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读书那阵，一房间四张上下铺床住8人，三层楼的学生宿舍，三，四百号人也住得熙熙攘攘的。那时整幢楼就只有一个設在二楼一端的楼梯旁的一个公用电话。想给谁打电话，首先得让总机的值机员转接到外线才再拨对方的号码，要打非本市的号码就得上长途电话局里排队付钱再等叫号，等多久才接通就不好说了，能睡上一阵或把报纸的所有版面通读一遍是常有的事。接电话就更有意思了，那来电话的铃声之大可以保证三层楼的50-60米开外的走廊远端都能听见，因为并不是老有人会去理会那来自远方来的呼唤，所以那电话铃声也特别有耐心地持续响上好一阵，响的时间之长，足以让人上趟厕所再回来，我的同窗都可以证明，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谁最终拿起了话筒后多半就得接着冲楼道吊起嗓子喊：“x楼，xxx房，某某某，电话!”那嗓门得带点帕瓦洛蒂那种穿透力才行。说归说，好像后来的校友录也没看到谁改行去登台唱意大利歌剧的。
那公用电话里的声音时高时低，多半模糊得老让对方重复，或自己得喊好几遍才能完成一轮信息交换。不像现在的电话可以是浪漫的助情剂，如果有谁一旦企图用那共用电话来谈情说爱，你得把那些只宜呢喃细语的情话使劲地喊出来，不提隐私，光那声调就可以让那片可能的浪漫飘散到云深不知处，恐怕只能让人体会到一股猪八戒娶媳妇的情操。有回夜里，忽听呼喝之声骤起，原来是一哥们判定他的电话交谈被总机接线员偷听，心里老大不痛快，遂在电话里逮着接线员不依不饶地愤怒声讨。唉，那年头，那地方，那环境，那电话，还是省点心吧。
其实那公用电话不屈不挠的铃声也是事出有因，那时轻易不来一电话，用电话多半是有比较重要的事。而靠近电话机那几间房的同学一般因为那电话只有极低的概率与自己相关，故不太愿意去接电话。可那电话铃声偏偏跟上课前的铃声相似，没完没了地老响也够要命的，特别是那逃课的和睡懒觉的听起来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多半最后扛不住的还得去接起电话，然后喊一嗓子。就这一招还真显出总机的专业水平。
和这电话有关，有一不太可登大雅之堂的用语也就被我们班男生作一重新修饰并一直沿用至今。
那是一午饭后，我们同宿舍的一叫“九爷”的哥们肚子不太对劲，把书本一撩就掖了张报纸直奔厕所去了。说明一下，那时我们的文明进化程度比较低，不兴装腔把厕所叫“洗手间”，也没有“奢侈”到用“厕纸”的生活水平，而带报纸上厕所是巧用时间兼环保之举，那报纸看完了还能派点别的用场的。这下刚好听到二楼的电话响了几声，不知谁搭了一句，可能是长途电话吧。这中文“心有灵犀一点通”也的确传神，站在楼道里闲扯消食几个同窗就马上想起刚刚跑进厕所那主，不约而同地冲着在长长楼道另一端的厕所猛喊：“九爷，长途！”。那个后来当了跨国公司董事长又给学校捐了上千万的哥们的嗓门还特亮，多年后我们提这事还特别给加个点评，人就是与众不同。这下可好，不到一分钟，九爷神色慌张地提拉着皮带从厕所里冲了出来，一直跑到长廊中，看到我们几人在宿舍门口憋着乐的样子，他明白了，嘴里嘟囔着什么，揪着裤子重入五谷轮迴之地。可见咱们的九爷够机灵的。若干年后，九爷带着他的研究生到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了和我们”一壶浊酒喜相逢“之际，提起当年“英雄”事，那酒喷了一桌。明代杨慎的【临江仙】“古今多少兴亡事，都付笑谈中”点破了一个真理：佐酒品茶的最好的佳肴就是人生沧桑。
从此，我们班男同窗不仅知道“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土匪切口暗语，而且经此一举，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跨越，不再用“上厕所”那么俗气的名词了。我们把某种需要花点时间的生理行为很有档次地冠名为去“打长途电话”，这在任何时空使用都不会引起尴尬，不是吗？哦，那时我们的商业意识比较薄弱，忘了申请专利，实为憾事。
