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离开农村有三个途径，第一是当兵，但只有少数人的父母认识当官的叔叔阿姨，可以帮他们走后门。当兵不成就转到父母干校，父母不在干校就转到老家，反正只要有粮食、能吃饱，什么地方都比黄土高原强。
第二个途径是病退，只要能证明身体有病，不能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县医院开个证明就可以回北京。北京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为了能回北京，有人不惜自残，将手脚砸伤。下不了手的人也有聪明办法，去县医院检查身体自称有肾炎，然后把手指扎破，在尿中滴上一点血，化验结果是阳性就能得到一张证明。医院的医生也觉得蹊跷，怎么突然这么多知识青年都患有肾炎。不过他们也实在是同情知识青年，手下留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了一张又一张肾炎证明。后来秘密传开了，医院的门槛被踏破了，而且有的人在尿里滴的血太多了，尿都成了红色的，医院才拒绝再开肾炎证明。吸烟的人也有自己的诀窍，据说在香烟上抹上碘酒以后抽几口，能使肺上出现阴影而不影响健康。
后来又出现了困退，只要能证明北京家里有困难，需要人挣钱照顾老人，也能办回北京。不过谁困难谁不困难当时也没有明文标准来衡量，办困退还是要靠后门、关系、手段，而且有困难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 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的子女办回身边的。
第三个途径是通过招工，这是正当途径。去县城收购站当搬运工，去养路段修路，去粮站收购粮食，只要能挣工资就比挣工分强，除了一日三餐有保证以外，还能捞上星期天休息。能去延安无线电厂、延安钢厂这样的国营企业在当时算是一步登天，虽说延安远远比不上北京，但毕竟是大县城，有理发馆、电影院、饭馆、澡堂，可以体体面面地过日子。大部分知青是通过招工离开农村的。
到了1972年底，一批又一批知青离开了窑洞奔赴新的生活岗位，抱着扎根一辈子理想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理想被招工粉碎了。我们村的邢之泉、张大鹏先后招工走了，史铁胜转到了父母干校，赵琛因肝炎留在北京养病。壶口公社240名知识青年走得只剩下不到50人。西塬村只剩下我和赖为民。昔日下工后大家说说笑笑、精神会餐、下盲棋、背唐诗的苦中有乐的生活恍若隔世。我和赖为民每日继续为柴米油盐忙碌，与劳累饥饿为伴，平时简短的对话中充满了无奈、疑虑、担心甚至恐慌。红红火火的集体插队生活彻底告以结束。
就在这时，西安铁路局来招工，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得多，仅我们公社就有20多个名额。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和赖为民恨不得拥抱庆贺，好像监狱劳改犯获释一般地激动。但冷静下来一想，公社还有50多人，只能走一半。我们把所有人的名字写下来逐个进行分析，发现剩下来的人差不多都出身不好，或父母都被打倒了。这倒让我们感到欣慰了，因为我们俩也出身不好，所以在出身问题上不会吃亏。然后分析政治表现，这50 多人中，有不少人长年不在村里参加劳动，多半时间泡在北京，他们一定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推荐，在这方面我们占优势。在分析政治面目时我有些紧张，因为有不少人是团员，包括赖为民，对我不大有利。就这样我心里七上八下，去公社拿了报名表，参加了公社的学习班，在雪中步行30里，来到黄河边疙针滩上的解放军兵营检查身体，提心吊胆地等待消息。
消息下来了。公社的刘主任通知我和其他人，全公社还有兄弟姐妹八对，都符合招工条件，不能让这八对兄弟姐妹把大部分名额都占了，这对别人不公平。因此公社决定，兄弟姐妹中只能走一个，我们必须自己去商量谁去谁留。
这太残酷了。从小到大，吃什么，吃多少，在哪儿住，住多久，生活中的大事都是别人决定的，现在把生杀大权交给你自己，要自己决定骨肉兄弟的命运太不公平了。特别是刘主任宣布这次招工是最后一次，第二年招工冻结，让亲骨肉之间有生离死别的感觉。是公平、是不公平我们无言以对。最终理智与责任还是超越了感情与怯懦，我们这八对兄弟姐妹不谋而合地作出了相同的决定：哥哥姐姐留下，弟弟妹妹走。
我弟弟走了。赖为民是弟弟，他也走了，村里就剩我一个人，孤守寒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