部下几十位伤员杀了。粟裕设计招来叶飞，一枪打死叶飞警卫班长。叶飞是在押送过程中跳崖逃生的，当然叶飞能活下来的原因是手下有闽东游击队。说过后叶飞曾找粟裕理论，粟裕只解释说是刘英（男）指示这样做的，但后来刘英死了，算是个无头公案。原以为49年后党内杀来杀去的，实际上从建党之日起，就杀来杀去了。
党性高于一切，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识已经深入共产党人的心中。朱德曾与国军将帅范石生有结义兄弟之情，在朱德最危难之时候，曾以五千大洋许以收编度过难关，但在郴州之役，范石生的军队就被朱德算计掉了，此战后，朱德在被龚楚将军打趣时言“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
杨尚昆和李伯钊是重庆老乡。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婚。当时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正在打击瞿秋白为首的“多数派”。“因为她(李伯钊)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入党。”(《杨尚昆回忆录》)
与李伯钊同时背着包袱回国的人不少，其中一位才子王观澜和李伯钊同时被分配到闽西根据地。“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战斗生活，王、李二位革命者结合在一起了。到1933年初，杨尚昆抵达中央苏区时，王观澜与李伯钊已经在汀州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王海汀。”
1933年春天，发生了让邓公丢掉老婆的“邓、毛、谢、古事件”。这个事件里，王观澜和邓公同挨整同丢老婆。不过邓公把老婆丢给了领导，王观澜则把老婆‘完妻归杨’，还搭上一个儿子。
当然，教科书不会提杨尚昆这一段好马偏吃回头草的壮举。也不会提杨尚昆本人是支部局的成员，是“唯一不犯错误的二十八个半成员”。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风起云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乘势而起。湖南双峰曾家成为清末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作为曾国荃的嫡玄孙女，自幼在曾家“大夫第”中长大的曾宪植貌美且贵气。
1927年夏，从女生队毕业正值宁汉分裂，曾宪植和危拱之、游曦等一批同学加入了四军军官教导团，南下参加广州起义，教导团团长叫叶剑英。广州起义后，17岁的阿曾在香港嫁给了她的团长。
抗战烽火起，曾宪植千里寻夫，竟发现“我的团长”已经娶了老同学危拱之!问题的解决以危拱之让出叶剑英为代价。阿曾好马再吃回头草，生下唯一的儿子叶选宁。两年后，叶剑英在重庆娶机要员吴博，生女儿叶向真。几年后又娶女大学生李刚，生叶选廉、叶文珊。电影《地道战》里，民兵队长要求民兵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她的团长是“换一个地方打一枪，绝不放空枪”。曾宪植再好的马儿也没胃口了。叶剑英先后有六位妻子和三位没结婚的伴侣，其中最后一位比叶帅年轻将近60岁，这三位女性都没有名分。
同为叶帅前妻，开始与曾宪植同路、后来和李伯钊同运的危拱之，人生之路又迥然不同。
危拱之把叶剑英还给曾宪植之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主持运动的康生宣布“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7月22日，身为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危拱之，“就在(整风)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轻度失常。1949年初，危拱之精神完全分裂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这位在过草地时双脚淌着脓水仍然拄着木棍追队伍的黄埔女生，就这样在孤单和病痛中度过余生。
1989年之后，左王邓力群拟取赵紫阳而代之，值此危难之时，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拍马拧枪枪挑邓力群，撰万言书列邓力群的罪状给邓老头子，并且在最后附上了一条私人恩怨∶邓力群在1945年的时候，乘人之危，睡了李锐的老婆。老头子看了之后说了一句话∶不要算旧帐。但同时也将邓力群打入冷宫，左派翻身之战就此落败。
李锐的老婆，就是范元甄，当年的延安四大美女之一。
她的女儿李南央就写了一篇名为《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文章，“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
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两个人离婚，李锐大病一场，险些死亡。
“解放”之后极短的时间里，范元甄表现积极(包括和父母划清阶级界限等等)，受到了重用，却马上又因为李锐的关系重新被党所抛弃。这两次事件彻底的改变的她的世界观，也直接导致了她对李锐的无比痛恨。
于是在之后的各种运动的风潮之中，她疯狂的揭发李锐、揭发亲人，甚至连女儿都不放过，她似乎变得只有党性，而没有了人性，最终得到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李南央的一个解释是∶范元甄之所以最后变得丧心病狂，是因为她真的害怕了，真的被运动整怕了，所以在延安的时候，要委身于邓力群以求自保;所以在以后的运动中，要靠不停的出卖自己的亲人甚至是女儿来换取一点仅存的安全感。如果说这个时候她还有一点私心的话，我想就是可能她希望通过不停的告发自己的家人，来向党证明自己的忠诚，以及奢望换取一点政治资本。就像后来王朔曾经说过的∶必须要爬得高一点，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当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可以自保。范元甄正是这种心态，她被整怕了，为了自己，她完全可以毫不犹豫的把别人一脚踹下水，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人。
范元甄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做法没有得到组织的赞许，她也从此一直没有再次得到闪光的机会。其实她并不知道，她疯狂逼着自己相信的那一套理论，组织也只是口头上宣传而已，没有人真的相信，当有一个人彻头彻尾的相信的时候，这个人也就没有思考能力，哪怕对组织也是没有用的废人。正如当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是人民自发喊出来的时候，朱德的秘书却告诉大家∶这句口号实际上是老毛亲手写上去让别人喊的。
一个心口不一的人是需要不断的被改造的;而一个被改造成功的人又会变成一个废物，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变态或者自杀就很常见了。让李锐坚持着活下去的那句话，是张闻天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可是要遗臭万年的。
李南央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飢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遥想范元甄当年，英姿飒爽，青春少艾，天生丽质难自弃，怀揣一个梦想，冲破一个牢笼，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典范;且笑看天下群豪，纷纷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然而在中共不断的改造和批斗之中，命运却让她变得品性乖张凌厉、极尽变态，仇恨所有的人，常常向组织三番五次地告自己的丈夫、弟妹和女儿的状。并为包括女儿亲人在内的所有人遗弃，最终在孤独和仇恨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