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当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始，中国开启了一个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实力，也赋予当时已到了如党的11大政治报告所言的“崩溃边缘”的中共政权以新的生命，一度以“中国发展模式”扬名世界，甚至达到能和西方模式分庭抗礼的程度。
历史往往是不断地重复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一段长度，广度，内容和“改革开放”类似的时代，史称“同治中兴”，但在中国历史书通常被称为“洋务运动”，其实同治中兴的内容不仅限于洋务运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段历史，以期发现一些启迪！
同治中兴是指从1860年清朝结束了与英法的战争开始，一直到甲午战争结束（亦有认为直到清朝结束为止）的长达30-50年间，清朝在政治上倚重汉人精英，经济上有了大幅度的开放，引进了新的工业和经济模式，而在军事上建立近代化陆海军的事件。垂死的满清皇朝彷佛获得了新生，从本来在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打击下奄奄一息的状态，又延长了60年阳寿，最后也是以禅让，而非崩溃状态结束了其历史存在。
清朝是个外族征服性的政权，因此维护满族的统治地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原则。虽然满族皇帝会采用一些如皇帝说汉语，娶汉妃的方式来缓解满汉矛盾，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到了乾隆晚期，民族压迫政策就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了。乾隆晚年，清朝人口已达数亿，满族人撑死了没上一千万，靠压迫性的民族政策已难已为继了。从同治起（实际统治者是慈禧太后），清朝起用大量汉族官员，大幅度地减少了民族压迫政策，汉人的主观能动性被释放出来了，不仅在汉人的帮助下平定了太平天国等叛乱，也大力发展了生产力。客观上这是一种解放，生产力被解放了，思想也被解放了。慈禧时年25岁，作为大清的决策者，真不知这位年轻少文的宫中女子，是哪里学来的政治权术和远见。
1978年文革后的中国，也和同治前的大清有的一比。中共是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如果说清朝是族天下，中共就是党天下，因此维护中共的垄断统治地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原则。当时中国虽然没有民族压迫政策，却有阶级压迫政策。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阶级贱民。如果说建政早期，阶级斗争还有凝聚团结的作用，那么到了70年代末，则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了。邓小平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也是一种解放，这和清朝放松民族压迫政策的作用是类似的。在这点上，二者有可比性。
科技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决定性的。清朝按说是个蛮族政权，文明水平要低于明朝，但清朝的人口和生活水平却要高于明朝很多，这与其归功于其执政水平，不如说是科技的作用。清朝初年，大量来自于美洲的植物被引进，如玉米番薯等，产量高生产要求低，大量荒地变成农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而同治中兴时，大量引进国外新的科技，增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决定性的，也就是为什么“洋务”成了同治中兴最重要的特征。经济的发展，是同治中兴的成就的根本。在晚清，清朝面临了很多次挑战，但都没垮下去，甚至于甲午战败后，清朝还延续了快20年，都赖洋务之功。很多人把甲午战败作为清朝改革开放的终结，这是不正确的，虽然北洋海军覆灭了，但清朝还在，工厂还在，1895年后大清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
开放，或者说“洋务”，在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物质，一切都好办了。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也经历了越战，64等巨大挑战，但都没改变开放的主旋律。开放，是这些年成就的根本动力！
同治中兴延续了清朝的寿命，但却没有把中国带向成为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强国的道路， 满清皇族也没有像日本天皇，英国王室一样成为永久性的皇家，根本性的问题，却还是在政治上。清朝有两个死结，一是皇室不愿改为宪政，二是满族不愿放弃族天下的垄断地位。洋务的发展，就必然要引进西方的宪政政体。当时虽然全民民主政权仅美国一家，但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宪政，包括俄国，德国这些帝国。宪政下的皇帝，虽然可以世袭，但权力受到制约，不像康熙那样可以生杀予夺了。而族天下的要求，使得占绝对多数的汉人不满。就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宣传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是指满人，中华是指汉人，战争中汉人反而心向日本了，这也就是大清在初败后就匆匆投降的原因。按说，中国广有千万疆土，数亿人民，只被歼灭了北洋海军和一些陆军，远未伤筋动骨，继续打下去，日本断无胜途。但慈禧考虑到万一汉人跟着日本人反了，那大清就完了，因此草草割地赔款了事。
本朝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发展中国家陷阱”，变成稳定的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在近现代史上，曾有一些一度发展得很好的国家，最后都沦落了。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的还是当年的八国联军。类比满清的同治中兴，本朝也有两个死结，一是领导不愿宪政，二是党不愿放弃党天下的垄断地位。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很多都是绕着人性翻来覆去地重复。人性虽然不会改变，但思想可以改变。如果不从历史中学习点什么，那等待本朝的，可能只是一个同治中兴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